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的战争比战国规模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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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用户1024   2022-2-9 13:52   9613   5
战国时期,兵力最少的韩国都有二三十万兵力,而长平之战更是赵国秦国各几十万兵力的战役。为什么三国拥有整个河北四州地区的袁绍才动员出十万人,而曹操才几万人。而三分天下的蜀国,普遍认为兵不满十万。为什么中原七国单拎出来一个都有几十万兵,三国就不行了,就连魏国也才二三十万,跟最弱的韩国大致相当。 @臭咸鱼 第一次问,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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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回应  16级独孤 | 2022-2-9 13:52:20
“兵”和“军”不分,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有类似的混淆。中学水平的资料就基本能揭示问题:

高考明朝历史知识点:明末农民战争
李自成又统兵南下湖广,在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攻破襄阳、荆州(今湖北江陵),不过数月,占有湖广北部(今湖北)各州县。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初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在中央设内阁,成立六政府。在地方上设置府尹、州牧、县令等。在军制方面,实行精兵制度,每一精兵配置司牧、司柴、司器械等二十多人,精兵共约五、六万,军数实际超过百万。
注意措辞:“精兵”五六万,“军数”百万。全部野战兵力坐不满一个足球场的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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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军队的兵源及供给,明初又实行军户和屯田制度。凡军士都是世袭的,单独编户籍,叫作军户。全国军户约有二百万家,占全国户数很大的比例。凡各地卫、所皆实行屯田,以保证军饷的供应。军士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屯田者专事耕垦,供应军粮;守城者专务防守操练。军士守城与屯种的比例,大致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一个时期之内,几乎无军不屯,军队大体能够屯田自养,屯田收入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国家免去养兵之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遇有战事发生,则由兵部奉旨调卫、所兵,临时命将充总兵官,发给印信,统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官交还印信,兵士回到卫、所。这样将不专军,军无私将,而军权集于中央。
“兵”是用来打仗的,“军”的身份只能说明你属于军事系统。按照明朝政府最乐观的想法,也就是20%-30%的“军”能成为“兵”——这还是在防御情况下,不用考虑军粮和物资运输。如果转为进攻状态,两三个出征人员为一个人搬运物资也未必够用,“兵”的百分比立刻就降到了5%以下。


(点击看大图,每个点都是一个卫所,意味着5000多“军”,如果都是“兵”,要多么恐怖)

当然,200万军户,能出10万“兵”,对一个大帝国来说也凑合够用。但在帝国末世,往往是十万“兵”也凑不出。晚明一个总兵级别的高级军官,能有几百“兵”就不错,几十个总兵凑起来,就是明朝的全部野战兵力。所以明朝对内压不住几万战斗部队的李自成,对外打不过几万野战军的清朝。

到了清朝,天下一统,蒙古草原上不再有边患,所以清朝一直靠十万人不到的士兵应付强度不算太大的边疆战役。由于清朝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内地行军一般靠花钱购买商业物资,显得“兵”和“军”差不多,但边疆作战依然是几万士兵后面跟着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军”——无论这些人是否属于军事系统,在对手看来,他们和战斗兵员肯定是同一支大军。而作为边疆用兵的总后路,陕西督粮道是天下数得着的肥缺。

其实一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还是农业社会,极端缺乏后勤设备,必须靠高比例的后勤人员来保证作战。淮海战役一开打,二野就插入敌阵,在宿县切断铁路,废掉国民党一方的现代运输力量。然后华东和中原地区发动600万民工支援前线,制造后勤优势。放到历朝历代,这都是冬季发动600万大军,号称千万还算谦虚的。实际上呢,600万民工配合上千辆卡车,再加上抢下郑州铁路枢纽,初步开动华北铁路网,这才养活了50多万一线兵力。换算起来,百万大军也只有不到十万的作战力量。


济南战役前夕的地图,比淮海战役早2个月,之后解放军拿下了郑州和济南,又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攻占宿县,国民党就只能靠仓库对付600万民工运来的物资了。

总而言之,历代都有“兵”和“军”混淆的问题。算上后勤体系后,百万大军只有十几万甚至几万能打的,一点都不奇怪,毕竟连20世纪前期的解放军都是如此。这个时代说“军”,那个时代说“兵”,同一时代的史书各说各的,都很正常啊。一旦想通了这个问题,史书上高高低低的数字就不会制造困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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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回应  16级独孤 | 2022-2-9 13:52:21
我只看三国史,其他不懂。战国的事,我只能胡说八道。
要说战国时,各国发动大战能动员几十万的兵力,首先,题主你要考虑这个数字中包括了后勤人员没有?其次,这数字准确,可信吗?
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持续时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一个生产力相对低下(时间纵向比)、主要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国家,其战略储备粮食能让百姓几年不用劳作?
我以为,能想到这些,就会对史书中记载几十万兵力抱着看看而已的态度了。
最简单的解释,所谓几十万人参战,可能绝大部分人是后勤非战斗人员
以上是我脑补的胡说八道,下面开始说三国史。

三国史中对人口的记载,我熟悉一些,首先要明确的是:
1.董卓之乱至李傕之乱(190-195)时对河南、关中地区的摧残,关东诸侯混战对辖地的摧残,导致人口锐减。
2.兴平年间(194)至建安初(196年)这三年的饥荒、旱灾对社会底层(农民)的伤害。

第一条不用说,自然是:连年的战争对整个东汉帝国的摧残是导致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汉末混战导致人口锐减的起点是初平元年(190年)。
关东起兵反董时,联军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数十万不可能全是兵(战斗人员),更多的应该是非战斗人员。
陈志《司马朗传》: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
第二条,在这场(194-196年)持续的饥荒中,关东两个势力最强大的袁绍、袁术,他们的士兵都出现了缺粮的情况!
——想想看,士兵都缺粮,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呢?只能等死了!
陈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
这条史料,裴松之是放在建安元年(196年)末,曹操开始屯田时。
曹操屯田后,书上也是说过了几年后,粮食储备才逐渐上来了。
陈志《国渊传》: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陈志《任峻传》: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若以《国渊传》中的“五年”为实,数下197.198.199.200.201,也就是说,官渡之战(200年)之后,曹操的军队才逐渐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
所以题主提到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相对少,也是自然的事。

当然,这兵力是战斗人员。如果把后期非战斗人员算进去,我觉得这个数字还可以扩大。
例如曹操军运粮事见《夏侯渊传》,说夏侯渊督办兖、豫、徐三州的军粮。
陈志《武帝纪》说曹操“兵不满万”,显然是排除了夏侯渊这些搞后勤的人数。
再看袁绍这边。
陈志《袁绍传》:(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逄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裴注引《世语》曰:(袁)绍步卒五万,骑八千。
裴注引孙盛评曰:案魏武(曹操)谓崔琰曰“昨案贵州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由此推之,但冀州胜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袁)绍之大举,必悉师而起,十万近之矣。
可见,“众数十万”是动员人数(后勤人数+战斗人数),“精卒十万”才是具体的战斗人数描述。
若如此,官渡之战要“扩写”一下,也可以写成:袁绍军数十万vs曹操军数万。
这不就跟战国那些“几十万”的记载差不多了吗。

最后发一些史料,感受一下汉末三国的“数十万”的“大战”记载。
陈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诸葛亮集》:(曹操与刘备争汉中时)举数十万之师。
陈志《孙权传》裴注引《江表传》:(赤壁之战时)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陈志《周瑜传》:(赤壁之战时)曹公(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
陈志《吕蒙传》:(赤壁之战时)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
陈志《甘宁传》:(216年,曹操伐吴)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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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回应  16级独孤 | 2022-2-9 13:52:22
谢邀。

简单说,三个原因。
一是士兵动员方式不同。
二是部队编制方式不同。
三是最重要的……大家都虚报数字吹牛皮。


第一点。
战国时兵民一体,所谓能用的数字,其实就是适龄农民。征发出去的数字里,肯定包括了大量非战斗人员——吹的是带甲百万(这个数字的水分参考第三点),真上第一线肉搏的战斗人员,没那么多。
三国形势复杂,但因为军阀部曲制度,临时征发的农民兵比例应该低些,所以数字也显得没国皆兵那么瘆人。


《战国策》: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 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 给也
田单这里提了一个细节。动员兵力多了,民不得耕作,粮食难以供给。粮食难以供给时理所当然,出了兵为什么民不得耕作?因为战国时兵民一体
长平之战:
“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 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征发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去长平:那是百姓啊。

长平赵国四十五万人完蛋了。之后燕国企图来打赵国时,理由: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
可见长平死的四十五万人,可能不仅指赵国的成年军队,而是赵国可以拉壮丁的成年男性。

三国时呢?
按东汉制度,开国后就罢郡国都尉,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等于取消地方军队。
三国时为东汉末,军阀许多靠部曲,相当多军阀的私兵部曲是兵农分离的
蜀汉灭亡时,给邓艾报户口: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将士和人口是分开算的。

战国时一打仗,老百姓扔下锄头就去打了,真上第一线的,天晓得几个人。反正白起和赵括四十万级别的人对砍,白起动用的机动兵力也就几千。
其他,拉板车送粮食的老乡、立壁垒的民夫,都在里面了。

三国时部曲军队也有屯垦的,许多也按民夫来。但还是有部分兵农分离。所以数字显得少。


第二是组织方式不同。
如上所述,田单时代,已经意识到兵力过多,可能会影响后勤。说明许多战国还没注意到这点。
三国时已经对此有警觉了。曹操注孙子兵法,如是说:“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於敌也。”
曹操早期经历过许多次兵粮问题,兖州战吕布、官渡战袁绍,大多跟粮食有关系。后来诸葛亮其实也不止一次粮尽退军。所以三国时,许多战役双方是有意识的为了经济,控制军力。
费祎在时,姜维每每出兵不过万人。姜维能带万人以上北伐时,人都五十多岁了。打仗打到后来,就是打粮食。

大家都说,汉武帝时3000万人口,汉末只有700万左右,太可怕了,都杀完了——其实也没那么夸张。虽然汉末的确“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但是瘟疫和战争死去的之外,还有流散人口。
诸葛亮曾经跟刘备说过这事:
“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
备从其计,故众遂强。
——荆州人其实不少,只是都不上户口。
东汉末乱世,经济生产和户口普查都跟不上,所以显少。


最后一点……吹牛问题
《三国志·魏书·国渊传》:
“国渊字子尼,太祖(曹操)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友河间。银等既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冠,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
破贼文书,都是以一当十地吹。国渊不吹牛,还被曹操问为什么。
至于己方的兵力……不吹也不好意思对吧?国渊这样,已经算务实了。
官渡之战的兵力,历来是个八卦。都说袁绍简精兵十万,曹操有些说法兵不满万。其实曹操起兵时数千人,此后收青州兵数十万(这里面肯定包括了家属),又四方征伐,兖州、豫州、汝南、徐州、关中都在手里,关键大战,却只拿得出一万人,听来不对。
又《三国志》称官渡之后,袁绍军被坑杀七万人——第一这数字有些夸张,第二曹操军若不过一万,怎么坑得了七万人呢?
所以三国兵力,有许多虚头花账,没法太较真。
蜀汉灭亡时交账簿所说的兵力十万二千这类官方数据,也许靠谱一点。


至于战国时,各国动不动“带甲百万,车千乘,粟支十年”,查考其记载,多是苏秦等纵横家的说法。
纵横家就是人嘴两张皮,吹牛不上税,不能当真。

我更愿意相信:
因为兵农一体,因为赵国四十五万人一死于是全国壮年皆尽;秦国以六十万人给王翦是所谓“空国以委我”,我觉得这意思是:
赵国壮劳力(而非一线专业士兵)打死也就四十来万,秦国壮劳力(而非一线专业士兵)到顶也就六十万。

那,就这样了:
战国数字里包括民夫,三国至少还有部分是兵农分离的。
战国打仗堆农民人头到影响生产了,三国好歹还计算着粮食来。
战国纵横家吹牛没边,三国也习惯以一算十。
大家一起吹,但战国估计吹得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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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回应  16级独孤 | 2022-2-9 13:52:23
谢邀。

倘若将三国时代的起始定义为黄巾之乱,不难发现其战争规模似曾相识。

黄巾起事,【众三十六万余】;张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青州黄巾入兖州,【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关东诸侯讨董卓,仅屯于酸枣的豫州、兖州之众即有【兵十余万】,二袁主力尚不计于内。如此规模,较之战国争雄恐不遑多让。

然而,按察史料即可发现,随着群雄逐鹿的深入,各家军队的规模不增反减。譬如决定北方归属的官渡之战,袁绍举全军不过精卒十万人。难道雄踞四州的袁本初,其动员能力仅止于此么?

官渡鏖兵,袁军悉数报销,曹孟德宜将剩勇追穷寇,但说好的推枯拉朽却缺席了五六年,期间还在邺城之下惨遭袁尚、袁谭俩小字辈羞辱,最终靠着二袁作死方才粗定北方。末了拿来毁了两回的冀州账本【校计甲兵】,还【可得三十万众】。

这就有意思了,充分说明袁绍不按战国模式搞个四五十万,非不能,乃不为也。

现下既已知其然,再看看其所以然。

战国可称全民皆兵。长平之战最为典型,赵军四十五万覆没,被称为壮者尽于长平;秦王为遮断赵军粮道,发河内【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大胜之余落个【死者且半,国内空】。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所谓的四五十万大军,大多不过是放下锄头的农民而已。

这一遗风延续至楚汉相争。刘项对峙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井陉背水之役,韩信【驱市人而战】。

这些军队的成色,与黄巾军乃至讨董之郡县兵相去无几,规模虽大,面对精锐部队冲击时的表现又如何呢?
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
五十六万大军,半天报销。这样的神迹是否唯项羽专美呢?

无独有偶:
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筭,威名大震。
白马公孙表示毫无压力( ̄_, ̄ )

这波败战之余休养生息后发展至【众百万】,蹿入兖州,又被曹操一勺烩了。黄巾跌倒,老曹吃饱,【受降卒三十余万】,青州兵就此诞生,可喜可贺。很快,穷人乍富的曹操在主场迎来了吕布同志的考试,结果嘛——
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
这就是三国游戏中的精锐代表【青州兵】╮(╯▽╰)╭

至于酸枣讨董联军的下场,地球人都知道,连董卓的面都没见上,就在汴水之滨被徐荣一支偏师按在地上摩擦。

综合观之,董卓、吕布、公孙瓒,其系统不一,但共同出身是凉州、并州、幽州等缘边诸州,所部的共同属性是边兵,易言之,是在外战的血火考验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军队。当所谓的数十万大军遇上职业化军队,其结果就是砍瓜切菜,谈笑间灰飞烟灭。

举个例子,孙坚曾参与凉州平叛,与董卓相爱相杀,是有经验的军事将领。末了起事关东,带着数万大军找老董再续前缘,却惨遭李傕、徐荣等凌辱,连番大败,狼狈万分。老董长史刘艾立马HIGH了,认为这届孙坚不行,比李傕、郭汜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然而——
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敢,诸将军慎之。坚昔西征,其计策略与人同,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尔。”艾曰:“坚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坚前与羌战于美阳,殆死,无能为!”卓曰:“坚时将乌合兵,且战有利钝。卿今论关东大势尔,亦终无所至,但杀二袁儿,则天下自服矣。”
【将乌合兵】才是孙坚的真正败因。《唐太宗李靖问对》记录了诸葛亮的观点: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可为诠释。

三国时代前期这些【数十万大军】的下场,充分说明历经两汉四百余年的军事进化,未经长期训练的武装农民在职业化军队的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历经现实教育,各家的军队规模都出现了缩减。以曹操为例,当初收卒三十万,末了屡次扩张势力,到官渡决战时,其兵力却不过数万,即便举兵南征,亦不过十余万人。

规模的节约,带来的是职业化的不断加深,最终产生了世兵制,兵户的数量决定了军队的数量。

《唐太宗李靖问对》:不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

官渡之战后,日不移影大破数十倍敌军的神迹已基本不可再现,两军长期对峙成为常态。

当然,人口的减少亦制约了军队的规模,但若仅以账面人口估算,必然导致严重失真。试举一例,三国境内都存在大量异族人口,承担军费,出人出马,但这些人口均不在编户齐民之列。葛剑雄先生预估三国人口在二千余万到三千万,个人以为大略妥当。

总之,个人以为,三国军队规模的缩减,是主观能动与客观条件制约的共同产物,三国战争形态的转变,及对外战争的碾压式表现,已充分证明这一演化的必要性。

当然,史书作者不同的风格也有助攻。倘若换司马迁同志来写赤壁之战,恐怕就是【曹操并荆州军,凡八十万众,顺流东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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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回应  16级独孤 | 2022-2-9 13:52:24
我来从军事制度及其经济基础的层面上回答吧。
首先呢,推书,这个问题在我参写的《帝国强军》一书中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其中我写的《汉羽林骑兵》一节论述了秦汉古典军国主义的消亡,陈峰韬先生的《东晋北府军》和廉震先生的《北齐百保甲骑》则论述了南北朝军事制度的基本风貌。而三国时代的军事制度则是两者的中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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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特辑020《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淘宝网


从战国到秦汉,中国经历了一个古典军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由西周沿袭下来,在春秋时期几经变革的国人从军制因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当中,国人阶层本身的瓦解而无以为继,各诸侯国都在寻求军事改革。荀况在《议兵》一文中说:
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在诸多军事制度中,以秦国为代表的军功爵制度及郡县征兵制最终显示出最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成为战国中后期到西汉时期军事制度的主流。也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惊人的征兵率和巨大的战争规模。各国动辄倾国而出,动员几十万大军出征,战役参战总兵力可以超过100万。这个时期是中国古典军国主义最高峰的时代。


但是到西汉中后期,郡县征兵制却逐渐走向消亡。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募兵制,到东汉基本取消了郡县征兵,募兵制成为军队主流,一直到三国时期演变为部曲制和世兵制。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名田制的破坏。郡县征兵制的关键在于民众为什么愿意从军。秦汉古典军国主义的基础在于军功爵制度,其落实到土地制度上称为名田制。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户律》以二十等爵为基础,规定了有爵者、无爵的平民和其他特殊人群获得田、宅的标准,是研究西汉名田制的第一手资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篇论文: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
没兴趣的同学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名田制的核心是杀敌赏田,但没地可赏的时候名田制就搞不下去了。到西汉中后期大地产兴起,土地大量兼并,封建庄园遍地开花,国有土地日益减少,名田制分不出田来。拿不到田的老百姓自然就不愿当兵了。
怎么办?所以武帝开始搞募兵制。
三国时期的部曲制和世兵制,实际上是募兵制顺应庄园制封建生产关系的进化。正如荀况所说,单纯给钱当兵的募兵制在商品经济仅属于封建经济附庸的时代,最终的结果是“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部曲制可以视为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土地和官位代替金钱的雇佣兵,而世兵制则是部曲制的国家化。

其次是骑兵的崛起和战争艺术的演进。战国时期,中国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只有会战和攻城战两种战争形式。这是适合大规模车步合成部队的作战方式。但是到了秦汉时期,骑兵逐渐崛起开始改变战场形态。高机动的骑兵部队可以避免和对方正面作战,使用深入敌后破坏敌补给线的战法逐渐削弱和摧毁敌人,或者通过诱敌深入的战术分割孤立敌人。比如长平之战中秦军就是用骑兵迂回到赵军后方切断其补给线,从而合围了赵军。白登之围中,匈奴在正面作战中打不过汉军,但是利用诱敌深入的战术,诱使刘邦率少量骑兵轻敌冒进,最后合围了刘邦。文帝和景帝时期,匈奴多次入寇,也是采取不和汉军正面交战的游击战术,每每抢掠大量人畜而归,而汉军耗费巨大的出征则无功而返。


在周亚夫平七国之乱中,一种新的战略成型了。吴王濞以典型的郡县征兵制征集起来的三十万吴楚联军对阵周亚夫的少数中央军。周亚夫正面采取费边战略拖延时间,同时派出精锐骑兵切断吴楚联军的补给线。结果吴楚联军仅三个月就崩盘了。周亚夫平七国之乱表明中国军事家已经认识到超级大军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是自身的巨大消耗。依托筑垒和骑兵这两支力量,少数精锐部队完全可以击败超级大军。

因此,三国时期郡县征兵制让位给部曲制和世兵制,既有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原因,也有军事技术进化的原因。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成熟,大地产对土地的垄断以及最终庄园制的形成,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名田制,军功爵制度及郡县征兵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骑兵的崛起和战争艺术的进化使得郡县征兵制搞起来的超级大军也不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当然,三国时期也不是说郡县征兵制就完全消失了。比如一般认为蜀汉就仍然坚持着郡县征兵制(当然蜀汉也有部曲制和世兵制),因此蜀汉能够以区区百万人口搞出十万大军来。蜀汉能够搞郡县征兵制也是有原因的。操贼放弃汉中时迁走了汉中百姓,导致蜀汉拥有大量无人耕种的国有土地。诸葛亮本人在蜀中严刑峻法,也抑制了大地产的扩张。这使得蜀汉有搞郡县征兵制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曹魏基本上可以视为大地产庄园主联合体,孙吴则是日后东晋士族政治的滥觞,两者都不可能损害庄园主利益去跟着蜀汉搞军国主义复辟。郡县征兵制和诸葛亮本人一样,必然迎来“星落秋风五丈原”的结局。


至于庄园制下军事制度的发展,请大家继续阅读《东晋北府军》和《北齐百保甲骑》,揭示那个钢铁猛兽所统治的时代,讨论南北朝军事制度与西方封建骑士制度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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