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刷到了一个是我研究方向的问题了！激动！
说一个冷门知识——1950年5月9日，瑞典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西方国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相隔如此遥远、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差异很大的瑞典会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呢？
我写了一篇课程论文来解释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瑞典在与国际体系互动、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逐渐确定自身的角色与身份，即“第三条道路”国家，同时认为自己是“道德大国”。对新中国的身份认定也逐渐清晰，即长久以来有联系的国家、经历战争创伤刚独立的国家、受霸权国家威胁的国家、需要被传播正义的国家。
独特的第三条发展道路（吸收东西制度）使其对于意识形态、宗教意识相对淡化，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需要考虑站队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但对瑞典而言虽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其自认为第三条道路发展，并不受资本主义阵营的约束。且因为在北欧区域的独特地位（平衡美苏）使其无畏于强权，有自由外交的空间。
瑞典对自身正义大国的角色定位，以及需要“被传播正义”的中国的他者定位使得对新中国的态度友好。并且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保持中立未受战争摧残，国内较为稳定，有外交的精力。又与中国长时间段的贸易活动与文化交流，在与中国的外交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人才与机构储备与经验，使得外交联系能够较快展开。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故而使得瑞典能够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政府建交的西方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认为瑞典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向蒋介石军队提供了大量弹药。（再补一个冷知识：瑞典军事实力除了人少之外都挺强的）认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完全是一个戏剧性的决定，利益相关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而非政治利益。如此之快地承认另一个政权，显得有见风使舵与投机取巧之嫌。
但其实瑞典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向来在意的只是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并非政治联盟也非政权扶植更非势力维护，所以瑞典并不在意站队与意识形态问题。在之后联合国针对朝鲜战争美国提出的中国是“侵略者”的指控中，瑞典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投了反对票，而丹麦、挪威、英国等西方国家投了赞成票。可以看出其对中国态度有异于西方他国，并不能简单的用权力利益结构等传统理论来理解。
通过我个人的分析路径来审视中瑞关系演变的事实,可以得出一条更加清晰的历史脉络,那就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瑞关系的属性实际上是取决于在这一阶段里中瑞对彼此身份关系的认同。理解中国与瑞典分别对于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与和对方关系的认知，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在中瑞为什么会建交,也可以预测到未来中瑞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所以说,研究影响中瑞关系的观念与身份因素对于理解中瑞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打字好累。。。
明天再接着唠唠，中瑞关系是怎么变差的。
没想到偶尔写的回答得到了各位亲们的关注，欣喜之余也诚惶诚恐，担心自己学识浅薄不足以解释明白这个问题，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由于时间限制加上最近我也在肝毕业论文，所以只能每天更一点点，看到评论区对于第一个建交的西方国家这一说法有疑问，而国内相关记载也比较少，所以今天就根据在瑞典档案馆查到的资料中记载的内容把这一过程具体地理一下。
本节更于2021.4.9如有转载或者引用请注明出处，请尊重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谢谢！
国内没有提及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典并不是非常急切想要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是等待英国的决定以及北欧其他国家的行动，并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瑞典奉行一种被描述为“小国现实主义“的思想，在外交上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旨在维护瑞典的国家利益，并力争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国际团结政策和法律秩序。
这种中立不结盟既有战略意义又有规范性目的：通过不偏不倚地对待超级大国集团，并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实施外交和安全政策，瑞典不仅可以避免陷入对阵漩涡，还可以利用不结盟获得议价优势增强自己抵御任何重大战争的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欧洲的和平。
决策者意识到战后和平的脆弱性，因此主要关注国际秩序和国家之间和平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安全、和平与国际秩序是最重要的问题，瑞典应当作出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决策。此外，决策者们并不认为盲从美国便会得以换取安全。相反，他们坚信某些西方国家使用道德语言贬低不属于“自由世界”的国家的方式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立场。比如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瑞典注意与美涉华政策拉开距离，多次对美在联合国相关提案未予支持而投弃权票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所以为了瑞典，在强有力的联合国框架内进行建设性的参与，并努力寻求适合当前特定 国际形势的解决方案，是达到预期目的的更好途径。在国际事务中调解而不是对抗将导致紧张局势减轻。
有鉴于此，瑞典领导人赋予外交开放的心态和国际合作原则以优先地位，认为决策中的道德宣言充满了矛盾，应该非常明智且不畏强权地使用道德批评，这是既适应自身国家实力又可以将国家影响力发挥到最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考虑因素。小国现实主义既是认清自身实力现实但又在有限条件下积极进取的思想，通过标新立异加强世界对瑞典的印象——是一个可以提供道德榜样的国家，于此渐渐建立了瑞典决策指导思想体系，而这成为瑞典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日益外向和意识形态自信的基点。
实际上，瑞典主要观察的是英国的动向。 英国在中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要保护，也希望在英国的旗帜下继续保持香港现状。 瑞典火柴和SKF等公司在中国有一定的固定投资，此外瑞典商会也要求政府获得“最快的认可”。
很明显，瑞典对于新中国的承认背景中，经贸政策利益从一开始就发挥了作用。 早在1949年10月，瑞典大使Torsten Hammarstrm在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的警告与英国的决定紧密相关，认为贸易有竞争的海洋国家都可能会迅速采取行动。
1950年1月，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丹麦，以色列，芬兰和阿富汗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直到1950年1月14日，瑞典才以电报形式向外交部长周恩来做同样的事情。
但这还没有结束，通常，这种电报足以使人们认为外交关系已经建立。但是由于我国“另起炉灶”作为三大方针之一，提出了更多要求。各个政府已被告知，它们应该在北京进行外交关系谈判。除其他外，中国希望确保被承认的国家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距离。只有在消除了这个问号和其他相关问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准备建交。
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瑞典成为第一个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但这要归功于中国率先接受了瑞典的承认。因为其他国家因为各种程序原因落在了后面。
中瑞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双方交换大使的决定确认，即1950年5月9日正式建交。
考虑到内容过多，所以开了专栏来继续更新～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思路批评指正！
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如果没有耐心看的话，可以直接从这个部分开始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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