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长度4015字，建议阅读时间20分钟2023年10月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目标，这也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核心主线。其中，能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直接影响我国金融体系能否真正“由大到强”。
建设金融强国需做好“五篇大文章”
杨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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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定位与层次
建设金融强国是为了实现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由此做好“五篇大文章”首先需真正抓住经济需求侧的痛点，提供更加精准、丰富的金融服务。通常来看，实体经济部门需要的金融服务包括支付结算、融资与投资等资金配置、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五篇大文章”则在一般金融需求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企业、居民部门迫切需要满足的特色领域，由此更多体现出金融的增值服务、精准支持。
其次，则是为了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在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金融业、金融市场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化架构，许多数量型指标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但是金融服务结构、质量、效率还有不足，金融发展的内在韧性与强度仍有待提升。因此，聚焦“五篇大文章”来发力，也是为了推动金融自身的优化升级、提质增效，真正增加有效供给而减少低效和无效供给。
最后，是为了促使金融血脉更加畅通，金融功能真正落到实处。强调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并不仅仅意味着给企业、居民部门提供更多的金融资源，而且要彰显“好钢用在刀刃上”，并且促使企业、居民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自身的境遇。由此“五篇大文章”拓展了金融业的责任与使命，可以更好地衡量金融血脉中的血液丰富度、畅通度。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五篇大文章”进行合理定位，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逻辑关系。一是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因为伴随着数字化与新技术的演进与冲击，金融机构、市场、产品、制度等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众多金融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化的加持，因此，数字金融贯穿着完成其他“四篇大文章”的全流程。二是科技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因为诸多领域的特色金融创新都是为了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科技自立自强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新挑战，从而服务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多个强国建设。三是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则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落脚点。因为金融强国建设是否成功，不仅看金融业自身的发展绩效，更要看能否补上金融服务短板，给客户带来真正的价值，从而实现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四是绿色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补充，因为从绿色金融到转型金融的探索，既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是较少能够在全球形成国家共识的着力点。
02
以数字金融全面改变金融核心竞争力
首先，为了做好数字金融的大文章，我们需要对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概念深入辨析。就国际范围看，金融科技的定义最早指的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能够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进而对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政府层面最早可见的数字金融一词，指出“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创新和商业模式，此外，国外学界和业界在讨论数字金融时，一种代表观点是强调数字普惠金融，即运用数字化手段来使特定群体更好地触达正规金融服务。由此来看，海外探讨的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具有类似的范畴，且后者更加强调数字化技术、数据要素的突出作用。就国内范围看，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
其次，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数字金融，都体现出新技术与数据要素给金融带来的巨大冲击。数字金融已从理论层面改变了宏观与微观金融运行本质，进而影响实践中的金融产品设计和金融组织形态，全面冲击了金融要素、功能、主体、业务等。当然，在实践中，我国数字金融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如：金融业应用技术底层重大技术方面还有所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仍然面临体制机制、可持续模式等方面的问题；不同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仍不够清晰；在科技与金融地融合过程中，风险与责任的边界仍需厘清等。
最后，推动数字金融变革需把握几方面重点：从需求痛点出发，不应为技术而技术，且避免短期内高估、长期内低估某项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数据—数据要素—数据资产”的变革，为创新准备好生产资料；着眼于边际上的改良优化，推动开放金融的场景与业务模式落地；完善风险控制与监管模式，重点关注模型算法风险、创新业务合规性、自主创新与自主可控、数据治理风险等；持续夯实支付清算、信用、文化与伦理、人才等基础设施与生态要素。
03
以科技金融助力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首先，持续提升科技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基于全球视野看，我国科技创新仍有诸多不足，如科技开放合作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等。由此，以金融助力科技强国建设成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
其次，现有科技金融服务还存在供求失衡的现象。一方面，从科技金融供给来看，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发展已经逐渐形成合力，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都逐渐把服务科创作为重要抓手，但是就数量与规模来看还存在问题。如就科技信贷而言，虽然整体增速稳定，但考虑到支持科技创新的迫切性与重要性，科技信贷在整体本外币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仍显较低。另一方面，就科技金融需求来看，对基础性重大科技创新与应用性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还存在不平衡，尚未纳入科技金融政策覆盖范畴的一般企业科技创新还缺乏有效金融服务，除了科技融资之外，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其他金融需求满足度仍然不高等。
最后，要想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是应在科技信贷、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各领域持续提升创新力度，扩大规模和增速；二是抓住科技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痛点，充分运用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力量，探索开发更加适合科技企业特征的产品、服务和风险管理模式，实现科技与金融的相互赋能；三是把握科技金融与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共性问题，重点优化金融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模式与制度安排，提升不同大文章相互融合的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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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实现金融价值
首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据金监总局统计，截至2023年末，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70.9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3.3%。同时，2023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7个百分点。另外，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年度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报告，我国的账户拥有率、数字支付率、女性拥有账户比例、通过银行账户或移动支付账户储蓄的比例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使得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球领先。应该说，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真正激发中小微企业等特定主体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能力，而不仅仅是运动式地扩大相关指标，更要避免给金融市场机制带来不适当的扭曲。
其次，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深化，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迫切需要做好做优。按照传统的界定，养老金融是指为了应对老龄化挑战，围绕社会成员的各种养老金融需求所开展的金融活动的总称，可以包括养老金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养老资金的管理和服务、养老产业的投资和融资等。就具体领域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仍然有所不足，需要进一步实现增量增效。同时，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金融资产配置都还存在严重缺失，如果能够真正激活大财富管理市场，也能为中年人群即将到来的老龄时代做好金融资源准备。
最后，无论是推动普惠金融存量改革，还是加快养老金融增量改革，都可以充分运用数字金融来赋能。例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探索，集中部分金融资源，通过精准触达、大数据征信保障、智能风控等，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支持特定个人和企业，使其获得应有、合理、适度的金融支持。再如，以数字化助力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资源优化与资金管理，可更精准地进行客户画像与服务配置，全面改善养老金融服务的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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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金融保障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首先，绿色金融更多是指精准支持符合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的行业或部门，从而使其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保障，以此实现行业增长目标，达到奖优罚劣的政策引导效果，同时为金融业开辟新的市场蓝海。客观来看，我国近年来的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
其次，当前发展转型金融变得更加重要。从狭义来看，转型金融是指金融支持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的转变，从而缓解气候变化的矛盾；从广义来看，则指对于高污染、高能耗、高碳，以及不可持续的各类非绿色、棕色乃至于黑色领域进行合理金融支持，并促使其“转绿”和走向可持续发展。转型金融即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的融资活动都可以被纳入转型金融范畴。相比绿色金融而言，当前诸多非绿领域都迫切需要更多的转型金融支持，从而避免“运动式一刀切”的负面影响。
最后，无论是推动绿色金融改善存量，还是加大转型金融探索，都需要解决一些共性的难点问题。如难以有效监测、计量、验证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效益或ESG价值；环境信息缺失引致的信息不对称，增大了“洗绿”“漂绿”风险；过度强调“绿色性”可能带来金融机构成本上升、风险性与脆弱性增加，影响经营可持续性等。对此，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手段显然也能够缓解这些矛盾，有助于推动实现绿色金融服务的标准化、透明化，逐渐改善绿色融资、投资、资产管理、碳核算等活动，使其可计量、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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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综合来看，围绕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做好“五篇大文章”应该以数字金融为切入点，尽快推动科技金融、养老金融增量提质，促使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优化升级。同时，需要更加理性地认识各类金融活动的风险特征，掌握好创新效率与安全“跷跷板”；优化用以保障创新的基础制度、文化和信用环境，并努力实现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可持续价值的有效平衡；基于全球视野综合考虑“五篇大文章”的布局，最终助力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本文来源于《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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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设立于2005年，原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个兼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国家级金融智库。2015年6月，在吸收社科院若干其他新型智库型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更名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5年11月，被中国政府批准为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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