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取得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究竟有多优秀？

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过近代中国有几批学子通过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并有许多在学成回国后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可具体内容书上没有写，所以想知道当时的庚款留学生究竟有多优秀，放在现在又是什么水平?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2

赞同 @林冲的说法。我先介绍另一批成材率更高的留美学生：

中国留美幼童信息和名单详情自己点进去看。

大清留美幼童从1872年开始，一共派出四批120人，回国且活到中年以后的不到100人。就这八九十个孩子，出了清华校长、北洋大学校长、交大创始人、外务尚书、内阁总理、海军元帅、交通部长……等一大批显赫人物。

还有几十个人的头衔不算扎眼，无非是舰长、工程师等技术干部，可你觉得那时舰长是今天的舰长？那时的工程师是今天的工程师？甲午年中日双方各出动十几艘军舰，就是决定东亚霸权的国运之战了。这舰长放到今天起码是分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浪速号舰长即东乡平八郞）。那些未活到中年以后的幼童，最多的死因正是是甲午战争和马尾海战（如邓世昌的大副），若非在两场必败的战争中牺牲，他们一定有更辉煌的前途。至于工程师，第一批名单中有个叫詹天佑的，也列在技术人员名单……

这批人物优秀不优秀？比30年后的庚子留美学生强不强？他们出头是因为天赋过人、读书拼命吗？

从概率论来说，应该不是……

首先，他们出洋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以当时的教育水平和入学年龄，要说这个年纪就能断定人才是否出类拔萃，我不太信。但最关键的是，主持者容闳根本没得选啊……

近代留美学生，容闳及其赴美幼童

赴美前，学生的家长必须签订志愿书，书中载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15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都不负责等内容。1871年容闳等就开始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但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国须画生死押，许多中国家庭都不愿冒这一风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闳还没有招够30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齐了这个数目。

容闳:唯一全程参与近代史的中国人

克服了官方的障碍后，留学又面临着民间的阻力。按照规划，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但官方出钱派人到美国留学，竟然无人愿去！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经过百般努力，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启航赴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简而言之，这120人根本不是千挑万选的精英，而是容闳连哄带骗凑出来的草台班子。在最开放的上海都招不到30个人，容闳只能回老家想办法。结果120人包括83个就近招募的广东人，其中容闳的香山县老乡就有39个。从籍贯数据来看，你现在到几个县挑一批中上等的小学生，天资和努力程度应该和这批留美幼童差不多——或者更好，因为当时科举还在，书香门第会想方设法把优秀子弟从名单中撤出来——要考功名啊！就算是贫苦人家，一旦想到让孩子到洋人的地界住15年，往往也会在签约后反悔。容闳把美国吹成了天堂，再搭上个人的面子，最后还要拿出官威吓唬家长赔付学费，这才把120个走投无路的小孩送上了去美国的客船。你觉得他们的天分、性格、努力程度能有多高？

更不要说他们多数人根本没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大清反悔了。第一批22个耶鲁生，仅有詹天佑等两人毕业就被全部召回，后面几批大多只读到中学就被迫回国。

然而，从回国后的成就来看，他们的确是国家栋梁，政府领袖，学术泰斗。这说明什么？

说明当时的中国落后啊！国家越落后，你的普通教育经历就越珍贵。不管出国时多么被忽视，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狂潮中，整个大清都不得不转向现代化，设置很多要职挖坑待人，多少萝卜都不够填的。这120个萝卜无论优劣，好歹经过科学育种和正规培养，回来恨不得一个萝卜填10个坑，必定是星光耀眼，舍我其谁。他们的成就当然要考虑个人的努力，但更要考虑历史的行程……要是当年容闳没有气急败坏地吓唬他们上船呢？

回到问题本身，美国吐出多付的庚子赔款是1908年开始，比留美幼童的时代只差30年，这时虽然国家比大清进步了一点，但也非常有限，留美学历依然是不得了的求职筹码。所以庚子退款生身上集中的培养资源、回国后的发展机会都远远超过现在的留美学生，成就大是应该的。（但胡适的成就么，呵呵呵……他有掌管庚子退款的权力，你觉得谁敢不说他好话？哪个知识分子会驳他的面子？）

当然，我不否认其中的确出了很多优秀人才，但就个人来说，他们的优秀程度未必就比今天中国的优秀大学生强很多。只是国家不幸学子幸，风云际会之下，这批人成名成家的比率要高于今天的优秀大学生和留美学生，不能把他们的成就都归结于个人的天赋或努力。

最后在之前的回答摘录一段我的采访记录：

为什么有人说杨绛先生是最后一位大师？ - 马前卒的回答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

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没大师，说大师都是出在过去。没错，我们社科院墙上挂了许多大师的照片，比如王国维、冯友兰。这些民国大师是怎么出现的呢？

他们出生在一个大转折的年代，是一个汉语都彻底变化的年代。他们一方面掌握了许多中国历史的旧资料，另一方面引入了西方许多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比如马克思的理论。他们是新人读旧书，拥有最好的研究机会。只要拿西方的方法去研究过去的资料，就是开创性的大师，因为没人这么做过。今天的学问还能这么做吗？显然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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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3

插题外话→_→鲁迅学医成绩一般的二流子（毫无贬义），回国都能在朋友介绍下去教育部任职。

只想说，那个时代人才有多匮乏。

同样事情，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主席让肖劲光大将当海军司令员。要知道他之前带陆军的啊！只不过留学苏联接触过点海军信息。但肖劲光就职期间，中国海军发展的也不算小啊，比如核潜艇

所以啊，"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4

赵忠尧
1929年他和英、德的几位物理学家同时独立地发现了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时，除了康普顿散射和光电效应引起的吸收外，还存在着反常吸收。为进一步研究反常吸收机制，他开展了硬γ射线散射的研究，并首先观察到硬γ射线在铅中还会导致产生一种特殊辐射。这些结果先后发表在《硬γ线的吸收系数》和《硬γ线散射》的论文中。赵忠尧教授的这些工作，是正电子发现的先驱。二年后，他的同学安德逊(C.D.Anderson)发现正电子后，人们才认识到他发现的“反常吸收”，实际上是g线在物质中产生电子对的效应；而他发现的“特殊辐射”实际上是首次观察到正负电子对的湮灭辐射。关于赵忠尧教授在对产生和湮灭辐射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最近杨振宁教授专门写了“C.Y.ChaoPairProductionandPairAnnihila一tion”，(见本选集附录)，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1930年最先观察到γ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这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
赵忠尧开设了我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当时中国的核物理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但他却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和物理系的同事一起，用盖革计数器进行伽马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研究结果有的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也有一些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如《硬伽马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以及《Ag、Rh、Br核的中子共振能级的间距》等。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在前一篇论文前加了按语，说这一实验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生的又一证据，并对赵忠尧回国后能自己动手创造条件，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大加赞赏。

现在在人才不匮乏的情况下，有多少留学生能在做到这样的成绩。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5

这个问题也能改成：“相比当年取得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当时的普通国人究竟有多愚昧？”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6

不太能同意 @马前卒的回答。
本文有点长，答主新混小社区，好多功能不会用，表情图之类的也么有。为了方便一些人着急看结果（嫌长可以先看结论啦，咱又不是某TV的走进科学）。先把结论提到前面来，方便你我他。
1.清政府官方公费派出的留美幼童，一共大约120人，无论从何种角度和审核标准，无疑是很优秀的。
2.庚子赔款最早的时候资助的，从清华预备学校进入美国学习的学生，无疑是很优秀的。
3.1907年庚子赔款出现之前，有一部分自费去欧美读书的人，也是很优秀的，比如伍廷芳。
4.1900年前后，张之洞等人以省级公费的方式资助学生出去读书，欧美和日本都有，其中有很多也是很优秀的。包括后来的革命者吴禄贞蓝天蔚等人。
5.后期庚子赔款开始成为雨露均沾的奖学金，只要是正常途径考上的，也不会很差。
6.很多家里有钱资助孩子出去看世界学习的，即使不是庚子赔款，也有部分还是优秀的。
7.方鸿渐们的确是存在的。
8.徐志摩张静江算不算优秀，大概公说公有理吧？
既然@马前卒马老师从1872年的留美幼童以及容闳说起，我们也从这说起。
1854年容闳成为耶鲁第一个中国学生，毕业了，1876年，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头衔。
容闳本人是自己选择考耶鲁的，所以考过微积分的人你们造微积分有多难吗？容闳1850年代就学习而且考了。（好吧这大概不能说明他优秀）
留美幼童一事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会奏的，因此是一家国家层面的大事件。其程序是：两位会奏，两宫批给总理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二人协商修改，之后再将修改稿重新报到两宫太后那里，从1871年8月5日会奏，到9月9日拿到或许办理的圣旨，中间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总理衙门和封疆大吏着手办的事，定不是小事。
那么这个奏折是怎么写的？最重要的是“聪颖”
开头是：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
……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30名，四年共120名……十五年后，按年分批回国……
所以，聪颖是必须的条件。
很多人觉得从小是看不出优秀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对于小孩，聪颖就是有优秀的可能了。
对于聪颖怎么选择？要求“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愿意送往……携至上海公司考试……资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司赞助，否即撤退……”
可见，聪颖还得通文理，而且还得考试，考试不过关的要甩掉的。
中国父母不愿意送孩子出门，是人之常情，大部分人不知道美国在哪里，而且15年不能见面，读书吃饭穿衣以及住哪里都是半军事化的管理，重要的是“具结”等于生死状了，孩子如果死了，父母不能耍赖。换到现在，估计也还是有大部分父母不愿意交出孩子的。

至于 @马前卒说的草台班子一说，也不太恰当，因为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学生“身家清白，品貌端正，禀赋厚实，资质明敏”，身体残弱废疾的一概不要。最初定留美学生的时候还想过招收15-20岁的，因此要求15到20的除了文理通顺的，还要粗通洋文，略解翻译。

这就要求孩子的社会关系要好，1870年代的南方，一定不能和太平天国有瓜葛；以曾国藩的个性，选人的时候定要有自己的挑剔方法，比如在预备学校阶段，还要把最暴戾，最鄙小，最愚钝的再剔除一遍。

原本计划可以招收15岁以上的，后来掐指一算，15岁以上的出去15年，回来正好是父母年老体弱的时候，按传统文化的孝道，父母死了，孩子要三年以上“丁忧”，那么就耽误报效国家了。因此最终选择都是15岁以下的。

还有一条，如果觉得孩子名字不好，父母是要给孩子换名字的，而且小小年纪，都要有名有字。各位，你们的名，字，号可都有？
在这种标准选出的小孩……会算草台班子吗？
这120幼童中，广东的84人，江苏的22人，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东1人。广东孩子中有39个是香山的，香山是著名的侨乡啊；开风气之先。
包括容闳就是最早得以进入教会学校读书的人。还有一条比较有趣，有31个孩子父亲的职业和“洋务”有关，可见，思想和眼界以及开化程度有多重要。
事情到了1881年，朝廷要提前召回留美学生，当时的情况的确不太好，1882年有100多学生返回，其中60%以上刚刚开始上大学，有3个拿到学士学位，还有3个死在美国。当然还有10多人，念在“天高皇帝远”留在美国继续学习了。
这个召回的决定下来的时候，其实在米国也产生了一定范围的震动，当时有一份请愿书上有上千人签名，包括马克吐温在内，都觉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哦，请愿书是耶鲁大学波特校长主谋，斯密斯学院校长以及一些教会的牧师也参与。还有人因此惊动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以至于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信，当时美国的驻华大使，前密歇根校长詹姆斯安格尔也被要求参与此事，甚至希望他把请愿书交给李鸿章。
好了，李鸿章的态度呢？
容闳回国之后，到天津找李鸿章汇报工作，李鸿章问他最后为什么同意学生被强行召回？
李鸿章本人的观点是，希望学生留下来继续完成学业，而容闳因为怕背负卖国的罪名，对李鸿章心有怨念，说“离得那么远，为哪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
拟定场景的对话真实的状态应该是这样:
李：你妹的你傻啊？咋让他们都回来啦？这么多年努力白瞎啦！
容：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咋知道你特么的怎么想？
李：你，你，你蠢死算啦，一点默契都没有还肿么做好基友？
这120名留美幼童包括：唐绍仪，梁如浩，詹天佑，梁敦彦，钟文耀，黄开甲等，其中，22人考入耶鲁，其余多人考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为什么耶鲁学生写那么多，是因为-答主自己喜欢耶鲁啊。

其实除了耶鲁外，留美幼童好多也考入了哈佛啊麻省啊，哥伦比亚大学。比如麻省有8个人，谢耳朵的学校，100多年前，录入人名好麻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我，给你们发资料。
囿于手上资料有限，得到考入耶鲁的人名单大概如下：
詹天佑，欧阳庚，容揆，黄开甲，梁敦彦，钟文耀，蔡绍基，唐国安，谭耀勋，李恩富，容星桥，曾溥，刘家照，陈佩瑚，陈巨溶，陆永泉，祁祖彝，卢祖华，徐振鹏，钱文魁，钟俊成。还有一位张康仁，因为史料的关系，有时候他被认为是耶鲁生，有时候被认为是哥伦比亚毕业，是因为他考上的是耶鲁，但是被招回后自己跑回来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极好的学校。在以考试和学习作为优秀标准的时候，如果耶鲁、麻省和哥伦比亚还不够优秀，那么还能说啥呢。
除了学业之外，其中一部分人以工作能力，也可认为是优秀的。
唐绍仪考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务总理，在做国务总理之前先是在朝鲜朝鲜（脑抽筋写成台湾纯粹因为秀逗）很多年（和袁世凯有过工作上的交往)甲午战前，袁世凯逃离台湾，是唐绍仪手持大刀护送他上船的。
詹天佑小学课本学过，他考上的是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梁敦彦考入的是耶鲁，后来是清朝外务大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找他的画和字看看，这个人有点“全才”。
梁如浩考的是各理工学院，名字不好翻译。他在1908年是外务部右丞，中华民国第一任邮传部副大臣（没到岗），1912年短期任了外交总长。
钟文耀耶鲁肄业，后来担任过沪杭、沪宁铁路局长，可以原文朗诵色诺分作品选段。
有一个叫张康仁的，耶鲁肄业回去考入哥伦比亚，留在美国的，最早在美国执业的华人律师。
蔡绍基后来是北洋大学校长。
还有容揆和谭要勋抗拒召回的，留在美国读完了耶鲁，陆永泉，李恩富被召回后自己又回美国读完耶鲁了。

还有一个耶鲁钟文耀的段子必须说，耶鲁和哈佛有划船比赛的传统，在钟文耀做剁手的两届比赛中，耶鲁全胜。多年后，有个传说是，他和一哈佛生谈论划船比赛，哈佛生很怀疑的看着他一个瘦小的中国人，略有蔑视的说：你见过哈佛船队吗？
钟文耀说：没有。对方脸上的得意还没升腾完，他接着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后面。
所以如果你没考上耶鲁哈佛哥大，国内又没有985211，批评留美幼童不够优秀，个人觉得要求太高了。

另外记得，那是100多年前，美国的教育政策不太清楚，但以一过普通人的眼光，我会觉得100年前的大学应该更难考。
好了，我们说庚子赔款。
官非留美学生（此前的幼童）被召回之后，在1882-1906这段时间内，还是有很多人自费去美国上学的，或者其实是官费去美国上学只是一种途径，有很多人，比如容闳本人，就以自己的方式去接受新式教育。而容闳之后，1870年之后，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辛亥后，南北议和中，南方代表有一位伍廷芳，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攻读法学，靠的是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及资格。他就是自费留学的代表。
那是个矛盾的时代，一部分人的知识思想眼界和能力与国际接轨，即使拖到英美国家也不输于人，而另一部分人，生活在另一种环境里，他们相信刀枪不入，黄纸画符烧了泡水就能治百病。见到火车还以为是妖怪，要烧香拜佛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的。教育，好像是其中一个解决途径。

庚子赔款恰是连接这两种文化的一个奇怪的纽带。庚子赔款的出现是因为义和团（就是刀枪不入那群人），而最终，有一部分（大约1000万两银子）被认为是多收的钱，该用来还给中国。但是不能还给政府或者某个官员（道理你都懂），最好的办法是作为教育经费。
庚子赔款的事情算是比较简单的，西方人称为的“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总之是因为义和团对西方各国的赔款。
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结果美国人觉得要的太多了，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坚持应该用多收的那部分给中国年轻人提供教育。这个事情在1901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1904年之后废除科举，教育成了大问题，而张之洞等人早早就设立公费送学生到日本、欧美去留学了（这个好像是另一个话题，有空再细说）。
（为方便部分信息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对美国等过出现过社会性的抵制（现在还有人抵制美货和日货，大概从那时候起就从来没消停过）到了1906年，有美国人就认为，如果给中国年轻人以更好的教育，也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抵制美国了。（你可以理解这是安抚，也可以理解，一个人得到足够的教育，教育导致足够的视野，就不会做一些蠢事了。）有这个观点的人中，有一个是当时哈佛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这个中文名好打，我就不写英文了，你们都造）。

所以到了1907年，耶鲁，康奈尔和卫斯理学院准备提供13(10男3女）奖学金的时候，就有600人参加了考试。
嗯。比公务员考试来看，比例还是不够拉风。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人士，包括宗教人士（明溥）的各种呼吁，老罗斯福总统建议国会做这件千年好事，当时中国的驻美公使叫梁诚，他曾经是留美幼童。积极推动此事。最终罗斯福签署执行命令的时候，唐绍仪（留美幼童，前面说很多了）邀请了当时在美国学习的100多个学生去白宫参观和见证。这其中有有日后成为他女婿的顾维钧。
庚子赔款有一项是用来建了清华学堂，清华学堂最早是留美预备学校，1911-1928年间，有931多人在这里学习完成考上公费去美国读书的资格。
1909年，640人参加考试，录取47人；1910年，考试内容不仅要求数量掌握英文还要能翻译一段拉丁文或者德文（觉得他们不够优秀的你，现在英文或者拉丁文水平如何呢，反正我是不行的），结果70人获得公费资格予1911年坐船去美国。

不过，到后期，因为款项、管理政局变迁等诸多原因，庚子赔款不再是“全方面的官费支持”而变成“资助”了。

换言之，公费的留美幼童连袜子都不用自己买的，（张之洞办学的公费学校，和庚子赔款无关，但是也可以公费到衣服袜子牙刷都学校发，还给生活费，董必武就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过，就这样还闹风潮），更别提饮食衣服之类，都是国家置办发放的，庚子赔款公费入学的早期，学费交通之类由公费，但是生活费中有一部分还需要社会团体帮忙想办法，而到了1930年之后，庚子赔款变成某种自主性质的奖学金了，每个考上的人可以拿到留学费用需要的一部分，一部分而已。可能是学费，可能是生活费，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鲁迅在日本活得比较辛苦。
当然后来因为军阀混战，款项管理也有问题，自费的（加上逃亡没地方去出去混，混成闹革命的）人员就更复杂了。庚子赔款资助学生和非庚子赔款学生的差异越来越小。开始的时候公费学生和自费学生还是有不同生活圈，不同生活理念的，后来渐渐就互相渗透了--以日本学军事的同学为最典型。

费用资助的对象放宽的结果，就是考取费用的人比较而言不像之前那样“全方位”的符合要求了。
即使如此，考取官费（奖学金)的学生也不至于出现方鸿渐那种克莱登大学博士。因为！考试还是要考，而奖学金的发放还是有程序有审批有考核的。
所以：你可以说留美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你可以说庚子赔款前期和后期人员素质有所差别，你甚至可以说，徐志摩、方鸿渐等人都是留美的，没啥了不起。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统一说留美学生不够优秀或者考庚子赔款不优秀，那就不合适了。

以下是重复的结论，为了显得有始有终。
1，清政府官方公费派出的留美幼童，一共大约120人，无论从何种角度和审核标准，无疑是很优秀的。
2庚子赔款最早的时候资助的，从清华预备学校进入美国学习的学生，无疑是很优秀的。
3，1907年庚子赔款出现之前，有一部分自费去欧美读书的人，也是很优秀的，比如伍廷芳。
4，1900年前后，张之洞等人以省级公费的方式资助学生出去读书，欧美和日本都有，其中有很多也是很优秀的。包括后来的革命者吴禄贞蓝天蔚等人。黄兴是否优秀不说，他也是张之洞公费送到日本学习的。
5，后期庚子赔款开始成为雨露均沾的奖学金，只要是正常途径考上的，也不会很差。
6，很多家里有钱资助孩子出去看世界学习的，即使不是庚子赔款，也有部分还是优秀的。
7，方鸿渐们的确是存在的。
8，徐志摩算不算优秀，大概公说公有理吧？
感谢您耐着性子看到这里，点不点赞两随意，不过您点了为会更有动力滴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7

感觉督工的回答解释了我以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梁启超的儿子们都很优秀····

因为当时国家差，而且能上学而且能一直上到大学的大多是上层人士

如果现在中国情况和二十世纪初一样的话，以小社区上随便一个人的水平，而且和他一个水平的人只有几百个的话

他就是大师，他就是优秀，国家也恨不得你身兼数职，慢慢锻炼，中人之姿甚至稍微差点都能给你锻炼成大师。

我记得督工列举过我们国家每年毕业五百万小学生是那一年，每年毕业五百万初中生是那一年，五百万高中生是那一年，五百万大学生是那一年，和这个成比例的就是上层人士的后代成才的难度越来越大，不想以前升个孩子掏钱一路学校轻松读下来就是大师，而是要上个伊顿公学那样的严苛的学校认真努力还不一定成功了。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8

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源于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入侵北京，翌年9月，清廷被迫与列强各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议定，中国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损失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根据条约，按年息四厘，本息共计，美国应得美金53551551．15元。此前流行的一般说法认为，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向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1858～1919)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美国会通过议案，将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0000余美元。美国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在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1909年6月，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同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雏形由此形成，在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同年10月赴美，这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0年8月举行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70人，第二批庚款生中，出现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著名学者。
1911年初，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简称清华学堂，1912年11月改称清华学校，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此后十多年问，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多达千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3年，又开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行动至此达到高峰。客观而论，由西方列强退还庚款而导致的现代中国大规模的留学行动，对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中叶，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庚款留学计划这一重要的创意呢?长期以来，相当一些舆论将此归功于美国方面，典型的如胡适先生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一文中的说法：“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日：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本文将追根寻源，揭示此一历史事件的最初推动者——梁诚及其促成庚款留美计划实现的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史料。
1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美国主动退还一部分庚款之说被当成一个既定事实，促成庚款退还并用于选拔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真正倡议人，却如历史事件本身一样，随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自胡适之后的论著大都沿袭此说。典型的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旧。和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Ho，都只提到美国国会通过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一部分庚款的议案，至于庚款退回的倡议和用庚款派遣中国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协议的达成过程，却没有提及；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摘录了1924年9月康纳里斯·贝顿(comeliusH．Pattem)在教会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系美国牧师史密斯博士(中文名为明恩溥)的功劳，“……在这两次会议的餐后演讲中，史密斯博士曾谈到庚子赔款的尚未动用部分，该项巨款经过各方合法的要求，已为华盛顿国库所冻结。按照史氏的意见，此巨款应该真诚地归还中国，不过，必须在巩固两国友谊的方式下来实现。”“……可以规定必须用在选送优秀中国青年来美深造，同时更规定此项学生回国后，必须担任公职，或从事于公众福利事业。”Ho李绪武的《清末留学教育之研究》也认为：“美国放弃此项赔款，史密斯博士之功也，史氏为美国传教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力主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适当运用，以增两国之国交。’’‘5众口一词的美方主动说，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扑朔迷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史实作出新的考证，初步揭开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庚款留美计划的发端，作进一步考证，以深人认识庚款留学计划的真实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2梁诚首倡以庚款兴学留美计划实现庚款退还的史实考证
如上所言，真正推动庚款退还及庚款留学计划实现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愚人，生于1864年，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梁诚初任总理衙门章京；1886年，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1897年，随张氏赴英，奉贺英女皇维多利亚(Victoria)登基60年庆典，返国获授直隶候补道；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为专使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皇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断不能受，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英美舆论多有赞许；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是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庚款退还缘起于《辛丑条约》赔付方式的外交斡旋。在《辛丑条约》各国赔款所用货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同意中国以白银偿付赔款，后来由于其他国家一致主张用黄金作为赔款货币，美国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签订条约时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问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也有失公平，因此令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政府商请改用白银偿付赔款。1907年9月30日香港《中国日报》译载的《鸟约泰晤士报纪美国减收清国赔款事》一文，对此有准确记载，梁诚答记者问说，“此事之缘起，系我国政府命予商请贵国政府将辛丑条约所载赔款，暂改收银，因该约所载赔款数目之用金用银，欲求公允，尚需重议也。”([7]，ll页)在1905年1月19日梁诚致外务部函中，也记录了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1838～1905)关于赔款用银问题的讨论，“诚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约翰，海云此事前接康使来电，经已复令按照各国一律办理。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于前，安可反复于后，海云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8]，73页)。由此可见，梁诚向美国政府的商讨并没有立刻取得成效，美国人依然坚持和他国一样要求黄金赔付。看到以白银支付的努力希望渺茫，梁诚只能放手一搏，向美方剖陈利弊，在1905年1月19日致外务部函中，记录了梁诚向美国务卿海约翰交涉的具体过程：“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8]，74页)当时的美国迫切需要的，就是保护其在华利益不再受到侵犯。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的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致海约翰的函件中，柔克义说：“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9]，179页)因此，梁诚的那番话，正好碰触到了美国政府的痛处，1905年1月19日《驻美公使梁诚致外务部函》中详细记载了梁诚在向美方海约翰甜陈利弊后，“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8]，74页)的细节情况。于是，一个重大的转机出现了!听海约翰说庚子赔款“原属过多”，聪敏的梁诚便没有在赔款支付方式上继续周旋，转而利用身处美国的便利，立刻展开调查，发现美国当初的实际损失额不及分摊所得庚子赔款额的一半([7]，235页)。掌握这一事实之后，梁诚巧妙地向海约翰提出减收赔款的提议，“诚以其(海约翰)语意较松，或不过于坚执，因语以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言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8]，74页)。梁诚使美所遗文书中的一份电报，也为我们提供了梁诚争取退回部分庚款的经过，“辰遵敬电告外部，总统廷议，谓各国还金，美独否，议院必不允，外部言，出入无多，不便两歧。名讽以减收赔款，外部语意虽缓，办冀可成，较之金亏，所省犹巨；惟暂宜秘密，免别国阻惑，俟成后，或可援令照办。”([7]，280页)以上史料确凿证明，美国退还多余部分的庚子赔款，并非出于主动，而是缘起于驻美公使梁诚的不懈努力。至于退还庚款的具体用法，其创意也始于梁诚。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宓在文案处一年，得阅读许多秘密之档案，备悉早年清华创办之实况与详情。”“例如美国何以独慷慨愿退还此一部分之‘庚子赔款’?——实由我国驻美公使梁诚(广东省人)，曾在美国国务院阅读其秘藏之档案，又在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文件，得知美国政府1901年向中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时，其所提出美国人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生命财产)，事实不尽正确。故由此根据而造成之赔款数目字，亦是曾经妄为扩大，实嫌太多。……彼美国人已承认其为‘虚构捏造，不合事实’，而责评其‘索取过多，不合道德’者矣。”“梁诚公使乃取此类之事实与文件，分别编录成册。暇时，辄与所识美国国务院及外交部之官员，从容谈说。最后，乃直对国务卿海约翰氏婉言：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云云。海约翰氏深为所动，遂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义举。此1907至1908年事也。”由于事件涉及中美高层机密，即使是作为庚款生的吴宓，也感叹其不为人知之憾了：“……宓按：六七十年来，即由清华出身之留美学生中，有几人得知美国此义举半出于被动?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叫为核实吴宓的分析，我们对梁诚当年的函件又作了追踪。1905年5月13日致外务部函中，梁诚明确说明“赔款减收似可图成，宜声告作为设学游学之用请酌示由”“兹查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观其机兆，似可图成。”“连日与柔及署外部等商榷办法，柔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诚答以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诚惟今日列强环伺，若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8]，76～77页)这些函文明确无误显示：不但首先倡议美国减收庚子赔款的是梁诚，而且提出用退款广设学堂派遣游学这一重大创意的人还是梁诚!对此，1921年4月的《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可是退还赔款一件，既非我国政府的起意，也非美国政府的自动。我们要推求本校第一的功人，还应该感谢促成此事美前外交总长海约翰和当日外务部之中堂尚书，劝令美国减收赔款及主张办学以兴起美人之观感的驻美梁前公使。”([8]，25页)“……当时主持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一举，在我国由梁氏独争，在美国亦由梁氏首倡。……独梁氏的劳绩至今没人提及也没人知道，这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8]，26页)由此可见，仅仅lO多年过去，梁诚的这一历史功绩就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梁诚作出庚款留美计划的创意，绝非偶然。考察梁诚历史，系留美幼童中的第4批学生，就像当初的容闳一样，在深刻感受西方先进科技的魅力之后，回国后始终不忘寻找机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更多的中国青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梁诚赴美就任公使时，偕同赴美留学的学生多达26人，“当五六载以前，中国士子留学美国者，盖不多觏，而东美尤绝无而仅有。……至二十九年春，梁公使震东，奉使是帮，同行学生有二十六人之多。”([7]，6页)在1906年7月举行的东美中国学生会第二次大会上，梁诚亲自出席，致词两次，并担任演说比赛的裁判员([7]，8页)，足见其对留学教育和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正是梁诚的独特学术背景和外交身份，使其必然地提出了庚款留美这一创造性的计划，身为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深知退款用于何处与庚款退还是否成功休戚相关，于是提出减收之款用于广设学堂派遣游学的主张。事实证明，这一主张不但切实可行，也得到了中美官方的认可，1905年6月1日外务部致梁诚：“尊意谓宜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所拟最为妥协，以为美廷所乐从。”([8]，79页)从容闳到梁诚再到庚款留学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门，就这样被这些先进的中国青年们持续不懈地逐渐打开。
3美国同意退还部分庚款并用于资助学生留美的历史原因
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首倡，并用心良苦提议将退还庚款用于选派中国优秀青年赴美留学，其间虽屡遭波折，最终还是获得美国政府同意，退还了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1908年12月31日，美国国务卿鲁特(ElihuR00t，1845～1937)致函梁诚：“我在此荣幸地转呈一份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该法令根据1908年5月25日国会两院联合决议，将有关1900年北京义和团骚乱所造成的损失及花费的部分赔款予以退还。我高兴地通知您，该项退款将从1909年1月1日起始。”([8]，109页)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接受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提议，退还部分庚款，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也有其内在的历史缘由。早在辛丑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就相对采取了一定的克制政策，尤其在赔款问题上，美国政府一开始即主张“这些赔款的总额不应超过一个合理的数目，应该完全在中国的偿付能力之内。”([9]，4页)后来在美国务卿海约翰致驻华公使康格(EdwinH．con—ger)和赴华专使柔克义的电文中，也反复重申了这一主张。美国人为何如此慷慨呢?1901年4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致柔克义的电文，道出了他们在赔款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本政府认为，更多的优惠和实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9]，450页)1901年4月25日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致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中，则透露出他们主张索赔总额尽量合理的另一原因，他说，“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视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得多。”([9]，179页)而1901年5月25日美国赴华专使柔克义致国务卿海约翰的函件，则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清了美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一直采取克制政策的真正动机，“的确，美国按比例削减赔款的提议没有获得一个国家的赞同，但是我们坚持的克制方针无疑有助于促使他们限制自己的要求，倘若没有我们的努力，中国无疑将会被迫接受比那些可能将要提出的远为苛刻的条件。美国的克制政策还带来了其他显然有益的成果。”“美国在各国的会议上还能够在其他许多方面施加克制的影响。……我坚信在谈判的剩余日子里，我们将更能从其他方面证明总统政策的明智，并运用这个政策大大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9]，232页)可见，“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是美国政府采取怀柔政策的真正动机，梁诚动议庚款留美计划，在美方看来，无疑符合“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这一大前提，因为至少可以增进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长远考虑，在庚子赔款的谈判中，美国政府一直认为各国代表要求的最低总额四亿五千万两太多，提议按比例缩减赔款总额，但没有获得其他国家的赞同。最后当赔款总数四亿五千万两几成定局时，美国政府也顺水推舟同意了这一赔款总数([9]，241页)。正因如此，后来当梁诚向美国商请庚款暂改白银支付遭遇障碍，转而进一步商请退还部分庚款时，美国政府也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一退款请求了。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计划，美国方面仍然会耽心所退款项会被中国政府“移作别用”。值此时机，梁诚提出新的庚款留美计划，可谓一举两得的绝好创意。众所周知，由于美国的排华浪潮，自1881年清政府中途撤回留美幼童后，近代中国的留美活动一度陷入沉寂，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留学潮转向日本，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1906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校长詹姆士(EdmundJ．James)曾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8]，72—73页)由此可见，处于落后局面的中国需要继续向美国学习，而美国政府出于其战略考虑，也希望和教育界采取一系列行动，将中国的留学潮引向美国。经由公使梁诚居间协调，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将退还的庚款用作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庚款留学计划由此全面启动，成为自幼童留美计划之后，现代中国最大的一项官方留美计划。后来的中国科技发展事实证明，庚款留美生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现代中国各个科学学科的奠基人。如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之于数学，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之于物理学，杨石先、侯德榜、庄长恭、孙承愕之于化学，秉志、胡先辅、钱崇澍之于生物学，茅以升、梁思成之于建筑学，竺可桢之于气象学等等。如果考虑其他庚款留学生，这一名单还将写得更长。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幼童留美计划虽遭夭折，但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梁诚，在列强环伺之际，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胆略，首倡以派遣留美学生的方式，实现了美国退还中国超出其实际损失部分的庚子赔款，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庚款退还，不但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赔款负担，更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留美运动，肇始了此后的清华学堂，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杰出优秀的科技人才，对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梁诚的这一历史功绩，的确“是我们所不可不牢牢纪念的”。（庚款留美发端考——梁诚首倡庚款留美计划的历史考察，茆诗珍，徐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19

（本文观点大多引自 王天骏所著的《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
不是很同意马前卒的回答。简单谈下。
大清留美幼童和庚子赔款留美生在本问题下不好混为一谈。
首先，在庚子赔款的时候，当时总揽全国教育大权的张之洞已经吸取了幼童留美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方针。其认为幼童留美送出的学生年纪太小，尚不能把握住中学为本。实际上，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是在二十岁左右的优秀青年人中进行挑选的。
为了选这么一批人，当时（1909年）的学部和外务部（如今的教育部和外交部）建了个游美学务处，专门组织了一场留学生选拔考试。考试内容涉及国文、外文、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等，按照美国大学预科水平出题，以符合美国大学对于入学学生基本知识的要求。
最后选出来的人，也就是第一批庚款留美的47名学生，即是这场考试榜单的前47名。他们大多是籍贯在江浙沪的汉人，从当时的“圣约翰学堂”、“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京师大学堂”走出来的正牌大学生。至于这些学堂什么来头，大家查查就清楚了——大致便如当今的清北复交。
当然，彼时中国科举制度刚废除不久，科教水平落后世界太多，因此考生的总分整体不高，考试的评判标准也不一定公平，但这不影响考试本身是一场严格的选拔。从中脱颖而出的人，放在现在怎么也是C9级别学校中最积极进取的全才——小勃勃估计榜上有名，而轮子哥可能就差点火候了。
这47个青年人去到美国MIT，Priceton，Cornell，Harvard，Wisconsin等顶尖学府深造，中途没学下去的只有三个，大多都学成归来，用行动诠释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其中部分人甚至标示着中国现代科学中一些领域的起点。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批留美生所拥有的“学贯中西、融古通今”的素养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可能是现在难以复制的。毕竟正如他说：一个人的命运要靠自我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最后按我所熟悉的人物举俩例子，一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博士秉志，其为中国动物学的鼻祖，在第一批庚款出来的47人中。还有下面这个高赞回答中提及的叶企孙（历史上有哪些成就颇高但鲜为人知的人？），也是后来一批（1918年）庚款出来的留学生。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20

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龄在10—16 岁间)到美国留学。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将近20年时间。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

李鸿章需要的，只是单纯的技术人才；而幼童们在美国，像当年的容闳一样，正日趋蜕变成开启新时代的新公民；李鸿章们戴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既看不到新时代的优越性，自然更无法认可新时代所造就出的新公民。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但更痛苦的是，离开10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和拥抱，而是耻辱和排斥。

政治上，幼童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唐在谈判中极言：「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并以此为议和的指导方针，最终促成南北联合推翻了清廷。

此种情形，容闳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就曾预见到了：「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声口气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转型中国第18期：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这是一个国家培养了异己的悲伤故事。民智未开招不到足够的优秀生源，清政府保留僵硬的帝国体制，国家整体教育水平低下，剔除这些不利条件，这批留学生本应该更优秀，成材率应该更高。也许他们的条件得天独厚，但他们面临的压力和思想大碰撞也不是现在的学生能比的。

更加吊诡的是，那些归国后在北洋舰上的「幼童」留下名姓广为人知的寥寥无几，而后来供职北洋和民国政府的「幼童」，不少人载入史册。当初「留美幼童」的耻辱身份也成为荣誉的勋章。虽然主要是看历史进程，但个人选择有时比个人努力要重要。

知乎de用户 · 2019-4-12 01:25:21

我觉得大部分回答，无论是以督工为首的，认为风云际会造就大师；还是认为“给你机会你也成不了牛顿”的另外一派答主，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犯了片面不客观的毛病。

1.首先这些幼童基础如何？
督工@马前卒称其为草台班子， @苏喵妙认为堪称聪颖。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判断两位答主谁引用的材料更能反映幼童挑选过程的原貌。但不妨假设这个过程确如奏折一般严格：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愿意送往……携至上海公司考试……资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司赞助，否即撤退……

条件有四个：接受多年的传统教育；通过考试；天赋聪明；稍微通晓文言文的文采和条理。
读书数年稍通文理，只能保证孩子有初步的国语素养和儒学观念。
考试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定不会涉及太多近现代科学知识。
至于天赋聪明，12、3岁天赋聪颖的小孩，各位不妨想想自己小学六年级时的班干部和各科代表，以及其他被老师和家长钦点以后读清北的人，他们之后的发展轨迹是否都如其所愿？更且不论，清末对于“聪颖”和今天是否有一样的标准。
答主@苏喵妙自己也说，聪颖就是有优秀的可能。但是，聪颖不一定优秀，优秀也从不需要聪颖。古有方仲永，今有董方卓。答主用了近半篇幅说聪颖，其实走错了方向。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群孩子的基础如何了，聪明但是只有初步的国语素养和儒学观念。这不要说达不到当代6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也一定比不上彼时美国学校的同龄人的。

2.经过留洋之后，这些幼童水平如何？
我没有找到关于这些幼童任何除口头和往来信函中的表扬之外的奖励，也没有见到校方对于他们有任何处分或是其他惩罚的记录。鉴于他们大多都能如期毕业或升入知名学府，所以我们应当认为，经过几年的西式教育，这些学生的平均水平，与同期就读名校的美国学生的平均水平相当。

3.这批学生究竟有多优秀？
天资聪颖谈不上优秀。名校毕业生也谈不上优秀。在历史的坐标下评判一个人的优秀，讨论的只能是他的终身成就。这批学生后来出了怎样的人物，成材率有多高，其他答主已经都说过了，我有时间后面再做补充。所以若是要问他们有多优秀，我的答案就是：非常优秀，堪称中国近代化的栋梁之才。

督工回答，通篇在强调时运，仿佛时运佳者所得成就，那就不算成就了一样。历史没有如果，胡适之于近现代中文，钱学森之于中国近现代力学和军工，竺可桢之于中国近现代气象学，无论是因为怎样的风云际会，这些贡献和成就依然是实在做出的，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不能因此而折损半毫。
至于“不能把他们的成就都归结于个人的天赋或努力”，但是您的答案给人的印象却是把他们的成就都归结于历史机遇了。天赋之前讨论过了，他们的天赋和基础未必有多好。但是提到个人努力，他们从较差的基础达到美国学生的平均水平，这一步飞跃，不靠相当的个人努力怎么办到？
而从美国学生到大师泰斗的第二步飞跃，打个比方，一群淘金者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地下蕴藏了储量巨大的金矿。你可以埋怨他们抢先挖空了金子，但是你不能否认他们洒在这片土地上的汗水。
这批学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就个人努力和历史机遇而言，二者都是最高级别的。过分强调哪一个因素，都是耍流氓。近年社会上很有捧民国大师，贬当代专家的氛围，虽然督工也是对这种论调的反击，但是无疑矫枉过正了。

至于“给你机会你就能成为胡适么？”“早生几百年你能开创微积分么？”这些抖机灵，也是完全忽视了机遇在成功中的重要性。
不开玩笑的讲，第一个问题，有不小的概率答案是“你能成为胡适”。如果你认为你是足够努力的当代优秀大学生，那么参考一下那些学生中的成材率，大致也就是你扬名民国的概率。
第二个问题难度大些。这个问题对于天赋的需求要大得多。但是霍金这个水平的，把他丢到牛顿的年代，做出牛顿的贡献的可能性就大很多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物理学史里，这两位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科学的发展不是匀速的，而是会经常陷入一段停滞期，而后迎来一个新的爆发，如此往复。所以即使没有国家民族的因素，科学家的成就，也是会有机遇好与不好之分的。所以故意的强调或者忽视机遇，都是耍流氓。

“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你看这句话，虽然突出了后半句，那是因为他要引出下文，但是前后两句中依然是个“也”。但是在督工这里就变成了“当然要考虑个人的努力，但更要考虑历史的行程”，一个“更”字，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还是要学习一个，哈哈。

当年取得庚子赔款的留学生究竟有多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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