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探索篇】张宜生：有色金属行业的“期货壇变”

作者：张宜生

张宜生，1952年3月生，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曾任大学讲师，1989年12月起历任中国有色金属贸易集团总公司副处长、处长、总经理助理、副总、常务副总兼任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法人代表。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理事会秘书长一职。曾任重庆商品交易所副理事长，北京、天津、沈阳、郑州等交易所理事；新华财经信息咨询公司董事长；深圳实达期货公司、天津鑫国联期货公司、上海东方期货公司、上海金鹏期货公司等公司董事长；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副会长、中国期货业协会非会员理事；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等职务。

有色金属期货是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公认较为成熟的期货板块，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长期发挥较好。同时，我国有色金属产业的长期稳定盈利和长期稳健经营能力也较为突出，行业供求关系、杠杆率、库存和成本等结构性指标长期处于才目对较合理水平。现在，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色金属进出口国，这当中期货市场功不可没。然而，由于资源分布特性，我国有色金属企业往往位于边远贫困山区。在这种恶劣的区位条件下，有色金属行业如何率先试水期货，又如何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个中奥秘值得我们细探究竟。

改革开放后，有色金属行业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行业，积极探索市场化变革。1991年，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以下简称金交所）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成立，这为后来有色金属行业有效利用期货奠定了基础。1989年年底，我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到有色总公司任职，从此就一直在有色金属行业工作。时至今日，我更认为期货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上市，一定要懂得利用期货市场。

有色金属行业的体制变革
我们国家的改革，往往是先试点，后推广。1982年和1983年国家选择了两个城市——武汉和重庆，作为大中型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选择了两个行业，一个是石化行业，一个是有色行业，进行行业改革。有色总公司的前身是冶金部下面的有色金属总局，是个政府机构。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把有色金属总局单独拉出来，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这是1983年的事情。有色总公司除了管辖我国主要有色金属生产经营企业外，还管理一些行业相关企业和机构，包括研究院、高校等。有色系统有70多所高校，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有色总公司当时有126万人，直属、控股、参股企业2000多家。简单来说，有色金属行业的改革过程是从政府先转成“政企不分”的企业化机构（代行行业管理职能），然后再转成企业，完全转成企业是在2000年。

有色金属行业资源特殊、品种多、差异大，发展很困难。过去我们写报告经常写的一句话，“有色总公司下属企业大多地处老少边穷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山区，人才匮乏）、交通不便、信息匮乏……”。有色金属有60多个品种，除了铭、铁、镒之外的金属都属于有色金属。其中大概有21个是所谓的工业化必需品种，铜、铝、铅、锌、锡、镣、鸨、钳、禅、钛、钻、硅、镁、铉、锢、镉、汞、钳、镑、相、铉。除此之外，还有硫精矿和硫酸以及14个稀土品种（稀土品种里有7个重稀土、 7个轻稀土），还有铜材和铝材。这都是有色总公司管理的品种。

虽然有色行业和中石化同样被选作试点行业，但改革开放4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两个行业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石化行业走的是相对垄断之路，而有色系统走的是完全市场化与国际化道路。这种变化与我们前期思路有关，也跟我们的行业特性有关。石油与其下游产业是一条集中的链条。有色体系则品种很杂，很分立，有的品种之间甚至完全不相干。不同品类金属的工艺、装备都有本质的不同。比如铝镁是轻金属，铅锌是重金属。铝是轻金属，需要露天开采，那就意味着它的规模都很大。重金属则完全相反，地底深部开采，工作面就那么大点地，你想增产也难。还有，很多有色金属相伴而生。铜镣不可分，镣里一定含铜，铜里一定含镣，而且铜镣都含黄金、白银。你懂了铝镁不一定懂铅锌，懂了铅锌不一定懂铜镣。所以，当时每个品种下面都有对口院校、研究院所的相关专业，分工很细，每个都可以是产业链，都可以自成体系，也都有自己的科研以及教学队伍。由于有色体系的复杂性，它无法像石化系统一样实现高度垄断，市场化、国际化是唯一出路。而在有色金属行业改革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三角债”经济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它的市场化进程。

有色行业发展遇瓶颈
1985年，国家物资局发布《关于放开工业品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取消属于企业自销和超产部分出厂价格不高于国家定价20%的限制，实行市场调节。价格双轨制开始推行。

双轨制之前，我们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我们的客户只有一个——国家，生产完国家就拿走了，也就是统购包销模式。物资部代表需方，我们代表供方，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单子，说军工企业要什么、农业口要什么、机电口要什么、冶金口要什么，大概涉及40多个行业，每个行业汇总后上报给我们。我们所谓的“按需生产” 就是按这个单子来制订生产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有其弊端，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这些计划也都是各个归口的机关单位统计归纳出来的数字，与实际不断变化的需求差别很大。同时企业的供应始终追不上需求的发展。因此国家提出要改革，企业可以自筹资金上项目，上了之后产出可以按照市场价卖，不过国家要求的任务我们还要按照单子上交，这就形成了国家统配资源和市场资源双轨并存的实际状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下旬，各阶层群众认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各大中城市立即出现抢购风潮，人们甚至挤兑未到期存款以抢购商品。有色金属价格也出现了一轮暴涨，镣的市场价从每吨2万块涨到了16万元/吨，铝从4千多元/吨涨到了2万元/吨，铜从7千多元/吨涨到过2.8 万元/吨，几乎所有的有色金属都是持续翻番地涨价，涨价还买不到。有色金属行业出现这个问题是致命的，因为我们的需求方有很多是必保的：比如说军工，它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价格变动；比如农业，农药生产需要铜，铜价格暴涨它也接受不了，因为它利润薄，还是政策性行业。还有当时年轻人结婚，可以拿着政府发的票证去买铝壶铝盆，但有问题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买不起也买不到铝去生产，东西供应不了。当时有14家铝制品厂联名在《人民日报》给总理写公开信，说：“救救我们吧，我们拿不到原材料，完不成生产任务，人家拿着票来找我们，我们没有东西给人家。”

双轨制下的市场价格暴涨，就出现了双轨制下的寻租空间。市场能够卖两万多块钱，而给国家只能卖3600块钱，企业就赖着不交。包括各个管理部门，它们拿到资源也不想全都交给企业，想自己弄一点到经济特区合法卖，卖了以后发展自己。除了下游企业出现物资的倒买倒卖，我们的上游供应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生产1吨铝需要1万多度电，电厂说你们的铝卖这么高的价，凭什么我这么便宜给你电？然后，电厂的电价一高，煤矿就说你发电用我的煤, 你的电能卖那么高的价，凭什么我这么便宜给你煤呀。在这个链条里，就出现了企业货币流动性不够，企业没钱支付不断上涨的高价原料，积累下来，“三角债”就出现了。后期甚至出现了 “以物易物” 的现象，1吨铝可以换多少度电，几度电能换1吨煤，货币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朱倍基兼任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拿出了部分资金，从源头煤炭行业开始注入资金解决“三角债” 问题。但是他表示只给一次钱，再欠就不管了。

1989年，有色总公司的东西开始卖不动了，卖了也拿不到钱，企业就不卖了，出现了大量的库存积压。我是1989年11月离开高校，调到有色总公司的，我去的第九天，有色总公司领导就把我叫去说，你是大学老师，学过经济吗？我说学过一点，他说你能不能解释这是什么现象，写个报告出来。我熬了九个日夜，写了个大概20多万字的报告来分析说明这个现象。我认为，这是从“通胀”转为“通缩”的现象，在我的报告中我提了八条对策，四条刚性对策和四条柔性对策。刚性对策包括减产、国家战略收储、增加出口、与下游签订长单。在柔性对策中我提出要办期货交易所，以便解决有色企业在“三角债”环境下面临的客户、信用、价格三位一体的问题。其实我当时提出办交易所并不只是为了 “发现价格”，更多的是为了增加中间社会库存，让大量社会闲散资金持有产品，起一个“蓄水池”的作用。由于交易所采用保证金制，跟订金差不多，这样就大致建立了一个信用体系。领导觉得很好，并且指派我负责办交易所。当时由于国家对铜、铝、铅、锌、锡、镣这6个有色金属大品种实行最高限价政策，看来看去，只有深圳特区对最高限价可以政策性突破，所以就选择了靠近香港的深圳作为兴办金交所的最终地点。

有色总公司的支持直接促成了金交所的建立，也使有色金属行业开始大范围参与期货市场。

有色总公司引导下属企业参与期货
在有色总公司的支持下，1991年6月10日金交所正式建立。有色金属企业在有色总公司的指导下愿意率先探索期货交易，则主要源于有色总公司的一步步引导和扶持。

第一，一些大型有色金属企业拥有金交所股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参与积极性。成立金交所时，我们就引入大型有色金属企业作为股东。其中，江西铜业、大冶铜业、铜陵铜业、金川镣业、云南锡业、青海铝厂、郑州铝厂、葫芦岛锌厂、白银有色等10多家大型有色企业参股，每家占股2%。交易所早期交易很活跃，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有色总公司的下属公司，交易结算起来没有后顾之忧。这就是我国期货市场早期建立的“民办公助”模式。

第二，帮助企业培养期货人才，解决了后顾之忧。参与期货业务，企业没有专业人才怎么办？有色总公司组织培训给它培养。1991年至1994年，我每两周就会在有色总公司的北京管庄管理学院青年干部班讲一次期货的课；每月双周的周二下午，都给有色总公司司局长以上干部做期货市场与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汇报；每半月就会带着我们的市场分析团队（新华财经资讯公司）按照区域和品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去走访企业，给他们讲什么是期货市场、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怎么做套保、怎样交易结算等。

我们是最早完成产业期货培训的行业。从1993年开始，有色总公司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期货业务管理领导小组，由有色总公司一名副总担任组长，下设期货业务管理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1994年有色总公司就颁布了企业参与期货业务管理办法，其中就有期货业务管理要前后台分开，企业开展期货业务的决策程序与管理、企业的财务要求有“结算岗”等规定。实际上，我们有色金属行业还是有做期货的基因，从有色总公司成立开始，我们的有色金属进出口企业就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了，每年我们都送人员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和境外投行机构培训。我们有这个基因，也不缺人才。自提出办交易所这件事后，从1991年开始，我们让中南矿冶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班转办成“期货专业班”。有了人才，就可以马上投入管理和交易。金交所、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后来各地交易所上的有色金属品种，套保第一大户都是我们有色总公司下属企业。

第三，定期提供市场分析报告给有色总公司和各下属公司使用。当时有色总公司成立了3个信息公司：新华财经信息资讯有限公司、深圳金中讯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安泰科信息资讯有限公司，这些信息公司的数据、报告，下属有色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以供决策参考。

此外，有色总公司还成立了多家期货公司和交割公司，服务企业期货交易。我们最早有两家交割公司（天津元丰交割有限公司、北京海勤物资交割有限公司）、十几家期货公司。因为当时证监会规定期货公司设分支机构不能超过4家，我们有色金属行业企业遍布全国，所以要想覆盖全国的企业，我们就必须多设期货公司。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时我国参与外盘交易的企业大多数也是有色企业。早期证监会审批的有外盘资格的企业里边，几乎都是有色企业去申请境外套保。从中可知，当时有色企业参与期货交易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也反映出有色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两头在外，国内外两个市场融合的。

期货市场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间的信用体系，让企业更愿意采用期货交易方式。比如说江西铜业，它附近有一个厂是铜材厂，本来它俩距离很近，只有几步之遥。但当时“三角债”盛行，江铜担心给它货收不到钱，就不愿意供货。江铜就利用期货市场，把它的铜拉到上海金属交易所去交割。这个铜材厂没办法，也只好去期货市场买铜，把它拉回来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和无效物流，但是它解决了企业间的销售与供应问题。在企业间信任还没建立起来之前，很多企业就把期货市场当一个现货客户对待，充当一个交易池。通过期货市场运作，企业逐步建立了信用，“三角债”问题就解决了。经过几年实践，江铜与这个铜材厂达共识，与其我们拉来拉去，不如我直接不间断供应给你，价格按上期所的价格结算，你觉得不划算，就去期货市场套保，由于省掉了运输和库存及财务成本，对双方都有利。这就使企业运用期货市场进了一步。

期货市场让有色行业焕然一新
从1991年金交所成立，有色金属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1-1996年。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解决企业的瓶颈诉求，有色企业把期货市场当成现货集中交易的场所，目标是建立客户群，恢复信用，解决“三角债”问题。与此同时，发展期货市场的另一个目的是服务政府价格改革，对有色行业来说，就是确立行业产品的市场合理价格。1995年，国家计委给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国内贸易部下发《国家计委关于1996年统配有色金属价格安排意见的通知》，当中就明确要求统配有色金属价格要按照上海金属交易所交割月第一周实物交割的加权平均价执行，一个月不得变动。

第二阶段是1996-1998年。这个时期企业开始普遍利用期货价格和运用套期保值，而不再以交割为主了。厂家拉货到交割库的少了，直接套保交易的多了，期货市场发挥了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企业间物流配送开始出现，配送可以说是代表企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1998-2004年。这个时期我们的外贸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拿长单，也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完成了从有色金属出口国到进口国的巨大转变。虽然外贸企业开始运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体系签长单，但是由于国内没有稳定的客户群，只能现货现卖。1999年，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因西部最主要的资源是有色金属，但都被有色总公司下属企业垄断。2000年，有色总公司按照国务院“17号文”，即《国务院关于调整中央所属有色金属企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将有色企业下放给地方。同时，也把有色行业利用期货市场的经营与运作方式，全部带了下去，推动了整个有色产业和地方企业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正是在这个阶段，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开始签订长单。大型企业同时也“走出去”直接同境外生产企业签长单，完成了初始的国际化进程。

国家计委要求参照期货价格作为统配有色金属价格

第四阶段是2004~2012年。这个时期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企业开始成为国际市场上拿长单的主角。江铜现在所有矿的供应全部是国际10年以上的长单，还有国内有色的精矿、氧化铝都出现了3年以上的合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会使整个产业链之间以持续稳定的平均价格获得原料和产品供应，从而大幅降低企业的原料采购和销售成本。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有色金属企业的经营机制开始转化，整个产业的供销体系开始改变，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开始围着期货市场的基础均价转，这意味着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主角，走上了完全市场化国际化的轨道。

第五阶段是从2012年至今。这个时期有色金属期货市场库存很多都是私募基金的，这些私募基金已经介入有色金属期货市场，成为市场不可或缺的机构投资者，有色金属市场壮大了，同国际市场融合更紧密了，金融属性已经很明显。这个时候的有色企业有了使用多种衍生工具的欲望，比如期权和场外产品，而且普遍都建立了自己的队伍。成本管理和经营决策职能也分离了，这对企业来讲非常重要。工厂只负责生产，不用考虑价格，因为它只是成本中心，市场风险与它没关系，工厂节省的每一分成本，公司都给予它奖励，这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企业制度。

有色金属行业经历了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后，已经从一个最封闭的行业成为我国最开放、最市场化的行业。现在有色行业是一个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并且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行业；是一个利用资本市场最高效的行业；是一个从经营管理、业绩管理和战略发展都高度透明的行业；是一个流通效率非常高的行业，能做到配送，几乎实现零库存，整个产业链中物权买卖转移十分简练高效。如今，有色企业运用期货市场的价格体系辅助决策、套期保值就如同人们吃饭一样，必需、普及并且方便。在2017年的有色金属行业年鉴中，还专门把期货市场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单独写了一章，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认可，体现了实体行业充分肯定期货市场在经营变革和发展中的作用。

建设更好的市场为实体服务
回顾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当初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垄断对企业是好事，垄断才能卖好价，但是难以持续发展创新。要想国际化、市场化，垄断是天敌。破除价格垄断，全面拥抱市场，需要有很前瞻性的思维。我在有色总公司的第一次考评有很大争议，就是因为办金交所这个事，说我不务正业，天天出差，还净跑特区好地方，还老坐飞机，那时候坐个飞机很难得。此外，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混乱，参与者不认账的情况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大冶集团套保了4000吨头寸，因价格变动剧烈保证金追加慢了，被交易所强行平仓了（它也是金交所股东）。大冶就出来投诉，后来我们还专门开了理事会恢复这4000吨的套保，交易所承担了损失。包括后来的“株冶事件”，有色企业参与外盘交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有色企业120多万人，算起来人均亏了1100块钱，但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认真分析总结教训，把提炼出来的风控精髓转化成管理理念与经营约束机制，培育成内部管理体制，沉淀为一种行业文化。这么多年来，我们再也难以看到有色行业的风险事件了，这就是进步。

在论坛上发言
不得不说的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仍然有一些缺憾。为什么我们有色企业往往在国内市场做个5~6年，就开始转向国外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首先，国外的交易成本比我们低。比如，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更吸引企业。很多企业在LME交易是不用交基础保证金的，比如一个期货公司在它那里有大量的远期盈利，它就会给这个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不用交保证金。还有现在国内企业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进行大豆套保，国外的银行会给它们额度，这些企业不用自己掏钱，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压力和成本。当年 “株冶事件”时期，我被派去处理。因为进出口公司在LME有2.2 亿美元的信用额度，株冶的问题一出现，我马上用了大量的信用额度入场接手。株冶当时40多万吨锌被平成17万吨，我接手大概11万吨头寸，这些头寸在后来价格回归后反而挣了很多钱。

当然，LME制度也更有利于交易所自身发展。比如，它实行每日到期有负债的结算制度。这种制度是你的合约平仓清算后不马上给你钱，要到合约到期才给你钱，这中间它可以把钱放贷给其他人，只要付利息就可以，实质是拿远期利益进行质押。就这么个制度，对交易所会员来说非常有利，同时实体企业也很容易接受。因此，在国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LME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期货交易所，而是一个远期合约市场。我不是说国内交易所要学LME，从期货市场发展上来说，我们的模式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它了，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创新，实实在在地支持实体行业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对长远发展认识高度的问题。

其次，我国期货市场在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方面还有所欠缺，需要更多的视角审视我们的发展。期货市场定价模式相当于一棵树，树干就是期货场内市场，叶子就是现货市场，叶子和躯干之间缺一个东西，就是大树的枝干和枝杈——“场外市场”。企业急需场外市场，解决全新的期货市场定价模式与旧的现货市场定价模式之间的差异，也就是价格传导机制与价格弹性问题。对企业来说，地区基差、品质基差、品牌基差、时间基差、特性基差等，在现实中是永远存在的。我们的市场管理者应该意识到，在整个价格形成体系上我们只做了一半的工作，还有一半没有做，那就是场外市场。场外市场产品，需要利用场内产品开展各种对冲。比如说黄铜，它的应用广泛而且量大。黄铜由30%的锌和70%的铜构成，锌和铜都是上市品种，可以在场内对冲。期货公司场外报价可以报出黄铜材的价格，但是越往下游这个产品规格品种越多，不可能全都有上市品种价格，但是企业又有需求。期货公司怎么办？就要同交易所一起通过创新产品解决这个问题，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场内对冲。管理者需要鼓励与引导期货公司和金融机构去干这件事。

最后，中国的金融没有扎根实体经济。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后继乏力和屡出问题的原因。国外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地位，中国金融行业则还没有融进实体企业。金融产品作为一种工具是让人用的，但很少有人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评估看待它。从产业变革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该是扎根在实业的人来研究期货。当年我们公司就规定期货公司副总以上级别的人不在企业任职锻炼，就不得提升。企业对期货市场的运用，是能够实实在在改变实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所以期货市场建设与实体挂钩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当交易所选择一个品种上市的时候，对相关产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它会颠覆原有的竞争方式和价格传导机制，产生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并帮助企业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一定要有牢牢扎根在实业的人来钻研期货，运用丰富的金融工具，才能让期货更好地扎根实体经济，并同我们强大的实体经济一起，在发展中逐步建立我们应有的话语权。

编辑李周睿琪
来源《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
审校徐媛
监制魏唯

“衍生金融50人论坛”（英文名称Financial Derivatives 50 Forum，以下简称：FDF50）是国内首个专注于衍生金融研究的非官方、非赢利性学术研究的民间高端智库组织。遵循自愿、平等、互助原则，FDF50专注于衍生金融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期望通过凝聚内外衍生金融领域高端、资深专业人士群体智慧，为相关市场和监管部门提供有益参考，为相关企业提供有效帮助，为该领域学者、专家提供便利交流平台。
理事单位申请、
学术研究和会议合作
联系方式：
Tel: 18911054023
Mail: fdf_50@163.com

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探索篇】 张宜生：有色金属行业的“期货壇变”

浏览过的版块

当代中国期货市场口述史——【探索篇】张宜生：有色金属行业的“期货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