我老公陪我去产检时，碰到了最不想碰见的人——那位妇科医生——她曾为我做过两次手术。 那我最不堪回首的一段痛苦经历。
第一次看到「男子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
我和姐姐还专门在电话中感叹过，别说是两个恋爱中的人，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也不能够啊。
姐姐还说，下次见了子辰，一定提醒他，今后谈恋爱，别动不动就往桥上跑。
直到派出所的人找到姐姐，出示了身份证、照片，以及其他一切能证明「那个子辰就是姐姐的独生儿子李子辰」的时候，我才感到，多年前那种黑云压顶的感觉终于又逼上来了。
当年，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弟弟、我们家族的希望之星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地生出过一股不祥之感。
我还分析自己，我大概天生就是那种凡事先往坏处想的悲观者、可怜虫。
子辰比我的儿子小博只大一岁多，各方面条件都决定了他们应该格外亲密，宛如亲兄弟，实则不然。
有一年，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子辰来我家做客，跟一年级的小博一起玩游戏，玩到酣处，突然一把掀翻小博，抱起游戏机，一个人霸着玩。
小博不服，照他腿上踢了一脚，他抓起小博的衣领，把小博逼到墙上，抡起拳头就往脸上砸，害得小博去医院缝了五针。
我非常为难，我想我应该向姐姐举报子辰的暴力行为，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是自己照管不力，我应该把事情控制在他打人之前，想来想去，我没有将这事告诉姐姐。
自从那年爸爸出事以后，姐姐迅速跃居一线，颇有撇开我们的无能妈妈大权独揽之势，新官上任三把火，包括妈妈在内，我们几乎天天看她脸色。
后来我们慢慢都长大了，她还是没能卸掉责任感和使命感，继续呕心沥血地维持着她在这个家的一把手威严。
对我们几个长大成人的弟妹，动辄吼叫呵斥。
姐姐对自己年幼的儿子，更是坚信「说的风吹过，打的铁膏药」。老师点名了，回家要打，留校了，更是要打，哪次考砸了，除了打，还要撕本子撕书，有一次他扯断了女同学的书包带子，姐姐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擀面杖追着打，直到把子辰的屁股捶得像两颗咸鸭蛋才住手，边打还边骂他是个小流氓。
因为我的不举报，子辰和我的关系从此有了某种默契，他妈妈说什么他未必听得进去，我要是说了什么，他多半没有异议。
至于小博，他跟子辰再也亲密不起来了。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个消息时，心里其实是咯噔过一下的：不会真的是他吧？
出了这事我们才知道，原来子辰已经有了个女朋友，都同居两年多了，目前女孩子似乎正有移情他处的迹象。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要是知道肯定要给他打预防针的，多大点事啊，谁一生只谈一次恋爱呀。
恐惧和焦虑完全控制了姐姐，她大睁着两眼，连流泪这事都想不起来了。
姐姐开始没头没脑地收拾东西，无论如何，她要迅速赶过去，看看子辰，见见人家女孩子的父母，给人家下跪，让人家泄愤，谁让她生出了这种儿子呢？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怎么说得出口。
她要求我陪她去，这是自然，姐姐是家中最大的孩子，在她之后，我们家连续夭折了两个，到我出生时，她已经可以为父母分点忧了，因此姐姐在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孩子，而是仅次于母亲的家长。
是的，她比父亲还管用，父亲动不动就从家里失踪了，她则可以像母亲一样，常年坚守岗位。
现在，姐姐老了，而我正值壮年，理应由我来当她的家长。除了这个因素，就个人素质而言，姐姐也不适合抛头露面，奔走呼号，姐姐唯一的工作经历就是在棉纺厂干过几年挡车工，子辰还没长大，工厂就倒闭了，她后来再没工作过，当然也没闲着，整天风风火火，咋咋呼呼，但认真说起来，竟没一个人说得清她到底在忙些什么。
因为这事，子辰的学校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离家不远的二本，算是托子辰的福，狠狠出了一把名，现在这个学校正急吼吼地跳出来撇清，说子辰并非他们的学生，他已经毕业了，却以报考本校研究生为名，钻学校管理上的漏洞，未经学校同意，继续单方面逗留在校园里。鉴于这个原因，学校对李子辰的个人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原来这几年我们一直活在欺骗里，我们以为子辰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白天泡在图书馆里、不上课的教室里，晚上混在某间学生宿舍里，整日不是苦读苦写，就是在校园的树荫里大声背诵英语。
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单纯太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了，子辰大四开始就在外面租房，当然是跟某个女孩子住在一起。
至于房租之类的经济问题，他进校第二年就开始做家教，基本实现了一半的财务自由，但他瞒着家里，说他只想专心学习，不想去勤工俭学。
家教帮他挣回了恋爱基金，家里则分文不少地为他缴纳学费和生活费，双线并行，相安无事。
得知我要陪姐姐去，小博不高兴了，他说妈妈你不能去，大家都在说子辰哥哥是变态。
瞎说八道！哪有那么多变态，人犯错往往就是一念之差，谁都有犯错的可能。
人家已经重新打量我了，本来我们几个人计划周末去一个野营基地，现在有人突然退出了，不去了，我估计就是看了那个新闻的反应。
问题严重了，我不能完全无视小博的意见，连老公也说：你不如让她带个律师去，反正少不了请个律师，人家是专业人员，我们都是外行，别莽莽撞撞跑过去，搞得无法收拾。
还能收拾个什么呀！我心想。
我跟姐姐说了老公的意见，她本来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听我一说，拎着包的手松了。
还要找律师？你是说要想办法把他的杀人罪推掉吗？我觉得不可能，你替人家的父母想想，好好一个人……
我是不打算请律师的，我也请不起，幸亏他法犯得真，否则我还真为难。
姐姐突然照她的旅行包踢了一脚：让他去死！让他去抵命！人家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人家不该白死！
我逃了出来，我可不想陪她一起骂子辰，或是抱头痛哭，此时此刻，我心里更多的是悲哀和恐惧，我们家到底是怎么了？
隔几年就来一个惊天动地，隔几年就来一个无妄之灾，我们这个家族得病了吗？也许姐姐说得对，与其找律师，不如去找个神婆之类的人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病根子到底出在哪里。
很晚了，姐姐找到我家来，一改风风火火的步态，脸色苍黄又坚毅。
我决定了，不去了。她一屁股坐在我面前，两眼使劲瞪着地上。
「我去干什么呢？安慰他？鼓励他？打他？骂他？你走了没多久，不知哪里飞来一只乌鸦，落在窗外的樟树上，望着我呱呱一通乱说，我从不知道乌鸦可以那样说话，说了有一两分钟才走，稀奇吧？这里从没来过乌鸦，乌鸦是不会进城来的。它的口音我听不懂，但我听懂它的意思了，你别笑，我真的听懂了，它一走，我突然就下定决心了，不去了，有什么好去的，去了也没用，什么都别指望了，这回全完了。」
「乌鸦什么的你就别多想了，它肯定是饿了，闻到你厨房有肉味，你的厨房正好靠近窗户。」
姐姐不相信我的解释，我自己也不相信，能飞到城里来的鸟，胆敢让人看见的鸟，从来都只有麻雀。
「哪有脸去啊？感觉我自己也成杀人犯了。他是你看着长大的，你凭良心说，我打他打得少吗？打得不够狠吗？生怕他变坏，生怕他闯祸，真是越担心越出鬼。要不你代我去吧，你要是能见到他，就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他活一天，我也活一天，他哪天走，我也哪天走，生他一场，我能为他做的就只剩这么点了。」
姐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怎么办？只能点头了。
「我受够了！从小到大，这个家的男人，老的也好，小的也好，除了耻辱，连一颗扣子的好处都没给过我。」姐姐说。
我觉得姐姐总结得真好，刚刚我还在想我们这个家族是不是得了什么病，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没病，病的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每次出事都是他们，每次都是他们把好好的日子捅出一个大娄子。
姐姐：「我可告诉你，仔细照看好小博，现在就他一个全乎的了。」
我：「别瞎说，搞得人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们家第一次发生变故时，我还是个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我起了床，来到厅里，并没有早饭在等着我，母亲在流泪，姐姐坐在她旁边闷闷地发呆，再一看，门口很多泥泞和脚印，脚印坑里的水还是浑的，这表示很多人刚刚离开这里。
我决定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饭吃，我得吃了饭赶紧去上学。我一路经过客厅、卧室，来到厨房，沿途都是打翻的桌椅、衣物、瓶瓶罐罐，房门大开，箱子和柜子的门都斜挂着，我躲着它们走，怕把它们碰掉下来。
「抄家」两个字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我们在课间玩跳绳，几个老师靠着晒墙聊天，一个老师突然说：「人只有在这个年龄才有幸福可言，老子坐牢，家里抄家，一家人愁得死去活来，她浑然不知，天天跳绳，比谁都跳得好。」
我一回头，那个老师正忧伤地望着我，虽然他及时移开了视线，我还是猛地醒悟过来，他刚刚说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他们正在议论我。
刹那间，我想起了那个下雨的早晨，家人的眼泪，家里的乱象，门口的泥泞。
冬天到了，我看到姐姐和妈妈在打捆一个包裹，里面有爸爸的棉袄，姐姐生气地扯开打好的包裹：「舅舅已经交代过了，叫你找一件破的，补丁多的，这件才两个补丁，搞不好人家还以为他真的投机倒把赚了好多钱。」
妈妈立刻解开包裹，片刻，一件打满补丁、多处露出棉絮的旧棉袄被妈妈找出来，姐姐仍然气鼓鼓地瞪着妈妈：「凭什么要我送？这都是你该做的事。」
妈妈垂下眼皮，像犯了错误的孩子，姐姐这是故意揭她的老底呢，在我们家，抛头露面的事从来没有妈妈的份，因为她不识字，也不识路，天下的路她只认得一条，那就是回娘家的路。
她活着，除了生下我们，然后像牛一样干活，别的意义一点都没有。
姐姐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出发的，我全无印象，我猜我大概是个发育迟缓儿，身边发生的事很少能刻进我的记忆里，即使有，也极其零星、极其片断。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已经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拉开门闩，姐姐一头闯了进来，把手上的包裹皮往地上一掼，硬邦邦地坐在椅子上喘气，她的样子吓坏了我们，偏偏这时，妈妈赶我们这些小的去睡觉，我不甘心，折回来，凑近门缝，我看到姐姐在流泪，妈妈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地望着她。
若干年后，我在县城工作，并安了居，头发已经花白的姐姐来我家做客，她指着一条路说，往那边走，就是看守所。
我问她怎么知道那种地方。
她说你那时还小，不知道爸爸在那里被关了一年多，我给他送过衣服。那里的人都好凶，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送衣服的家属，也不是什么好人，用不着好好说话，张嘴都是吼，瞪圆了眼睛吼。直到现在，我一看到那些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心里就发怵。
他到底干了什么他们要抓他？
他带了一些人去码头装货卸货、修桥补路，最严重的可能是贩卖粮票，具体还有什么我也不清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投机倒把、黑包工头之类的。
我明白了，要是家里有个能说事拉理的人，保不定后来还能去跑跑平反呢。可惜那时我们都还小，唯一大点的姐姐又深以为耻，不愿再提。
我想起有个同学在公安系统做事，就问姐姐愿不愿意再去一趟，说不定当年吼她的人还在那里呢，可以去看看他们，奚落奚落他们。
姐姐一听赶紧摇头：「那种地方，去一次，恨不得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一个月，才能消除晦气。」
唯一能详述那件事的人只有妈妈和姐姐，但妈妈去世早，姐姐根本不想提，直到后来，我们都已接近母亲当年的年纪，再提及此事，姐姐的语气突然变了，一丝丝戏谑，加上一抹辛酸的微笑。
「在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劳动呗！听说冬天让他们去塘里挖藕，洗冷水澡，夏天去砖瓦厂出窑，衣服都脱光，一来太热，二来脱光了就不好跑。晚上安排读报，学习。还是受了苦的，人都病了才放他回家，进门时差点没认出来，浑身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对谁都说党的政策好。他那个人，本来就有点口是心非，从那里出来后，几乎听不到他一句真话，无论对谁。」
不过我发现，他回来以后，话少了很多，他以前可是个话篓子。
我对爸爸回家那天稍稍有点印象，仍然是夜里，小时候大多数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夜里。他推门进来，先是扶着门站着，后来又去扶桌子，再去扶椅子，那种混合着兴奋与紧张的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
与我们家食物严重不足、个个面黄肌瘦相反，爸爸成了个大胖子，白胖白胖的爸爸得到全家的精心呵护。
然后我就记得有个穿制服的年轻人频繁出入我们家，就他那身制服而言，他对我们太过客气了，笑容也嫌多了点，每次来我们家，都先去爸爸床前请安，今天怎么样？好点了没？
爸爸躺着，朝天伸出一只胳膊，抬手掐给他看，随便一掐就是一个圆圆的深坑，久久无法平复。真想吃点盐啊。爸爸绝望地喊。
穿制服的年轻人总是说：你身体素质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要急。然后就去找姐姐。
姐姐对他的态度有点奇怪，不是直接躲开，就是很不礼貌地拿屁股对着他，她这样故意冒犯他，他也不生气。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姐姐跟他好好坐着说话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人家让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制服青年懊恼地说。
「做得好，就该那么做。」
「你也要替我想想，端人的碗，服人管。」
「你是没得选，但我还有得选，我要是跟捆我老子抓我老子打我老子的人好了，世人都不会原谅我。」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不会把这事放在心里，他说他听你的，以你的幸福为重。」
「还有我的良心，你也问过我的良心了吗？」
这话让他们痴痴地对望了一阵，制服青年怏怏地走了，此后再也没来过。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制服青年在爸爸抓进去之前就来过我们家，只是那时候他还没穿上那身制服，而且那时候我更小，对他几乎没有记忆。
他们说，如果不是爸爸出事，制服青年很可能就是我姐夫，因为早在爸爸出事之前，他们就有了那点意思了，谁也没想到，那些人会把抓捕爸爸的工作交给他，上面正在着手培养的大有前途的他，除了出色地完成任务，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他既不是个愤世嫉俗者，对姐姐也还没有爱到铭心刻骨无法替代的程度，他那时只是个还没完全翻开爱情这一页的普通青年，上面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他就要出色地完成，要对得起上面对他的信任，何况那还是个难得的机会。
姐姐很快嫁给了别人，一个农机厂的工人，制服青年后来正式进入派出所，成了一名警察，再后来，他当上了派出所所长，声名日隆。
他的妻子是一名端庄的小学老师，气质远远好过棉纺厂挡车工出身的姐姐，我在想，所长同志如果偶有走神的时刻，很可能会想，幸亏当年我姐姐拒绝了他。
继姐姐之后，只过了两年，姐夫也沦为失业工人，他弄了个修鞋的摊子，整天待在街角，脚边簇拥着一堆脏兮兮的破鞋。
有一天，派出所所长面色红润地从一家饭馆出来，迎面看见初冬的太阳底下专心钉一只鞋掌的姐夫，姐夫一直穿着原农机厂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可能正是那身工作服给了派出所所长好感，无论是技术还是人品，人们总是更相信专业制服。
派出所所长径直朝他走过去，拉开椅子，踩上踏板，要求擦鞋。
别说他穿着派出所的制服，就算是普通人，姐夫也要先做最当紧的生意，于是赶紧丢下正在补的鞋掌，过来擦鞋。
一只鞋没擦完，姐姐拎着饭盒过来了，她一直给姐夫送饭，姐夫吃饭的时候，如果有生意，她也能接过他的擦鞋布代他做。
姐姐是个正派人，走路从来只看脚下，一直走到跟前，才看清擦鞋的人竟是他！
派出所所长也认出姐姐来了，收回正在擦的鞋，想要站起来，但姐夫擦得太投入，竟不让他收回去，拉着他的裤腿哎哎着，他下意识踢了一下，正好踢在姐夫的胳膊上，姐夫可比姐姐机灵多了，知道派出所的人不敢得罪，就算给踢疼了，也忍着不吭声。
姐姐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红得要滴出血来。
派出所所长被她的红脸逗笑了：「是你呀！这么巧！不过说真的，你要是不红脸我还认不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个爱红脸的人呢？」
他说了这么多，姐姐只听见了他一句话，他差点没认出她来，她心里有数，他那是在说，她老了，老得他都快认不出来了。
姐姐脸上越发搁不住，饭盒往地上一顿，扭头就走。
那天姐姐和姐夫吵架了，为的是姐夫没洗脚就上了床，两人越吵越凶，姐夫打电话向我投诉，说我姐遇上了老情人，新旧对比，落差太大，就把气撒到他身上，他又不是出气筒，她要是还喜欢别人，尽管去追求别人好了，尽管去当派出所所长太太好了，他不仅不阻拦，还可以送她个礼物，愉快放行。
话没说完，就听得一声惨叫，估计是姐姐实在听不下去，打了上来。
第二天，我专门拐到街上，远远地看了眼姐夫的鞋摊，他出摊了，吵架并没耽误工作，说明这架吵得还不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于是放心地去找姐姐，姐姐在家里做腌菜，两腿间一只大盆，一层青菜一层盐。
我担心她做得太多，吃不了，她闷着头说：你们哪年不是吃完了还找我要？
是的，我们什么都找她要，腌菜，腊肉，茶叶，干菜，所有老人才会准备的东西，我们都找她要，长姐当母，我们是真把她当作母亲来对待了。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母亲还没老到那个地步，心里还装着一个让她耿耿于怀的男人。
如果是我，看到人家这么可怜，我就装着没看出来，把脸扭过去不让人家看见。他当然不会这么做，他巴不得让我看到他如今的荣耀，他以为我会悔不当初。
那你后悔吗？我坏笑着问她。
我为什么要后悔？各人有各人的命，我要是跟了他，他能去派出所吗？还不是跟你姐夫一样，该下岗下岗，该摆摊摆摊。
这话我服气，当年他要真的违背命令，不去抓我爸爸，他可能会赢得姐姐的芳心，但武装部的培养肯定也泡汤了，当然也谈不上后来的派出所。
我坐下来帮姐姐往菜帮子上抹盐，稍稍聊了聊，才知道她对这次街头邂逅的怨气简直无法比拟。
你过你的好日子就行了，你尽管去吃香的喝辣的，就是不要回过身来尝一口可怜人的汤，嘴里还喊：好苦啊！
「人家没来尝你的汤，人家也没觉得你可怜，是你自己心里不平衡。」
「我有什么不平衡的？我平静得很，根本就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人。」
忘了还脸红？我想象她这张老面皮在男人面前情不自禁红得发烫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
她使劲扯下一片阔大的菜叶，怒视着我：你有什么资格笑我？一个至今都不敢走解放路的人有什么资格笑我？
我不敢去解放路，是因为那里有个人民医院，准确地说，是因为那里有个想起来就令人脊背发凉的妇产科。
第一次去那个充满血腥与耻感的地方，是姐姐陪我一起去的，做了好几夜噩梦、提心吊胆跟她说了那件事后，满以为她会打我，没想到她反倒哭了起来，就像那件说不出口的事是她做下的。
他不能陪我一起去，那是个秘密，他说我们在共同孵化一只巨蛋，我上大学的那天，就是我们孵化成功的日子。
他是我的语文老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从头到脚的书卷气。
那段时间有两个电影明星最受我们追捧，一个是林青霞，一个是秦汉，我的老师就恍若秦汉，真的，身高，脸形，发型，尤其是笑容，简直跟秦汉一模一样。
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迷上他了，我瞬间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为什么会在困窘与尴尬中顽强存活了十六年，为什么一意孤行放弃了另外一所中学，放弃了高考，来到这所中等师范学校，原来都是为了遇上他，我必须经历过那些才能来到他面前，就像小溪必须跌落无数悬崖，穿越无数山涧，才能投身宽阔平静的河面一样。
是我主动的，我一发现他，就开始挖空心思接近他，引起他的注意，生怕有人抢在我的前面，我常常听着听着课，思绪就飘走了，进入另一个情境，只有我和他的情境。
我成功地抢到了他，他亲我的那天，我发了疯一样，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跑遍全城，跑遍每一条街道和巷弄，直到跟一辆摩托车迎面相撞，书包飞出去，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
我说我应该不上初中，上完小学就直接来这里，跟他相遇，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他说他也做了好多错事，他不该过早结婚，又立即当了父亲，不该在做下那么多错事后又觉醒过来，想要自我纠正之前的错误。
他说他不喜欢大嗓门的中年妇女，尤其受不了他喜欢的姑娘变成一个哺乳的工具，一个老于世故张牙舞爪的家庭一把手，他宁肯她生涩一点，笨一点。
我说谁也抗拒不了时间，时间会把每个女人都腌制成那个样子。
他坚信我不会，因为我的身体构造跟她们不一样，脑回路也不一样，正因为这些不一样，我才是他见过的写作上最有才气的学生。
那时的我，是个多么古怪多么褊狭的孩子啊，别的都不在乎，只要有人发现我这一个优点就飘飘欲仙，为了这一个优点，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优点。
我们在江边某个隐蔽的地方租了间房子，那间小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面朝江水的小门，我们在那里上「补习课」。
足有半年时间，一放学我就往那里冲，多数时候是他先到，我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如胶似漆，我们当然也上课，这方面他有绝对的权力，他想在哪里上课就在哪里上课，桌边，灶台边，床上，随时随地。
他讲什么我就听什么，他肚子里有无穷无尽的知识，张口就滔滔不绝，流光溢彩，令我目眩神迷，五体投地。
夜深人静时分，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我坐在他腿上，我们一起望向黑漆漆的江面，江水汩汩，汽笛感伤而过，无须开口，全身心已麻花一样缠成一团。
是他发现我怀孕的，他说他不能陪我去，但我也不能一个人去，医生会盘问我，那将是他的灾难，当然也是我的灾难，我们会被兜头泼来的污水浇得面目全非。
他问我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喜爱我又对我宽容的人，他说我只能找这种人陪我去。还有谁呢？我想到了姐姐。他也觉得姐姐是这个世界最值得信赖的人。
他要我告诉姐姐，他在默默等我，他会用一个成年男人的毕生之力来守护我成长，并最终守护我们全家。这一天不会远了，我们已有详尽的计划。
我话还没说完，姐姐就扑上来揪我的头发：「你去死！我才不管这种丢人现眼的丑事！」
我哭着去捡地上被她扯下来的一绺绺头发。她也开始哭。
我告诉她，我们是一定要结婚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骂我：「你这头猪！傻瓜！每个坏男人都是这么骗女孩子的。」
我很生气，宣称如果她再骂他是坏男人，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她马上不再骂了。
我知道她一晚上没睡，不断弄出各种声音，早上五点，天还没亮，她就把我拖起来，一路数落我：「真是厚脸皮，居然还能睡得鼾是鼾屁是屁的！」
我们一径来到解放路，一个事先约好的医生在妇产科等我们。姐姐让我叫她姨妈。我从不知道我们在医院还有个姨妈。
姨妈是个寡言的中年女人，她似乎更愿意用目光说话，刀子似的目光刺了我一刀又一刀，最后刺向那个古怪的刑具似的床，我胆战心惊地爬了上去，任她扳开我的腿，用力往下压我的屁股。
姿势摆好了，姨妈才说话：「先讲好啊，待会不要鬼叫鬼叫的，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她的语气加深了我的羞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啊，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后悔没给他留下一句话就这么死了，结果我又活了过来。
当我穿好衣服，虚弱地来到外面，我发现自己突然矮了一大截，原先我比姐姐高出一点点，现在倒比她还矮了，我感觉她的目光在往下看我。
天正好亮了，该去学校上早自习了，不敢耽误功课，也不敢让班主任过来问我为什么旷课，我坐在教室里流冷汗，发抖，还好一切都是暂时的，趴一会就好了。
他在我们的小屋里为我炖了鸡，我问他，为何我们谈论的世界那样美好，我们的身体却在经历如此不够美好的事情。
我都不敢把妇产科的情景讲给他听，我怕他从此瞧不起我，进而瞧不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那里的一切跟我们精神上经历的一切格格不入。
他抱住我，叫我闭上眼睛，听他的心跳，我听了一会，连自己的心跳也听见了，我在两个人的心跳声中依偎了一会，一切伤痛和不适就都平复了。
他开始安排我们的未来，他叫我一定要考到北京去，要进入中国最好的中文系学习，然后他也要去考那个学校的博士，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扬眉吐气地生活了，再也不用耗子似的躲在这个小洞里，出门前还要事先透过门缝张望一番。
我们被北京计划激励着，每天都像随身携带着一笔秘密巨款一样，脱离集体，压抑着隐秘的兴奋，匆匆来去。
姐姐在棉纺厂上着「三班倒」，跟我碰面的机会不多，有那么几次，她逮着我问：「跟那个人断了没有？」
我说断了。
我想的是，等我和他去了北京，再来告诉姐姐实情不迟。
离上次手术不到三个月，我又怀孕了。
我真想独自跑到解放路那个妇产科，独自去求那个胖胖的话不多的姨妈，我试了几次，实在做不到，只好哭哭啼啼来到姐姐面前。
姐姐一听，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走！带我去找他！老子跟他拼了！」
这一回，无论我怎么哀求，姐姐都坚持一定要见到他。
「太欺负人了！」她噙着眼泪嚷，投向我的目光带了点让人感动的怜惜。
我一把抹去眼泪：「姐姐你怎么能这么愚昧呢？他不是在欺负你妹妹，他是太爱你妹妹了。」
跟刚才不同，这次姐姐一口气甩了我三个巴掌。
「真是个贱货！」
接下来，她破天荒对着我蹦出了一连串脏话，听得我目瞪口呆。
我一生气，就决定不求她了，肚子里的事情我也不管了，随它去。
当天晚上，姐姐哭着来找我，她说要是妈还在，她才不想管我。她一手拎着四只煮鸡蛋，一手拖着我，往解放路那边走去。
姨妈被我们吓着了，她瞪着我姐姐：「你这个当姐姐的也不管一管？」
姐姐就哭，比当年妈死了哭得还伤心。「我要上班，我是三班倒，我还要管一大家人吃喝拉撒，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跟着她。」
姨妈瞪我一眼，领着我怒气冲冲往手术室走，器械往盘子里扔得砰砰响。
我想我今天死定了，她肯定要把这股气都撒到我身上。
没想到她异常温柔，问我今年几岁，在学校有没有好朋友，还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很漂亮。
漂亮是天老爷给你的一颗无价之宝，是要你把它献给命中注定之人的，你不要送错了，更不要在中途就把它弄脏了。
我听懂了她的意思，诚恳地告诉她，我没有送错人，千真万确，他就是我要送的那个人。
她叹了一口气，暂停下来，好像不想给我做了，不过她马上又改变了主意，重新行动起来。
跟上次完全不同，这次她居然边做边跟我说话，我猜她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
她问我，「我认定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想她又不知道我是哪个学校里的，就大胆地说出了老师的名字。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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