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郑州市场蹚出了一个“未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研究探索期货。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所长陈宝瑛建议，利用期货市场为对外进出口贸易进行保值，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载体和基础，我国不仅要建设规范化的现货市场，而且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作为试点单位，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既是国家的既定目标，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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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新课题 探索逐步建立期货市场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现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引入了期货交易机制，创立了第一家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此基础上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正式创立郑州商品交易所。这一过程中，陈宝瑛成为国内首次引入“期货”概念第一人，也成为国内期货市场的首位“启蒙老师”。


图为陈宝瑛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价格放开的商品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粮食、生猪等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农户带来了很大风险和损失，迫切需要市场有规避风险的机制。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曾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决定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于1988年2月10日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要求“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之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成立研究小组开始研究期货市场，分别到美国、香港组织调查和研究。
期货市场研究小组成员陈宝瑛作为国内较早接触到国外期货市场的专家，凭借自己在香港参与期货市场的经验，早期开展了对期货问题的研究，提出国内应该逐步建立期货市场，使我们流通者、生产者、消费者避免价格损失。
1988年5月，期货研究小组向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了可以在我国试行期货贸易的问题，计划在1988年年底以前，可在国内有条件的省市试办实验型的期货市场。5月26日，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方案”。从此，我国期货市场研究工作进入了理论探讨、方案制定、试点试验的新时期。
期货市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为了推进试点工作，为要办的试点工作做准备，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有关期货贸易知识，相关的投教工作必不可少。1988年10月22日，全国首届期货市场培训研讨班在郑州举行。
研讨班上，讲师们结合国外的期货知识，对国外期货制度的研究、国内如何引进期货交易机制，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作为研讨班上的主讲讲师、国家研究期货的专家，陈宝瑛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实践经验，系统介绍了期货市场的理论和实践，比较全面地把有关期货市场的知识，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了普及。
1989年1月，研究工作小组向国务院上报了第二份研究报告。当时提出了可以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改造现货市场。随后，1990年10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在神州大地宣告诞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粮食批发市场。远期合同的签订和发展，为郑州市场由现货市场向期货市场过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投身新行业 国内引入期货市场机制
20世纪80年代，陈宝瑛给外贸部建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条件逐步建立期货市场。国内应该逐步建立批发市场，然后发展期货交易所。作为试点单位，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由现货交易起步，向期货市场发展，既是国家的既定目标，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要求。
陈宝瑛在20世纪80、90年代长期担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并主管港澳地区经济、金融调研等相关工作，在香港的一些期货交易经历更使他成为国内期货市场的探路先锋。
据期货日报记者了解，1976年10月，陈宝瑛到香港后不久，原对外贸易部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让他从事期货和证券交易活动。离开熟悉的研究工作岗位，陈宝瑛投身到了期货交易崭新的行业中来。据他回忆，当时香港是国际经济贸易中心，期货市场非常发达。
“那时，国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出口商品一般都要根据国家的计划量来进行。我们进口一些商品，往往再高价买入、价低卖出。这种情况下，价格对我们来说损失很大。后来我就利用香港的公司，对外进行套期保值。做期货的6年时间里，给国家避免了很多损失，节约了大量外汇。”陈宝瑛表示。
曾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参观拜访过几次，陈宝瑛了解到，1848年开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成立，已经100多年历史，其发展也经历了由现货市场远期交易合同到现代的期货市场这样一个过程。
“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市场交易的多元化。除了一方面加快现货市场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外，另一方面就是要引进期货市场机制，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套期保值功能和长期交易功能来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把不完整的市场调剂机制，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市场调节机制，以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破坏性。”陈宝瑛表示。
在筹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过程中，令陈宝瑛印象最深的是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包括国务院、商业部、河南省领导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期货专家学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议及课题研究，提出在我国创建粮食批发市场和期货交易所的实施方案。在他看来，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起步现货交易 逐步发展并引向期货交易
粮食批发市场的发展方向和最后的归宿是期货市场。为什么中国不能马上开办粮食期货交易所，而是要在现货批发市场的基础上发展并引向期货交易呢？
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新闻发布会”（这是商业部自成立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解释说，从市场发展的历史看，不经过有组织的现货批发市场，粮食市场的组织化、规范化将无从抓起，期货市场也无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现货批发市场中存在的风险和价格稳定等问题也难以解决，更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胡平表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可先办粮食现货交易的批发市场，同时逐步发展远期合同，将来有可能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经济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渐引向期货市场。
在时任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主任李经谋看来，期货市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高效的通信、结算、仓储、运输等综合配套设施，同时还要进行理论、舆论和人才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图为李经谋与陈宝瑛

由于我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而当时又处于体制转换时期，不具备建设完备的现代期货市场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但也不能等着条件都具备之后再开办期货市场。
李经谋认为，1993年，在巩固、完善和成功发展现货批发市场，积极发展有保障的远期合同的基础上，推出标准化合约，试办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在政策上对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期货市场有明确要求；二是随着改革步伐加快和力度加大，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后，回避和减少风险的需求与日俱增；三是近年来证券和各种商品市场发展很快，人们的风险投资意识不断增强；四是粮食商品量和商品率大大提高，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五是粮食已实行购销统价，并将加快市场调节的步伐；六是仓储设施、运输能力、通信系统结算条件已初具规模，市场法规建设和管理人才培养已经起步；七是郑州市场的成功运行也向期货市场过度积累了一定经验。
借鉴国际经验 促进我国期货试点的实践
建立规范的期货市场是一个崭新的事物。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设。
然而，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陈宝瑛认为，应该遵循“先试点后发展”“先初级后高级”“先立法后创办”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发展我国期货市场。
试办粮食期货交易市场，既要遵循国际期货市场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在运行机制和交易手段的设计上起点要高，在实践过程中要分步骤实施，逐步完善。
期货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期货市场已经发展到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和期权期货等十分广泛的交易内容，并拥有现代化的电脑通信设备和十分方便的仓储运输条件。
采访中，期货日报记者了解到，1990年10月建立的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用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例如，实行交易会员制、结算会员制、交易保证金制度、集中交易制和统一结算制度等。
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与西方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是现货市场很落后，市场秩序远未形成，所以在期货试点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必须将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作为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来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以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来推动现货市场的不断完善，以现货市场正常高效的运行来保障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走两个市场机制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路子。”陈宝瑛称。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是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一个具体组织形式，是借鉴国外经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继续推进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陈宝瑛看来，郑州商品交易所就是把国际惯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在现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发展期货市场的道路，即首先建立批发市场，在现货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推出期货交易。以规范发展现货市场为起点，有规范高效的现货交易做后盾，企图操纵市场的投机大户就难以得逞。他说：“坚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有机结合，是两个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
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证明了，从现货市场起步逐渐向期货市场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作为国家试点单位，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成功运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作为中国“第一粮市”的开拓者、践行者和领跑者，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向期货市场发展引导着行业发展，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记者手记：一本永不褪色的期货“老书”

手持一本在旧书市场淘到的《商品交易所与期货交易》，把它当宝贝似的珍藏着。这本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介绍期货交易知识的书，承载着期货市场多少过往，成为作者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泛黄的书页散发出淡淡的墨香，那是历史的厚重味道。书的首页，作者陈宝瑛的亲笔签名铿锵有力。2018年8月24日，这位年近90岁高龄的期货专家，向期货日报记者讲述了那段与期货市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过往。
作为国内期货市场的引路人，陈宝瑛与期货市场有着不解之缘。1952年，陈宝瑛南开大学金融贸易系毕业，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长期从事国际金融、贸易和港澳经济研究工作，是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研究所副所长，在南开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是中国证监会期货专家组副组长，著有《商品交易所与期货交易》、《论金融期货交易》等书，录制发行了《商品期货交易讲座》录像带。
谈及20世纪70年代在香港做期货的那段过往，陈宝瑛感慨道，辛苦备尝得意多。从1977年初涉期市，到1983年回到外贸部，陈宝瑛在香港经历了6年的期货生涯。那时，中国内地的一些亲友很羡慕他，说他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一定生活得很舒适，实际上却饱尝艰辛。
陈宝瑛告诉记者，那时，他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清晨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翻阅三大国际通讯社的电讯资料和十几份报刊，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期货市场的信息动态，并分析价格走势。做欧美盘期货，由于时差原因，必须加夜班。“每天下午5点半伦敦金属交易所已开市，我就忙于做伦敦期货，一直做到晚上9点。经常是在经纪公司边吃盒饭边下单，10点半又开始做美盘，经常要做到凌晨三四点钟。”陈宝瑛说。
香港假日多，每逢中国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都要放假，但做英美盘的则不能享受中国节假日的福利。陈宝瑛回忆说，每当做赢一笔交易，多日的疲劳就会顿然消失，而当遇到市场行情突变，出现账面亏损时，又要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紧张、忧虑、不安的心情难以言表。
然而，在香港那几年，在紧张、辛苦的工作中，陈宝瑛也收获到了许多许多。通过锤炼，他从一个对期货市场所知甚少的初涉者，逐渐领悟了期货交易的奥秘，掌握了对期货商品价格变动趋势的技术分析方法。他常常独自面对计算机屏幕，把脉风云跌宕的国际形势，分析处理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行情，这使陈宝瑛养成了刻苦钻研、勤于思考的习惯，磨炼了意志和耐力，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
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期货市场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也是如此，陈宝瑛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被套时的苦闷和焦灼，品尝过失利的苦涩。通过工作实践，他了解到期货交易所的功能和作用，从而成为几年后在国内首次开办的期货交易知识讲座的主讲，进而为参与研究创建中国第一个期货市场试点单位奠定了基础。
在香港的最后两年，陈宝瑛在紧张工作之余，撰写了《商品交易所与期货交易》一书，1985年6月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期货交易知识的书，书中许多素材和观点都是陈宝瑛期货业务实践的结晶。这一辈子，与期货打交道，也决定了他一生奋斗的方向，兴趣促使他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退休后的陈宝瑛仍坚持写文章，关于期货方面的题材写了不少，还有一些期货讲义。虽然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自己和老伴儿是空巢老人，但陈宝瑛并没有因此感到生活上的孤单。他称，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平日除了写文章外，还会打打球、看看书，电脑微信成了他日常与外界沟通的必备神器。正是因为喜欢接触新事物，喜欢与年轻人沟通聊天，喜欢写文章，这位年近90岁高龄的老人现在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魄力和视野，依旧神采奕奕、头脑清晰。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斑驳璀璨的人生。或许是记者手中这本书，让陈宝瑛有所触动：泛黄的纸张，永不褪色的记忆，还有那永不被“稀释”的浓情，而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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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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