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是个怎样的人？

有关回应 · 2021-6-1 09:47:06

摘自网络，所以匿名。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
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有关回应 · 2021-6-1 09:47:07

个人喜欢集邮，2016年5月8日发行了中国现代科学家（七），刚好那天在北京，所以在知道邮票的背景资料后就准备去清华大学给朋友寄首日封，也是在发行日之前才去查找了一些大师的资料，粗略的看完一些感觉很难受，为大师感觉到可惜。不过还好，国家并没有忘记大师给国家做出的贡献，虽然他的好几位弟子都已经发行邮票纪念过了（中国邮政发行邮票的题材都是各种审批报备，尤其是纪念人物的邮票）。国家没有忘记叶企孙，他也不愧是大师中的大师，愿点开这个问题的每一位人都不会忘记他。

特别喜欢这枚票的设计，大师给人感觉儒雅大方，手上的物理学和二校门以及票面微微的清华紫都让人想看大师当年的风采。

有关回应 · 2021-6-1 09:47:08

我羞愧于今日才识得大师的事迹……您受的不公是华夏一个时代的悲哀，祖国对不起您!大师远行，吾等必感召您的精神，努力，向前!

有关回应 · 2021-6-1 09:47:09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校史馆金富军
清华大学政策研究室孙海涛

《教育史研究》2013年第3期

新中国初期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由一所包含文、理、法、工、农、航空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对清华此后发展影响深远。在大规模院系调整初期，1951年5月，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钱伟长、费孝通等人曾制订一个清华调整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与后来实行的清华大学调整方案迥然不同。本文拟对此做一梳理，希冀管窥解放初清华大学部分师生对院系调整以及学科规划、发展的一些思考。

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恢复以及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清华大学始终是改革的重点院校之一。

1949年6月27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取消下列各校中之各系：……清华法律系、人类学系。……清华法律系学生可转入该校各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院，人类学系并入该校社会学系。取消各系教授之工作，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尽各校先分配，亦得由高教会分配。”根据决定，清华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在该系设立“边疆社会组”（第二年改为“少数民族组”），取消了法律学系。
1949年9月29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农业大学令》，决定将清华大学、华北大学、北京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大学。这样，清华的农学院被分了出去。

同时，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清华受政府机关委托，开办了一些专修科。

1951年3月，全国航空系会议决定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成立清华成立航空学院。
在院系调整大背景下，1951年5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由副教务长钱伟长、费孝通等教授拟定的一个清华院系调整初步方案。

主要内容

“方案”从1951年3月初开始在校内酝酿、讨论，
至5月中旬校委会扩大会议通过初步方案，历时约两个半月。
一、
“方案”响应1951年2月18日中央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精神与“加紧课改、培养建设干部的号召”，“根据需要与能力结合的原则，”经过反复讨论后制订。“主要精神是在有效的服务于国家建设。”力图使调整以后“大学教育可以更灵活地适合各事业部门多样性的要求。”

二、学校院系由4个学院22个系扩充为14个学院，43个系。

“方案”中的院系，工程类型、社会科学类的系占大部分，这与解放前清华以文理为主的院系设置明显不同。原来的文、理、法、工四个学院均被拆分，新的院系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原有系保留，如中文、历史、哲学、数学、化学、物理、化工、生物、心理、气象等系。

二、部分系升格为院，如营建、土木、机械、电机等系变为相应学院，整合原来系内专业或方向为系。

三、部分系裂变为几个系，如政治学系分为行政系、外交系，外语系分为西方语文系与俄文系，等等。

其中，26个系（表中标*者）明确与中央及地方各部门合作办学。“方案”要求“各系尽可能的和有关事业部联系，并充分研究。凡是新设的系都是有关事业部门的需要而提出的，如重工业部要求成立汽车工程等系，燃料工业部要求成立石油钻探等系，水利部要求成立水利等系，财经部门提出成立金融等系，政治部门要求成立行政等系。”

三、规定院系任务

除航空工程学院两个系外，其余41个系有明确的培养任务。各系专门化特点明显，文科类的语文、哲学历史、政法、财经4个学院13个系，除了外交、会计与统计三个系之外，其余10个系都把干部培养作为重点任务或重点任务之一。理工类的10个学院30个系，绝大多数也都以培养应用型高级技术人员为主。“方案”对各系任务的规定，鲜明地体现出“有效的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目标。

以外语系为例，解放前培养目标为“（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急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方案”对西方语文系与俄文系规定任务分别是“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和翻译西方语文的能力，使成为翻译干部，西方语文师资及研究西方文学的人才。（同教育部规定）”和“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和翻译俄文的能力，使成为翻译干部，俄文师资及研究苏联文学的人才。（同教育部规定）”差异是明显的。

四、关于学校管理体制，在学校下，实行“院－系－教研组”三级管理，提升学院的作用。

解放前，清华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体系，实际上是“院虚系实”。1949年10月，清华大学概括为：“本校原有组织中学系的独立性甚高，教学与行政都以学系为基础，可以直接与最高权利机关发生联系，并不一定要通过学院。学系与学系之间也常是直接联系，解决问题。院长的任务只限于必要的有关全院教学上的配合与计划，及各学系聘任问题，事务上对各学系并不过问，即各系预算也不在院内统筹，直接由学系与校方协议。因此，在已有局面的维持工作上院方的任务可以极小。”学校也曾意图加强院一级管理的意向：“在已有局面的维持工作上院方的任务可以极少。但是如果要求发展，为了加强领导，使各系教学提高配合性与计划性，院务会议即有重要性。”

在1951年5月的“方案”坚持此前提出加强院一级管理的思想，强调“学院为教学基层行政单位，领导学系及教研组。”“本计划加强了院、系、教研组间的联系和统一，克服了过去各系的独立性，并加强了院对系及教研组的领导关系，克服过去院级形同虚设的现象。过去理、工、文、法的分院形式，在初期尚能发生领导作用。但学系数目逐渐增多，内容逐渐专门，学院已流于形式上的分类，不成其为基层教学行政单位。”“因此本计划采用能更有效领导的‘小院制’。”具体而言，“学系根据任务订定教学计划，领导学生学习；教研组领导教师及研究生组织课程内容，进行讲授，指导实习及进行研究；学院为教学基层行政单位，领导学系及教研组。”
“确定了院、系、教研组的分工和配合，克服了过去系主任‘一揽子’弊病。”
强化院的地位则意味着削弱系的行政职能，“本计划中的学系并非行政单位”，“学系是变数，教研组是常数。因之，学系要做到可有可无，可大可小；教研组要做到各校分工，各有所长，并各校在某一方面尽力培养完整的必需的基础课程的教研组，使重点具有力量。”

“方案”将学院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将已有22个系改为14个学院，办事机构实际上实现了精简，因此，“事务工作可以减少，行政效率上应可提高。”

对这个“方案”，清华表示：“我们虽尽力体会高等教育会议所提示的精神及参考了苏联先进经验，结合本校具体情况，但是缺乏经验，此项尝试是否正确，一级计划内容是否有错误，商等指示。”

未能实施原因

在院系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方案”实际上照顾到当时国家需要，而与解放前清华大学有明显区别，但最终方案还是未被采纳。院系调整的结果是，清华的文、理、法、航空等学院以及工学院部分系、专业被调整出清华。清华不仅未能扩充，反而大大萎缩，不啻于一次“伤筋动骨”的“腹泻”。根本原因在于“方案”缺乏实施的客观条件。

一、“方案”虽然基于一定的办学基础，但不符合国家院系调整的总体政策

解放初，各项建设急需人才。新中国成立前有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新中国成立后有农业部、重工业部、军委会气象局、中国人民银行、染料工业部、重工业部等部门先后商请清华开设相关专业、专修科或系。清华各院系“除了积极从事教学工作之外，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参与院系涉及气象、生物、物理、营建、电机、政治、哲学、中文、社会等系及银行专修科等。部分院系还接受政府机关委托进行一些研究项目。截止到至1951年4月，这类研究主要有四项：1、土木工程学系接受水利部委托，进行水工研究；2、化学工程学系接受燃料工业部委托，进行燃料研究；3、电机工程学系接受邮电部委托，进行电讯网络研究；4、物理学系接受东北精密仪器制造厂的委托，进行X射线管的研究。即使到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很多院系调整出清华后，各产业部门向清华提出的专业和专修科仍不下六七十种。

与各部门频繁合作，在师资、设备、教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积累。这使得院系扩充看似存在某些可能性。

但国家对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具体调整原则为：综合性大学“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最多目前不得超过4所。”“工学院是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半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华北区已经有北大、南开等综合性大学情况下，清华事实上已无可能再办综合性大学。

在大学学科机构设置上，“工学院必须单独办”，工学院与文法各学院一起，“不但影响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若以目前工学院的任务来说，影响更大。”“经过这次调整，我国高等教育即可以和国家建设密切结合，改变过去教育和实际脱节及院系重复的现象。”

可见，国家对院系调整有着明确清晰的思路和政策，“方案”与之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国家对清华大学的定位。

二、“方案”对院校管理体制的设计与当时高校管理体制不完全一致

“方案”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学校下面，建设“院―系－教研组”管理体制并加强院一级管理。而实际上，新的教学改革是要建立以专业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适应这一体系的是“系－教研组”结构。

1952年5月，教育部拟定的院系调整原则明确提出：“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行政单位。”到了1955年10月，国务院文件明确指示：“为了加强高等学校的领导力量，改进领导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根据苏联先进经验，学校组织机构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将目前的三级制改为两级制，取消教务长、总务长、研究部主任等中间一级职务，分别由各主管校（院）长、副校（院）长直接领导教务、科学研究、人事、总务等工作，这样减少层次，有利工作。”“系在校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系统一领导本系范围内的全部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工作以及行政事务工作。”

因此，“方案”的这个目标从一开始便与当时高校管理改革方向不一致。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的高度综合、分化的整体趋势导致学科专业的拓宽和课程的综合化。学科综合趋势日益加速并逐渐成为主导发展方向，很多学科增长点、创新在原有学科交叉地带。“系－教研组”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变化趋势。因此，改革开放以后，高校原有体制进行了调整，学院重新成为大学内组织层次之一。从这个角度讲，“方案”体现的管理思路，对当下高校管理不无启示意义。

余论

在高等教育改造、院系调整大背景下，“方案”在院系设置上强调更灵活地适合各事业单位多样性的要求、有效的服务于国家建设，体现了清华“尽力体会高等教育会议所提示的精神及参考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努力。虽然“方案”没有实施，但现在来看，仍不无启发意义。

“方案”虽然突出专门化，强调适合建设需要。但力图避免清华成为工科大学的思想，体现着通才教育的理念。

解放前，清华大学长期实行通才教育。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金岳霖、钱伟长、陈新民等很多教授仍坚持这一理念。金岳霖说“我主张大学中的理、工、文、法、医、农学院不要分开，这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潘光旦表示“我和金先生的意思一样，认为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院所代表的种种学科。这样才可以加强学术的交流合作，才可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真正配合。”钱伟长认为“工学院不能离开文法学院，因为今天的工程师是需要有多方面的认识的。”

谈到院系调整原则，钱伟长认为应该考虑并尊重各地各校发展的差异，“我国各地文化发展的阶段各异，所以各地的各个大学的内容也可以各异。各个大学本身的发展阶段不同，则各个大学的内容也可以各异。”

对发展专门学院、解决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潘光旦同意“利用现在大学一部分师资和设备来协力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在各大学各学院添设必要的系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这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但这些是无须把现有的大学完全调动的，不完全调动，做起来反而容易。”张奚若也指出：“就一个大学的本质来说：学术的研究成份应当重于实用的技术成份。这就是大学和专科学校基本不同的地方。”归根结底，院系调整的最终目的，还是有计划的谋恢复和改造大学教育。

但当时强调院系调整“特别应该适应国防与经济建设的急迫需要，大力发展短期的专业教育。”“为国家迅速有效地培养大批有用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人才。”在1950年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上，钱俊瑞明确指出：“我们的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和旧教育中的所谓‘通才’是有严格区别的。”

新的教育模式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但现在回头看，过分强调专业，隔断了学科内与学科间的联系，造成知识结构的局限，缺乏从比较广阔的视角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影响了高质量、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从学科发展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重要趋势是综合化，学科交叉与融合日益深入，而大学多学科特点理应成为科学技术综合化最佳场所。但对清华院系的调整，实际上与这一趋势相背离。从这个角度讲，“方案”体现了卓越的富有前瞻性的教育思想与理念。

对照如今高等教育提倡宽口径、厚基础，提倡素质教育，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新一轮综合性为目标的高校合并潮，从而更能理解当年这个“方案”的价值与意义。

1956年，蒋南翔曾有一段深刻反思：“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有很大成绩，但是有某些措施是不够妥当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原有的理学院是全国基础最好的，按照苏联经验把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造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时，把理学院整个地调整出去了，只给他们留下极少数的理科老教师。现在清华大学要担负培养原子能干部的任务，需要相当强的基础理论课的师资，因为院系调整时过分地削弱了这方面的师资，造成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在总的方面是对的，这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不要破坏我国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对于我国过去学习英美资产阶级的方法办了几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经验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吸收，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工科和理科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代最新的技术科学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把工科和理科办在一起的，如果个别学校如清华大学参考他们的经验，兼办理科与工科，未尝没有好处。”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认识，蒋南翔一方面着眼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一方面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从1955年起，清华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介质及半导体、热物理、空气动力学、固体物理、自动控制等10个新技术专业；设立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和自动控制等系，并有意识地发展应用理科。到1966年，清华大学已发展为12个系35个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形势下，蒋南翔着力完善学科结构，未尝不是对院系调整的某种修正。

文革结束以后，清华大学将“综合性”确立为办学类型定位，更加自觉地加快学科布局。目前，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对照当下高等教育发展，可以说，虽然由于时代原因，1951年的扩充方案虽然没有实施，但从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与理念，仍可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略

有关回应 · 2021-6-1 09:47:10

一个老实人
一个科学家
一个不说假话的人

叶企孙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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