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王安石不从解决三冗的角度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从变相加税的角度？

当时朝堂上的士大夫的主流思想（如苏辙）等都是主张去三冗来解决财政问题，而当时北宋最大的问题也是官太多、赏赐太多、任子太多，如果王安石从这一个角度解决财政问题似乎才是根本途径？
而且如果王安石这样做的话阻力绝对没有后来那么大，可以得到旧党的支持，他不这么做是因为看到了范仲淹的下场吗？可是庆历朝的大臣和熙宁初年的大臣不能比，仁宗意志与神宗意志也不能比，他为何不这么做呢？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25 14:18:12

解决三冗问题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想到的角度。
例如，宋祁（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在宝元年间就曾有一个很有名的上疏，其中就提到了几个问题：
1、国家有定官无定员，冗员很多。
2、厢军数十万人的员额没有战斗力，白养了。
3、僧道众徒不交税，还占用大量土地
此外还有频繁搞宗教活动、祝寿活动、大臣退休待遇太优厚等等，一些问题，总体来说都是直接指出能看到的“时弊”。
之后就是范仲淹和韩琦、杜衍、富弼等人的所谓改革派上台执政，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其中主要的就是削减冗额（官员和军队）、改革科举、减少冗费（宗教等）、整顿军备、加强生产（厚农桑、减徭役）、强化法治（重命令、厚恩信）。
这就是在庆历年间很有名的所谓“庆历新政”。
结果呢？
还用说，当然是失败咯！
你削了那么多人的饭碗，夺了那么多人的前途，你为天下百姓着想为官家着想，谁为官僚和官僚预备队们着想？
从他拉起班子来搞改革，到改革措施全部嗝屁，前后也就是一年左右。
而在他改革失败之后过了不到30年，就有了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
对比一下两次变法的差异，就不难知道，王安石是充分汲取了范仲淹的失败经验和教训的。
范的改革主要在存量上想办法削减支出，财政扩张为辅，由此达到财政平衡。
王知道范这玩法阻力太大了，于是主要在增量上想办法增加收入，财政扩张为主，削减支出为辅，由此达到财政平衡。
当然，宋代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你不彻底搞掉利益集团，不对统治阶级进行彻底的镇压，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革派是怎么都玩不过保守派的。
PS:
肯定会有人说某人监进奏院卖废纸喝花酒，最后被搞掉的事。
这件事本身虽然对改革派打击比较大，但这只是个偶然因素，而不是导致改革派完蛋的必然因素。
具体看咱家这个回答：
你是如何理解中国「饭局文化」的？

案例3 一网打尽

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苏）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苏）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八]，开席会宾客[九]。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苏）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一０]，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长编卷一三五

这饭局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说正式又不正式，说不正式，来得往往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自然就处于一种正式不正式之间，可以不正式的办一点正事，或者干脆不干正经事的环境。

这三个故事，就很典型，咱们先讲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案例，在宋代政治史上是很有名气的。

大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搞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被提拔起来管监进奏院。这进奏院是个要害环节，又叫奏邸，管什么呢？

“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

上传下达都经过他，对照一下本朝，这厮管的是多机要的部门。

据史料记载，苏舜钦这厮好喝酒，能以汉书下酒，于是在进奏院祠神日，卖废纸换钱，然后找了几个少壮派，组个饭局吹逼召妓。

结果事为御史中丞王拱辰（派下属周询、刘元瑜）所发，参与人基本上都滚蛋了。有个参加酒会的，叫王益柔，在局上喝高了，自吹自擂什么“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结果一样是“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当时反改革派借题发挥到什么程度？
史载：

时诸人欲遂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政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遗力，至列状言（王）益柔罪当诛
-----宋史卷二八六列传四五

都已经开始准备搞文字狱，要砍脑袋了。如果不是韩琦想办法给扭转了局势，只怕这一波攻势是够呛，少不得借几个脑袋用用。

这次事件沉重的打击了改革派的二线梯队，史料记载：
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王）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好好的一个改革，因为一个饭局东窗事发，结果改革派的二线梯队几乎全部完蛋，改革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范仲淹、杜衍、富弼等老同志眼睛都怕是哭瞎了。

多年以后，位极人臣的欧阳修同志为苏舜钦同志写墓志铭，还专门提到这一码事，言中痛心疾首的说“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

这个局不仅仅毁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为中国人贡献了一个成语“一网打尽”。
你说，这饭局重要不重要？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25 14:18:13

那么主流士大夫（如苏辙）成功了吗？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25 14:18:14

冗官、冗兵、冗费，这个话题谈了很久了。时间久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是真问题，有一些是假问题。
假问题的想法是从对唐高宗治吏问题的不同看法上产生的。前几天看唐代的事，有人提到了唐代的冗官问题，指出唐高宗时代就出现了冗官问题，官员总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人，每年正常补充人数应为五百人，每年实际入流人数则超过了一千四百人。而且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唐朝后来保持了一万八千人的官员总数，加上吏员，官吏总数高达三十六万人。但是很多历史观点又同时指出：唐高宗有效治理了冗官问题。同时又有资料指出，唐太宗时代官员总数最低只有高宗一半。这样一来，评价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在网上又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大多非左即右，反复重复，没什么新意。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自古以来都说“因事设官”，设官是为了管事，可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根据实际事务是否应当设立这么多官员（或者官吏）的调查报告呢？
在江南地区行政区划变化历史上，江南地区的二级单位江东地区因为事务繁剧，则管理细致；管理细致，则政区细化。最终江东地区分化为浙江江苏安徽，现在还多了一个上海，临近的还设置过一段时间的江淮省。而对应的江西地区，一两千年没变过了。前些年还出现过“环江西高铁网”“在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评选中忘记把江西省列入选项”的笑话。经济发达，事务繁多，江东地区就分化成了今天的三省一市，四个省级单位。而且，其中的江苏省还将划分为苏北苏中苏南三块分别统计。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升，经济日益繁荣，人口逐渐增多，事务明显复杂的情况下，管理人员增加是势不可挡的自然趋势。
然而，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以古为准”“是古非今”的思想导向，大多不顾这一趋势，而是简单对比“本朝”和“前朝”的不同，然后痛斥“本朝之非”。比如说，唐宪宗元和六年，大臣李吉甫就说：

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国史大纲·第五编·隋唐五代部》）

这个十三代王朝官员数量均少于唐朝的说法，就是建立在“是古非今”的基础上的。在儒家思想之外，还有“洋奴哲学”，则建立在“以洋为准”的基础上。经常有人说外国财政供养人数远少于中国。问题是，第一，外国没这么多优质公办学校，大部分公办学校都属于“福利”状态。第二，“外国”大多没有中国早先“政府办社会”的历史。这种比较虽然有减少无意义冗余人员的积极作用，但是立论基础根本就不对。就好像一个人通过医闹行为拿到了医疗事故赔偿，但是这个行为基础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只是要解决具体的一件事两件事，闹就闹了，如果想从根本上认识整件事，就不能满足于闹闹了事。
宋朝也有三冗问题。
比如说，宋真宗时代，宋朝官员总数只有九千多人，宋仁宗时代，达到了一万七千多，这个时候包拯就对冗官问题进行了痛斥。问题是这个时候宋朝的官员总数也就是刚刚达到了唐高宗时代的水平。就算宋朝国家小点儿，是冗官了，也冗不到哪儿去。所以这个时候说什么冗官，现实的迫切性很低。后来宋朝“冗官”问题发展到极致，据说北宋末期官员和吏员总数达到了五十万，远远超出实际需要（假设唐朝官员一万八千人、官吏合计三十六万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所需官吏的实际数）。那个时候说一说冗官，倒还有点意思。可是仔细琢磨，官员数量之所以如此膨胀，主要原因还是管理松弛。宋朝自己都说，经常出现一个官职几个人同时担任的现象。这种一个编几个人的现象完全就是腐败问题和管理问题。所以这也可以看出，宋朝真正的问题也不在冗官上，而在于官员任用的“临时性”以及官员监管的“软弱性”上。冗官只是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有的时候甚至连表现都谈不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冗官问题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是古非今”理念造成的以古为好、以少为好的错误认识，一种是由于管理无能造成的管理体制被任意践踏的管理问题。官员数量本身，只是个外在指标，不等同于内在根本问题。
冗兵问题也是类似的情况。宋朝实行了彻底改革的兵役制度，不再使用秦汉以来的义务兵役制、府兵制、军户制等制度，转而采取了盛唐以来逐渐普及的、直接货币雇佣的雇佣兵役制。与此同时，宋朝没有建立有效的退役制度。更坑的是，由于治理能力低下，地方灾祸较多，宋朝为了避免民众因灾起义，大量向灾区招兵，将青壮年纳入厢军体系，剥夺地方反抗能力。而厢军当了兵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吃饭，往往还要担负起养活家属的任务。这就导致宋朝的厢军系统还担负起了社会救济职能。这样一来，冗兵就不完全是军队过于庞大的问题，而是军队只能太杂的问题。同时宋朝对军人的挤压、防范又十分严重，导致军队管理始终处于低水平运行。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宋朝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军队管理能力才有所上升。但是由于文官系统的抵抗，军民协同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说到底还是管理能力问题。
冗费直接建立在冗官冗兵的基础之上，同时，宋朝对文官系统明显十分优待，三公开支始终保持在高位。文官系统假借吞没军饷的名义就可以轻易诛杀武官，但是文官系统使用公使钱就十分从容自如。这些费用开支出现问题，究其实质，还是管理问题。
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管理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如果是几个人组成的小团体，管理问题只要选一个好的领导人就可以解决。
如果是几个团体组成的小组织，管理问题就要选一个管理班子。
如果是几个小组织构成的大团队，如果是几千几百个大团队，几万人的大团队，还能一个一个选吗？
这个时候，就只能上点大杀器了。比如说“阶级分析法”，比如说“自由平等博爱”，比如说“人文主义”，比如说“宗教神权”。
在秦汉时代，秦汉帝国可以建立深入到村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深刻程度直接碾压了此后两千的封建王朝，乃至于碾压到了民国时代，只有新中国才达到了同一水平。一方面，这是因为秦汉帝国建基于战国时代高度竞争的基础上，治理能力十分强大；一方面，秦汉帝国保持了较为强大的皇族传统，皇室自身有一个很庞大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官僚体系。在西汉根据儒家意见重新调整九卿之前，秦汉帝国有直属于皇室、一般由皇帝皇后统领的“公卿系统”，也有以丞相为最高职务、一般由皇帝（有时也可以由太后）统率的“公卿系统”。直接服务于皇室的所谓中朝系统本身掌握着冶炼矿产等行业。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所谓外朝系统则直接掌握着农业等行业。可以说，双方基本上实行的是“行业分税制”。有时候皇帝带有一点工商业资本家色彩而丞相带有更多的农业资本家色彩（但是这种色彩远不足以导致他们彻底分化）。皇帝的直属力量对政府构成了比较有力的监管，皇帝的阶级色彩也可以对政府构成更加有效的管理。
到了唐宋时代，事情发生了改变。唐代皇帝一般保持一支直属的独立军队，后来虽然落入太监掌握，但是依旧独立于外朝官僚系统。宋代皇帝则要求一定级别以上的太监都要纳入到文官系统管理，皇帝本人也要拿财政拨款吃饭。这就直接导致皇帝没有什么独立性。那也就无所谓管理不管理了。后来宋朝皇帝手中权力最大的，居然是宋高宗。岳飞等中兴四将统帅的各路大军，名义上都是宋高宗自己的御前军。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对宋朝官僚体系的重大突破。王安石变法，在很多方面都带有经营地主的色彩，或者说有一定的资本家色彩，简单一点，说是工商业资本家也凑合事儿。可以说宋神宗开始的旧党新党之争，本质上是引入了新兴阶级的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所谓“新兴阶级”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也不好说。古代中国由于疆域过于广大，很容易出现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拥有五千台织机的大型工场、一些地方还以游牧乃至抢掠为生的严重不平衡现象。表现在历史记载上，就会出现出身经历不同的人相互隔膜、互不认同的问题。何不食肉糜的问题一再出现。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25 14:18:15

有一条潜规则叫“做官做事以不得罪巨室为先”，三冗岂止是巨室问题，而是涉及大宋王朝几乎所有利益集团直接利益的问题，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从古至今，像这种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的制度安排，只有开国之君仗着自己罕见的威望和智慧才可以顺利制定、推行，后世的领导人只能安然遵循而已。到后来，尽管这种制度安排衍生出种种弊端，但除非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如战国争雄、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等），基本上谁也无法大改，因为一改就必然有许多人利益受损而反对。
王朝出现这种局面，除非出现一个像张璁一样的强人，其生命能量类似太祖（二人都咏蛙以明智），其行政智慧类似张居正，其廉洁自律类似海瑞，又能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长时间信任，勤奋努力、持续行动，才可勉强解决这个问题，为王朝续命，其本质类似于开国之初的正法重建。
三冗问题正是宋朝立国之初系列政治制度衍生出来的弊端，范仲淹虽然在边关建立军功，正直清廉，声望颇高，又有许多政治盟友的支持，面对这种困境也做出了努力，但缺乏一种强悍的生命能量，又缺乏皇帝的强力支持，一筹莫展，很快失败，毫不奇怪。王安石吸取范仲淹等人的教训，避开最敏感的领域，学商鞅先从经济问题入手，自然可以减少变法的阻力。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王安石本人出了问题。
王安石素有大志，廉洁自律，文采斑斓，在地方上政绩斐然，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他行事莽撞、操切、执拗，缺乏容人之量和真正的智慧，贸然改变宋朝数十年的用人路线，好用小人，本欲利民反而害民，也是宋朝无福的表现。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25 14:18:16

其实王安石那条路才是正途。

富国，强兵，然后对外作战胜利，骑着战马光荣地回到首都，进行改革，无往不利。

之前的汉武帝，后来的彼得大帝和雍正都走的这条路。

不过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倒在了第三步。

解释下，这条路有个核心就在于军事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体系，经营好之后，就有了改革的基本盘，而且有军事支持的前提下，对内反动派也是威慑。

我国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往往也有军事成功作为附带成果。

为什么王安石不从解决三冗的角度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从变相加税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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