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撰文回应“资本外逃”：统计无需对经济活动做价值判断

导读：在2015年以前，中国国际收支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而官方统计的“净误差与遗漏”项长期为负且规模较大。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为代表的一部分观点认为，上述现象或与资本外逃有关，并且近年来国家外汇储备的减少不能简单理解为“藏汇于民”。在上周召开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余永定又数次重申了他的观点。但曾有着丰富外汇管理经验的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争议净误差与遗漏是不是资本外逃，其实际政策涵义不大，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降低净误差与遗漏占比，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更好为宏观决策和市场分析服务。管涛专门撰文阐释了他的上述观点。管涛表示，净误差与遗漏长期为负与资本外逃现象确有相关性，因为理论上讲，如果净误差与遗漏主要是由统计原因所致，那么其方向应该是时正时负的随机分布，而如果净误差与遗漏数值长期为正或者为负，则可能反映了未被记录的热钱流入或者资本外逃问题较为突出。但他同时表示，在实践中，根据净误差与遗漏为负做出上述判断需要非常谨慎。比如2009年至2013年（2012年除外），当时资本流入压力较大，但净误差与遗漏同样显示为负值。管涛认为，在“净误差与遗漏”中，究竟多少应该归为统计原因，多少应该归为经济原因，且在经济原因中，又有多少应该归为经常项目收入高估原因，多少应该归为资本流出低估原因，这并无统一的量化标准。因此，资本外逃成了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黑箱”。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争论大多有学术意义，而缺乏实操价值。因此，管涛认为，改进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提高统计质量至关重要。他给出的三点建议包括：第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适用范围；第二，进一步丰富国际收支统计方法；第三，进一步加强对于现有数据的加工和发掘。“统计就是统计，它主要职责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无需对经济活动做出价值判断。”管涛最后表示。

本文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文章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官方微信，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长期为负且规模较大问题再次引起了市场热议。有观点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近年来国家外汇储备的减少不能简单理解为“藏汇于民”。然而，争议净误差与遗漏是不是资本外逃，其实际政策涵义不大，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降低净误差与遗漏占比，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更好为宏观决策和市场分析服务。[h1]净误差与遗漏长期为负与资本外逃现象确有相关性[/h1]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都设有“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根据国际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表采用复式计账原则编制，为使平衡表在借贷两个方向上始终能够保持平衡，平衡表中设置了“净误差与遗漏”项。但是，“净误差与遗漏”项目是轧差出来的，不是统计出来的，只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目。净误差与遗漏既可能是由于统计原因产生的，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原因导致的。如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以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数据为基础，综合利用海关、商务部、人民银行、旅游局等其他相关数据，来自于多个部门和不同统计系统的数据，与国际收支统计在概念、口径、记录原则上不尽相同，同时，在各部门的数据中，某些交易也难以全面记录，因此，将这些数据汇总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就可能会形成误差与遗漏。至于经济原因，净误差与遗漏则可能反映了未被记录到的跨境资本流动，俗称热钱流入或者资本外逃。理论上讲，如果净误差与遗漏主要是由统计原因所致，那么其方向应该是时正时负的随机分布。如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高频的季度净误差与遗漏数值通常较大，但低频的年度数值通常较小。因为在一年四季中，其数值有正有负，全年轧差后净值就会大为缩小。例如，2000年，美国各季的净误差与遗漏与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分别为+12.7%、-8.1%、-10.4%和-6.7%，但年度之比却为-3.3%；2005年，季度比例分别为+10.8%、+15.1%、-7.6%和-12.0%，年度之比却为+1.2%（见图1-1和图1-2）。2000年一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的68个季度中，美国有40 个季度上述比例超出正负5%，但在2000-2016年的17年间，美国只有一年该比例超出5%（2009年，+5.8%）。

如果净误差与遗漏数值长期为正或者为负，则可能反映了未被记录的热钱流入或者资本外逃问题较为突出。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年度数值一直为负（2002-2008年连续为正）（见图2-1），由此，有理由怀疑有些资本外流未被统计，而被贴上了“资本外逃”的标签。特别是2015年和2016年，其各季数值持续为负，因此，在这方面更加高度疑似（见图2-2）。2015年，我国各季的净误差与遗漏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之比分别为-7.5%、-1.4%、-9.5%和-5.0%，年度之比为-4.9%；2016年，各季比例分别为-5.6%、-5.5%、-8.2%和-6.0%，年度之比为-5.4%（见图2-1和图2-2）。

当然，实践中，根据净误差与遗漏为负做出这样的判断需要非常谨慎。如，2009年至2013年（2012年除外），当时资本流入压力较大，但净误差与遗漏同样显示为负值。[h1]净误差与遗漏为负是不是资本外逃不影响政策判断和响应[/h1]将净误差与遗漏等同于资本外逃，肯定可以从统计或者经济的角度找到很多理由予以辩驳（详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专栏1：净误差与遗漏负值≠资本外逃规模”）。同时，“净误差与遗漏”中，究竟多少应该归为统计原因，多少应该归为经济原因，在经济原因中，又多少应该归为经常项目收入高估原因，多少应该归为资本流出低估原因，这并无统一的量化标准，资本外逃成了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黑箱”。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争论大多有学术意义，而缺乏实操价值。首先，无论净误差与遗漏为负是不是资本外逃，都不能改变近年来我国资本外流状况一度较为严峻的客观现实。其实，判断一国资本外流情况，只需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非储备性质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简称“资本项目”）差额同净误差与遗漏额相加即可。据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2015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3042亿美元，资本项目逆差（含净误差与遗漏）6471亿美元，由于资本外流超出了经常项目盈余，外汇储备资产减少3423亿美元；2016年，经常项目顺差1964亿美元，减少35%，资本项目逆差6400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外汇储备资产减少4487亿美元，较上年多减31%（见图3）。这时，如果想同时实现保汇率和保储备目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至于“净误差与遗漏”是不是资本外逃并不重要。
其次，无论净误差与遗漏是不是资本外逃，必须对短期资本流动冲击风险采取果断措施也已毋庸置疑。理论上，通常将净误差与遗漏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均归入短期资本流动（又称非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据此测算，从2014年起，我国短期资本持续净流出，它与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即经常项目与直接投资顺差之和）之比，2014年为-69%，2015年为-192%，2016年为-396%（见图4）。无疑，短期资本流动已成为导致前期我国储备下降、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而短期资本流动主要受情绪驱使，往往会偏离经济基本面，在市场普遍看空的情绪下，多重均衡容易出现坏的结果。因此，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抑制资本集中流出的同时，改进汇率调控，提高汇率政策公信力，才取得了2017年上半年汇率维稳工作的超预期成功。
再次，试图管理“净误差与遗漏”项下不可知的资本外逃，难免无处着力，针对可监测和可监管的交易实施管理则更易事半功倍。2013年初，通过虚构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转口贸易进行套利套汇行为盛行，引发了海关、商务、外汇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协同监管，及时遏制了由此渠道的热钱流入，而当年的净误差与遗漏仍为负值629亿美元。2016年，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异常增长，长期资本流动呈现短期化趋势，使得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导致当年在短期资本净流出减少17%的情况下，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减少60%，以致外汇储备资产降幅扩大。2016年底开始规范国内企业走出去行为，2017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口径的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同比减少67% ，跨境直接投资由逆差重新转为顺差。同期，经常项目顺差同比下降35%，基础国际收支顺差增长40%，短期资本流动差额与基础国际收支顺差之比由-359%降至-66%。这是2017年上半年剔除估值效应后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由负转正的主要原因，我国防化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取得了超预期成功。另外，只关注净误差与遗漏而不管披着合法外衣、记录在经常或资本项下的资本外逃（如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定价转移利润的做法），显然是顾此失彼。
最后，贴上“资本外逃”的标签，实际是对资本外流做出了主观的道德判断，恐难取得共识。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资本流出究竟是好的资本外流还是坏的资本外流，结论通常不同。而且，现在净误差与遗漏为负问题重入公众视野，很大程度与市场情绪有关。如前所述，这种情况早在2009年就开始出现，但在2013年之前，对此问题的关注度并不太高。当前，只不过是在看空人民币的情绪下，大家又将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负面新闻来炒作罢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而前些年人民币汇率面临单边升值压力时，大家炒作的焦点则是热钱流入。[h1]进一步完善国际收支统计依然在路上[/h1]国际收支平衡表（流量统计）和国际投资头寸表（存量统计）构成的国际收支账户是宏观经济的四大账户之一，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和市场分析判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重要依据。所以，国际收支统计的质量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净误差与遗漏” 是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目，又称为平衡表的“线下项目”，经常项目、非储备性质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变动等则称为“线上项目”。一国经济越开放，净误差与遗漏额有可能越大，所以，国际上通常取“净误差与遗漏额”与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之比作为控制标准。如果该比例过大，则会影响运用国际收支账户分析的效果。自199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按照国际标准实施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国际收支统计的质量不断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净误差与遗漏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之比在-2.5%到+1.6%之间，只是2015和2016年该比例突然出现了较大跃升，分别达到-4.9%和-5.4%（见图2-2）。这影响了国际收支账户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也是引起学界质疑外汇储备减少是否是“藏汇于民”的主要原因。改进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提高统计质量任重道远。第一，进一步扩大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适用范围。货物贸易是经常项目的主要科目，我国相关统计已经较为健全，所以对于经常项目的统计数据质量总体有信心。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扩大，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统计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尤其是对外投资或债权统计方面，我国统计基础较为薄弱。自2014年9月开始实施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既有负债（即利用外资）又有资产（对外投资）的统计，同时区分了对外资产的交易变化和货币折算等非交易变化。但是，该制度实施时间较短，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其申报主体范围。第二，进一步丰富国际收支统计方法。我国国际收支统计制度包括间接申报、直接申报和企业调查。其中，间接申报是企业和个人通过银行报送数据。其好处是，只要通过银行办理的、现金收付形式的业务，基本可以全口径采集数据，但是数据采集的成本较高，而且不通过银行办理的业务往往容易形成数据缺口，特别是权责发生制的企业部门业务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为它们有些当期没有现金流。为此，建议除继续依靠基于企业调查制度，逐笔交易数据采集外，还应研究更多运用抽样调查和估算的方法，以更低的成本、更可靠的方式，确保国际收支统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第三，进一步加强对于现有数据的加工和发掘。例如，中国仍是一个大量现金收付的社会，购汇以后直接提取现钞携带出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携带外币现钞出境，既可能用于旅游消费支出，也可能用于个人资本转移。现在海关对于5000美元以上的携钞出境要求申报，但实践中可能申报的不多，而且即便申报了，海关也较少与外汇局进行数据交换，这部分缺失的数据就有可能体现为净误差与遗漏的负值。建议可通过与海关携钞申报数据交换、银行抽样调查，或者提取外汇局居民个人结售汇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方式，对此加以测算。再如，借鉴外汇局编制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数据时，将海关查获的进出口走私数据还原到进出口中的做法，结合近年来查获的地下钱庄和货币走私案件，区分资金流入还是流出方向，加工相关数据，弥补数据缺口。统计就是统计，它主要职责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统计不是监管，无需对经济活动做出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