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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还是想先唠叨一下电视台的属性。按照国际标准，通常会把电视台定位为三种类型，1、国家电视台，2、公共电视台和3、商业电视台。从它们的财务来源，商业电视台必须通过自身的商业创收（包括广告收入、节目销售、收视费收入或其它经营行为等收入）来维持；国家电视台或公共电视台则当然是由国家财政拨款来支持，但为了避免执政党对频道内容的制约，所以国会通过聘请社会公正人士组织理事会来监督。象日本的NHK和英国的BBC都是国家电视台，对外代表国家发音。而美国的PBS和HBO以及各城市有线网必须拿出一个频道作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使用，则是公共电视台的设计初衷。
那么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有人说，我们看到教育这两字就头疼，因为咱们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搞电视的算哪根葱？你TM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如果我们没有把电视台的性质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那咱们讨论HBO模式就没啥意思，因为HBO到底是啥样的，不应该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板吗？好，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因为他是公公播出的至多也应该是国家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HBO，还是做偶像来了，都会面临这些困惑。
引用一个网上的东东，希望对你有用。
1、 生不逢时——消费文化盛行
任何事物的发展、成长都和它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正相关性。不适应环境的事物要想发展是很困难的。西方的公共电视理念传入之时，也正是我国的消费文化兴起的时段。而这即给我国的公共电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由一个物质贫乏的社会发展成为了一个物质较为富裕的社会，从一个“生产社会”渐变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拉动内需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国策。在这样的条件下，消费文化也开始在我们这个社会弥漫开来。 对于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这个术语，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另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 消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对后者有着导向和定位作用,因而又与人们的微观生活行为相联系。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一种“由商业集团的利益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各种企业文化和促销艺术形式推销给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媒体和商家合谋，编制出了一个“拟态的生活空间”，人们走入其中就再也走不出了。 人们的过度需求培养出了商家们的欲望，而后这种欲望就像从神灯中逃出的魔鬼再也不受人民控制，而是反过头来统治住人，使现代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这种单向度的人对于初来乍到的公共电视表现得不屑一顾，而经济基础“软弱”的公共电视为了生存不得不走向病态的“疯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媒体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是要靠受众的遥控器的投票支持的，而单向度的受众在思想文化上和公共电视所创传播的内容没有共鸣时，要么公共电视向受众妥协，改变自己的原则，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会为商业资本所网罗的。例如，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大搞活动经济树立频道品牌，强化广告运营，广东电视公共频道也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宗旨的。要么它就投靠原有体制下的国有电视。不论是哪种改变，它终究是丢掉了公共电视的本职和固有属性。可以说，中国的公共电视是在公众的冷漠中，被商业和政治给撕裂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拯救中国的公共电视事业，这个上帝非公众本身莫属，公众是他自己代言人的保护神。
2、 先天不足——现实缺少真正意义的“公共领域”
公共电视是公共领域的媒体方式的一种体现，是其在媒体圈中的折射。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领域是公共电视的发展基础。没有公共领域，公共电视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 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农业社会，封建专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公共领域”没有空间，“市民社会”势单力薄，“公众舆论”分散微弱且长期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制。“这就形成了非朝即野、非官即民的两极化社会结构。”6这种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有力的第三种力量制衡，因而常常在高压钳制下的超稳定和暴力笼罩下的超动荡之间摇摆，使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持续有序的发展环境。这种先天的缺失是造成我国公共电视病态的又一原因。
3、 营养不良——曲解“公共”
一个人是否具有发展潜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的身体体质如何，体内营养是否充足。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没有充足的营养，就很容易夭折。而我国公共电视事业目前所呈现出的正是“营养不良”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主要是它将公共电视本身最核心的概念“公共”给曲解了。正如陈力丹先生所说，对大陆“公共频道”的介绍主要来自在这些频道内工作的人士，介绍本身也多带有经验总结的性质，并且都集中在频道的成功营运管理上，但对 “公共频道”为何以“公共”冠名， “公共频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则毫无提级。 而广电总局于1999年和2002年两次下发关于开办公共频道的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办省级公共频道，其目的是为缩减市县两级庞大的播出机构，“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公共电视的“公共”实质上是“共用”，这与具有比较确定涵义的、基于“公共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电视”确是相去甚远。 “公共”的含义的落脚点是“公益”、“公众”与“非盈利”性，所指向的是受众。而那种非公即私，非官即民的绝对二元思想则限锢了人们对于公共电视的理解。理解的错位导致方向的迷失，进而走进无边的癫狂。 综上所述，中国的公共电视在国内面临着行政命令、商业侵蚀和“受众脱离”三重压力，在国外又由于西方经典公共电视体制的动摇而失去可靠的学习模板，如何摆脱这些压力和困难，中国公共电视要走出自己的路还任重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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