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亚学生上课时通常不甚活跃，不爱发言？

诸位提到的都是体制和教育模式的弊端。然而大量事实表明，东亚移民和留学生在西方国家上大学同样会表现出不活跃。我想应该是与东亚的文化有关。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6:56

从文化学角度来说，很多东亚国家（中日韩印菲等等）属于高语境文（High-context culture），语言表达量相对于low-context culture的人群来说会少很多，然而语句里面包含潜在信息量很大。而且高语境人群更多使用非语言的表达方式（表情、肢体、眼神等等），在语言使用方面比较吝啬。

再者，高语境人群在学习方面注重信息的正确性，会倾向于避免不确定性（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所以比较害怕答错，不会贸然回答问题。

西方国家属于low-context culture，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反的。

以上仅为业余见解。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6:57

纽约一所不知名大学在读本科生，学两个大量读写、讨论，一点不用数学的专业。特大号学渣。读完其他同学的回答我感觉我自己膝盖都要碎了，大家吐槽的“外国学生也不过如此”我自己条条都占。其实这些吐槽我很清楚地知道，而且就算没人当着我面这么吐槽我，我也知道这种责备是能被做的。我就在这个回答下说一下我作为100%东亚学生为什么在课上如此活跃，以及我为什么我能感受到压力但是依然要发言吧。
首先我清楚有些问题完全是没有用的问题，答案稍微想想就能知道，或者之所以想不出答案只是因为定义不熟/阅读没看。有的时候的确会有同学问这种问题，但这种情况我感觉其实不多，真有人问了的话也能感受到其他人的不耐烦。这种问题我也不会问。

我感觉我经常在课上问的主要是两种问题，一种是要求老师进一步解释某些观点之间的兼容性或者相互给对方造成的影响。这些虽然可以自己想，但毕竟教授是教授，比我们见多识广，所以我虽然自己能想到一些但我还是想知道教授具体是怎么看这种问题的。还有一种经常问的是，如果讲的这个theoretical framework明显有坑没填，我会在课上问教授这个perspective是如何回应某些潜在挑战的。这些问题我经常问是因为，有的时候老师对一节课的难度设定并不高，有很多空间既切题又值得想，所以我就会估计一下然后把这个问题说出来。所以我在课上问的问题主要是考虑是不是对其他同学也有帮助，是不是切题。

上有些课的时候，我的确是每堂课下课都会追着教授提问的类型。我单独问教授的问题一般跟我自己的研究兴趣更相近。之所以单独问是因为感觉这个对其他同学而言意义不大。或者我有的时候觉得这单纯是没听懂，不值得浪费其他同学的时间问。

说一点玄乎的。我从小就很爱说话，中学时班级比较小的特点极大地助长了我爱提问的性格，然后这个习惯延续到了大学。如果我真的蠢，那么我可以通过认真思考我的提问和教授的回答而让我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而我越是不蠢，越有机会为整个课堂做出贡献。我从大学第一年第一次在哲学课提问，就很清楚每一次公开发言都有被别人评判的风险——可其实我们一生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什么时候，又不承担着被人评判的风险呢。羞愧可能是一时的，但从中得到的提升是会一直伴随着你的。有的时候你也没有你想得那么蠢。有的时候你特别希望找到有一些能课后跟你讨论课上内容的同学，但你总不能一个个去问吧....所以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地（合理地）参与课堂，然后下课之后找其他同学学术讨论的时候对方至少知道我是一个大概什么水平的人....不管是好还是坏。

最后，我感觉其他回答中其他同学上课体验不好，很大程度并不是同学过分活跃的问题，而是老师控场能力不强的问题。我上过的课里，有些教授明显比其他教授更会组织课堂：有些教授能非常有组织地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课堂讲解，然后在特定的时间给大家机会提问，一到时间立刻继续讲下一部分。有些教授在面对全场问题时能非常果断地dismiss无关的问题，甚至会通过要求同学能不能具体地指出自己的反对论证来提醒同学她／他不应该在课堂上胡说。有一些教授会明确地在对方提出好问题的时候表扬“这是个好问题”，同学也就渐渐知道究竟应该怎么提问了。最后，有一些教授对学生的提问比较用心，所以前期提问质量越高的同学，后期越可能被教授点名。如果教授发现一个同学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慢慢就不点了。我觉得大部分大学的课堂都不是由100%的当代柏拉图组成的，一个水平高的人也可能会因为状态的浮动或者心情的影响时不时犯一下蠢。真正应该担当起控制场面责任的人是讲课者。如果站在全班前面的人组织得好，一堂课就算学生水平在合理范围内参差不齐，大家也可以一起上一堂可取所需、求仁得仁的愉快的课。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6:58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
所有人都小心谨慎，选择高质量问题发言，课程进度良好，所有人收益为5；
部分人小心谨慎，另一部分人乱发言，后者得到了额外的答疑和存在感，收益为7，前者则因为时间被意义不大的问题占据，收益为2；
所有人都乱发言，课程也上不完，所有人的收益都为3。
所以结论就很明显了。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不管别人发不发言，自己乱发言都是有好处的。别人都不发言你发言了，上了课还额外占便宜。别人都发言你也发言，反正课都上不完了，刷点存在感答个疑也是好的。
于是，在西方，纳什均衡落在了都去乱发言的状态。这并不是最优的状态。
而在东方，这里的外部干涉，就是所谓的文化。
东亚文化里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给他人惹麻烦，或者说，道德感比较强。在道德的约束下，乱发言得到的收益要大幅下降，甚至低于大家都谨慎发言的状态。此时，纳什均衡重新回到了大家都谨慎发言的最优解。
在我看来，这种状态反而是效率最高的。
集体主义的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牺牲部分个人利益，来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大多数战斗力并不那么强的人而言，这样的模式不见得不好。

至于高票答案说的，中国人都有大妈病是什么鬼……
你拿一堆没有营养的问题挤占课堂时间，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进度，耽搁了全班人的学习，怎么就不关我事了？
至于什么个人形象道德审判……这种话宽慰别人不要太紧张可以，你拿来套在自己身上然后理直气壮，不大好吧。
大家坐在一个课堂上课，默认就是彼此都有足够的前置知识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高效的教学和讨论。如果你总是提出过于低于课程水平的问题和闲话，那说句不好听的，你来上这个课是不是有些勉强了。教授上课是帮你打团刷副本从lv49升级到lv50的，你一身新手装备指望从0单排，不大好吧。更不用说很多人拿个弱智问题提问只是为了在教授面前混脸熟落下个积极参加课堂互动的印象以拿高分了。这种人，自己心里还没点X数吗？
提出一个优秀的问题是很难的，但其对课堂教学的提高也是巨大的。东亚文化相对保守，喜欢宁缺毋滥，不影响别人。这种文化本身不见得是什么优点，课堂活跃度低也可能影响氛围，但至少体现了一种对他人负责的态度。

非要上升到什么国人劣根性，体制问题，教育模式的弊端，真的挺无聊的。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6:59

      其实很多时候，美国学生明明可以在office hour 或者给教授发邮件问清楚的问题，非要在整节课上拖着全班人陪他/她一起对于一个无厘头的问题绕来绕去，而他/她听半天也听不明白。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也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事情。
      一般我遇到的美国人问问题出于三个原因：其一这哥们没好好听讲，明明前面教授已经讲过了还不停的在很annoying的问；其二这哥们没做reading，靠着自己的意淫在问问题；其三这哥们虽然是真的求知识，但是往往把老师课堂节奏打乱了，老师往往只能无奈的通过压缩后面讲重要知识点时间，来出于礼貌回答问题。我很少在本科生的课上听到有人问很有水平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以上三种令人心疼自己学费流逝的问题。研究生们经过了比较professional的academic training，问的问题那就是有水平多了。当然也可能是我们野鸡大学太渣了，不知道牛逼大学的情况如何。
      所以对于有的回答里面说中国人，亚洲人好面子，所以宁可损失学习的机会也憋着不回答，我觉得这评价也太western-centric，以及对亚洲人太刻薄了一些。这是行为本身就是基于西方价值观对于亚洲人的stereotype。同时学习的机会在大学里又不是只有上课，你有问题可以去office hour，我目前为止也没碰到教授不乐意在office hour和你花上上课几倍的时间探讨问题的。如果你真要觉得，我不做作业不做阅读但我就是不去office hour 非要在上课拖着全班人听我瞎逼逼问题拖慢教学进度，但我这样才是认真求学的好学生，那我只能呵呵了。。。
-----------------------------------------------------------------------------------------       看到很多人说我的这个答案还是很“中国思维模式”。想澄清一下，不是不喜欢人问问题。其实课上听到很有水平的问题会很惊艳，也会很佩服。而且自己可能在当年傻逼的时候也犯了reading没好好读课上瞎逼逼的错。这个答案就是想就个人经验总结一下生活中遇到的美国人的傻逼问题，以及表示一下，其实有时候大家对于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不爱问问题这个特点看的太harsh了一些。如果真的是从包容的精神考虑，那么就应该即容许美国人上课提精彩/傻逼的问题，保留所有人judge别人傻逼问题的权利，以及尊重有些亚洲人上课不爱发言的习惯。
除此之外，也许不是每个美国人都那么爱说，有的人也许一学期都没发过言。只不过亚洲人长的和美国人太不一样了，又有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大家就记得格外清楚。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0

从宏观上看，确实有文化的影响。
从微观上看，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其中，老师的引导非常关键。
遗憾的是，部分老师自己主观上不一定欢迎一个活跃的课堂。
可能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表现自己，那样会让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做presentation 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叮嘱那些比较活跃的同学：你待会儿不要来问我问题，我就想快点结束。
于是，等他们成为老师以后，同样地，学生的提问容易让他们感到压力。他们担心回答不上挑战性的问题会让自己丧失权威或者面子。于是，巴不得照本宣科，完成任务，赶紧下课。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觉得学生太笨了，不屑于解释太多，反正你也听不懂，何况花时间在教学上不如去搞论文。
我遇见过很多怀有这些心态的人，但我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关于老师的权威。我倒是觉得，过分强调权威性，对活跃课堂氛围没有帮助，还会让老师的目标从教学质量最优化变成犯错最少化。结果可想而知，说的越少，错的越少；互动地越少，犯错暴露的概率也越小。可是，现在的高校课堂，老师的角色也不单是权威，还带有一点推销员的色彩。如果你教得不好，以后选你课的人也会越少。所以，很多老师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今年上半年的时候，给李光耀学院的 “市长班” 做助教。“市长班” 的学生大都是中国官员，老师担心我年轻，震不住场子，一直在帮我抬（chui）高（xu）身价。我的直觉是，在这些人面前，我一个学生哪有什么权威可言？抬高自己只会带来尴尬，不是吗。我要做的，应该是让课堂变得有趣，这才是我擅长的。
果然，第一节课上，官员们就展示出他们充沛的精力来，打断、提问、质疑是很经常的事。我每次上课三个小时，嗓子都是靠润喉片撑下来的。可以理解，大家都对经济学抱有很高的期望，毕竟是 “经世济民” 之学嘛，所以对生活中不能被经济学理论合理解释的问题就会很好奇。另外，他们毕竟实践经验丰富，要耐心听你一个年轻人讲理论的东西，你得有干货才行。
我觉得自己有几个优点，一是心理素质过硬，不管遇到怎么样的问题，我从来都面不改色。二是我知识储备还算充足，我其实超纲讲授了很多内容，官员们喜欢听公共治理的理论，我就针对性地讲了不少。三是我不怕丢脸，讲错了就纠错，我也不忌讳什么。四，我比较会 “撩” 而且敢 “撩” 他们，不会害羞、不会怯场。因此，每节课都有激烈的讨论，从没有冷场。
我把自己放得低产生了另外一个好处，官员们的纪律性展现出来了。如果某位同学老爱钻牛角尖，他们自己会去制止，主动帮我维护课堂秩序。而且，在课堂以外，他们对我都非常尊重。
在我看来，比权威更重要的是有趣。老师，对学生来说，就是一个距离最近的 role model。如果老师本身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又怎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呢？
除非他们根本就不想对学生产生什么影响。

再看学生。
不爱发言都有什么原因？
根本不懂，怕说错，过分在意周围人的看法（觉得那样很 “高调” ？）等等。
我承认，在环境压力下，营造一个轻松、敢说话的氛围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比如，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人看我不顺眼，觉得我 “爱显摆” 自己“好像懂很多的样子”。（你能理解一个三年级就看过《资治通鉴》的人，那种强烈想和他人分享自己心得的欲望吗？）不过，如果有人敢带头，其他人就很容易受到鼓舞，从而逐渐改变原本压抑的氛围。
我读硕士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叫他 Z 好了），基础弱一点，疑问比较多，他经常在课堂上问问题。每次他问，很多同学就会笑他，可能觉得他的问题很傻，但他也不当一回事，继续问。笑归笑，但这样一来，课堂氛围变得轻松很多了。其实印度学生也很爱问问题的。不是说中国学生沉默寡言的吗？哎，不对啊，怎么看起来中国学生比我们还活跃，他们就更积极了。（其实我的活跃程度不亚于 Z 的，待会儿讲）
我倒是蛮欣赏 Z 的，他从不会端着，他还是我们班上经常组织活动的人。我听说我们那届以后的硕士班基本没有什么集体活动，因为没有人去牵头，就愈发感恩起他来。你看，国外是没有班干部的，也就是说，没有人有义务去组织活动；而且，在我们的硕士项目，女生居多，一般来说，女孩子多的地方也不太容易组织集体活动。我曾和几个女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们的解释是，在群里问，如果没有人响应，会感觉很丢脸。可当初就是我这个同学，每天在群里不厌其烦地勾搭大家，被拒一次、两次，他就邀请第三次。由于他问的勤，最后怎么地都给他组织过好多场班级活动。
你看，仅仅一个不懂就问，这么简单的道理，执行起来有多难。很多人怕丢脸，说到丢脸，其实你这么想就会好很多：生活中哪有这么多人 care 你，会一直记得你出糗的细节？
有个硕士学弟前几天跟我说，他一直以为博士生都是那些不擅长社交的人，直到认识我以后才改变了这种想法。
我跟他说，你这是偏见，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会非常可怕。因为大部分博士生以后都是要去高校教书的，不会社交，怎么跟学生打交道呢？
我从小学到博士，在课堂上都是非常活跃的。一方面，我很享受和老师、同学交流时的精神碰撞，以及受到曙目的感觉。另一方面，因为我非常讨厌严肃、拘谨的课堂氛围，那样会让人感到压抑。我很清楚，一个群体里面，往往需要一个人带头的，然后那些也很活跃的人就会冒出来，不那么活跃的人受到鼓舞就也敢发言了。所以，如果课堂不活跃的话，我会期待通过自己来带动氛围。比如，我会在课前查阅很多资料，我希望能问出一个好问题，从而产生良性互动。
不过，小学初中高中，总体来说，大家都是易燃物，课堂气氛很容易就搞起来。（再说，那个时候，谁没有几个暗恋对象，所以，在大家面前表现一下自己，赢取女／男神的注目，是动物的天性嘛。）我觉得是从大学开始，课堂氛围慢慢地冷却下来。原因可能是，从大学开始，专业知识的门槛拉高了，如果出国留学的话，还会面临语言门槛。这些可能会让人变得不愿发言。
记得自己刚留学的时候，英语说的还不是很溜。在硕士班上课的时候，除了 Z 的提问会让大家发笑，我的也会。大家笑的是我极具中国特色的英语表达方式。
真正的转变发生于我第一次做助教，做助教逼着你要改善自己的发音和表达——如果你不想一直被嘲笑的话。刚开始，我有些英文表达不是很地道，我一说话，有些 local 同学就在底下偷笑。好在我这个人总体来说心理素质还行，这些都转化为我提升自己表达的动力。从那以后，我的英文就越说越顺了，侃侃而谈完全没问题。
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的教学反馈：

带本科生的辅导课，学生需要上来展示，每次都会有助教抱怨，学生参与不积极的。但是，在我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这些现象。大家都非常积极，我经常犹豫该让谁上台来讲。

东亚文化一直有过度强调苦难、克制、隐忍的倾向，比如，“苦心人、天不负”，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习惯性地压抑自己的需求，或者变得不敢表达见解。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我觉得我们需要换一种心态，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是在经历的过程中享受它。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1

还有一个原因我看好多答案没提到。
东亚文化不喜好“争”啊，有时候学生其实想表达，但希望“每个人轮流表达”，重点在“平均”上。
所以我一直感觉那种每个人都要做的Presentation或轮流回答问题的情况其实东亚学生表现的挺好的，但那种要“抢答”的情况就会安静很多。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2

结尾补充了一点枯燥的理论性说明，以免大家以为我在抖机灵。

原答案：
一、大妈病：
我们如果上课活跃，一般是两个情况：
1）提出一个问题；
2）给出一个自己的见解。

当一个一般的欧美学生（其实我觉得德国佬也不总都是很活跃的）要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三段论：
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老师可以解决，
所以，我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

当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有一个问题时，他有n段论：
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幼稚？
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深奥不适合在课堂讨论？
这个问题会不会偏题？
我提这个问题/老师解答这个问题会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能否简洁有效、没有语法错误地提出这个问题？
老师会不会没法理解我这个问题？
……………………………………………………………………………………………………
唉，还是算了。

给出一个见解同理。

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根源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大妈病。
我所谓的大妈病，就是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随时随地对所有人进行道德判断”的中国人的普遍嗜好。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在学校时，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很“蠢”的问题，或者很“浪费时间”的问题，场下会有各种各样“价值判断”的反应：
“啧啧”（嫌弃脸）
“啊呀我去”（翻白眼）
“我的天啊他带着脑袋来上课吗？”（翻白眼）
“有病吧”（玩手机）

甚至在社区上，你随时随地（就在这个答案下？）可以看到类似：
“外国人很多观点都蠢得要死”
“鬼佬的那堆废话超级没营养的”
之类。
而当自身成为思想的对象，他也就难逃成为“道德审判的对象”：
“啊呀，我才不想成为让人讨厌的人呢”。

所以啊，在我看来，生活的真谛还是这两句话：
关你屁事？
关我屁事？
或者绿茶婊一点：
你猜？
你高兴就好了呀？
美滋滋~

二、对于很多人而言，知识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
如果得到真理能够像……那样给我带来快乐，那么不论流言蜚语，不管道德禁忌（什么鬼），我都要问到底。
然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种“寻求知识的快乐”，这种被亚里士多德当做人的本能的“求知”，被很多更低级的乐趣和“强迫”排挤得没有生存之地。我们很难在普通的中国学生中看到“对真理的渴望”，看到的往往是“对工作的渴望”、“对挣钱的渴望”等等，而“知识”，只不过是实现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民间俗语居然一下子把亚里士多德称为最低级欲求的“植物性的欲求”——性本能、生殖本能和自我保存的本能一下子概括进来了真是牛逼）的各种高级形式的手段而已。
所以聪明的你告诉我，我干嘛还要活跃啊？考试过了就行，不是吗？
咦？听说活跃点可以增加印象分？好吧那我活跃点咯~

关于第一点的枯燥的理论性补充说明：
我觉得给“提问题”贴上价值判断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价值标准的来源是什么？这一来源是否是可靠的？它是否会与其它的意识形态基点相抵触？对于全班最优秀的人而言，所有其他人提的问题可能都在“浪费他的时间”，都是“不应该提出来的‘常识性问题’”（很多学霸最爱说的话就是“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或者“这不是常识吗？”，对于一个班里面最差的同学，“好同学”们的讨论对于他又是“浪费时间”，他可能只需要，或者只求能能够搞懂基本的东西，那么，我们到底应该以谁的“浪费时间”作为这个价值判断的基础呢？还是我们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点，只有天才的意见才是值得考虑的——那么这是不是最初我们想的所谓集体主义呢，或者说，这是否与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矛盾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以“全班平均水平”作为提问题“不浪费时间”的标准，那么那些最优秀的人的思想是不是应该如同最后进的同学的“蠢”问题一样被排除出去呢？你觉得是“好想法”“多么好的解题思路”“有益的、有开创性的讨论”会不会在“中人”那里归根到底也是“不知所谓”“装什么”的“浪费我时间”的东西呢？如果你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妥，那么这是否又陷入到一种劣币逐良币的怪圈呢？此外，如果我们以“中间百分之五十的人”作为价值的标准，不考虑最优秀的百分之二十五，不考虑最后进的百分之二十五，那么为什么第一类人是大多数？
这样看来，这种所谓“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多数的利益”实际上是可疑的，但又确实是很多学校实践的方法。这一策略的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中国教育资源不足的深刻现实：只有教育资源不足，我们才会“优先考虑某些人的价值需求”，但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似乎不存在：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教育资源，能够充分地实现自身。我们常常会说某些人提问“浪费”了我的时间，却不会有人说，某个人的呼吸“浪费”了我的氧气，正是因为这些人默认了，“时间”，或者“上课”这个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如果不“合理分配”，就要“耽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是这种观念，在西方恐怕是薄弱和让人觉得新鲜的。
应该没有人会看到这里吧（逃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3

确实是和东西方文化有关。
西方文化：我和大家不一样，所以我要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强调多样性，diversity
东方文化：我和大家都一样，我怎么能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强调和谐统一，unity

不光课堂，在生活中也是一样。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4

做过machine learning 的朋友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比喻：一个training set里头的数据不能太skewed。老外最近几十年的教育体系，已经不给任何的negative feedback了，你猜会训练出怎么样的模型来。

热心的小回应 · 2021-1-8 15:27:05

我就是那个上课不甚活跃、不爱发言的中国学生。
而且我还反感那些上课很活跃、很爱发言的同学。

其实，我上课时也经常有问题想问老师。
我的问题大概分以下几种：
1. 问题很简单。除了自己，大多数同学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2. 问题很偏也不重要。除了自己，大多数同学对这个问题没兴趣。
3. 问题很好。很多同学都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或者感兴趣。
怎么确定是哪一种问题呢，我选择问旁边同学我的问题。

如果他们能解答我的问题，基本说明我的问题很基础、简单。
我之所以不懂，大概率是因为我刚刚思想开小差，或者在玩手机。
让老师和其他同学在我的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是不道德的。
同学的解答就可以了，我没必要上课时直接问老师。
退一步，如果同学的解答我不满意，我可以下课再问老师。这样虽然耽误了老师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耽误同学的时间。

如果同学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但是都觉得这种问题不重要。我可能不会再理会这个问题。如果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感兴趣，我会选择下课问老师，毕竟这样不用耽误同学时间。

如果同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并且也想知道答案，说明这个问题有普遍性。
这种情况，我才会在上课时直接问老师。

题主，不知道你说的“东亚学生没有西方学生上课活跃”这种现象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我会很庆幸自己在国内上课，而不用担心有西方学生老在上课时瞎逼逼，耽误自己时间。

为什么东亚学生上课时通常不甚活跃，不爱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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