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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但是建议读完，因为将要讲的对本题很重要而且我确信还没人讲到） 截至答题前，本题下共有1075个答案，包括很多我关注的法律专业人士也答了。 恕冒犯，讲一句很久没讲的话——实名反对目前所有答案。 滴滴出行所涉及的用车模式是一种新事物，因此在法律定性上一些“老法师”也可能弄错。然而恕我直言，如果连基本概念都混淆，乱批一通，看似情绪激昂，对解决问题却是毫无帮助的。（几位法律板块的知友都是互关很久的老朋友了，有所冒犯只为澄清问题，还请见谅） 这里就讲一个最基本但是目前我还没看见说对的点：滴滴顺风车不是网约车。
说明一下： 我们常说的“滴滴打车”（滴滴专车、滴滴快车、滴滴出租车）法律上叫做网约车。网约车是一种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作为一种经营服务，它以营利为目的，也就因此，开展网约车业务必须遵守《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受到交通管理部门监督。 本案中的“滴滴顺风车”叫做“合乘车”，又叫“私人小客车合乘”、“拼车”，它是一种居民互助、互相分摊出行成本的绿色出行方式，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法律上与“网约车”不是一个概念，也不受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制。 我们常说的“滴滴出行”实际上由两家公司分别运营。 滴滴顺风车的运营方是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滴滴打车（快车、专车、出租车）的运营方叫做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两者是母子公司关系，但在法律上并不是同一主体。  （示意图） 法律上对“网约车”和“合乘车”有完全不同的规定，如果不辨清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驴唇对马嘴，看似骂的痛快，其实是完全不能回应本题的。 而本案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恰恰在于“合乘车”的特殊性（可惜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比如说 @刘京成 知友（抱歉，老朋友不要介意）是目前的最高票，他引用了滴滴快车车主招募要求，试图说明滴滴顺风车糟糕的车主准入机制是导致凶案的原因，这就是明显的“错把冯京当马凉”，实际上顺风车和快车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而且如果真的有心去查，“滴滴准入门槛低”这个判断也是完全不成立的。（我感觉说到这里有人要骂我为滴滴洗地了，麻烦看下去） 在滴滴盛行之前，承担目前“网约车”功能的主要是客运出租车。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是凶案发生地一直执行的客运出租车管理标准，尽管由于滴滴打车的蓬勃发展使得条例基本成为了一纸空文，但是法律上说，郑州现有的客运出租车是以此条例规范来设置准入门槛的。 那么按照，客运出租车的准入条件是什么呢？ 第十一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二）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年。 依据 @刘京成 知友的截图，目前滴滴司机的招募条件主要集中在年龄、犯罪记录、驾驶记录等条件上，对比 @刘京成 知友的截图和条例可以发现，滴滴司机的准入门槛甚至比客运出租车还要高一些，至少从法律规定上，客运出租车并不要求无犯罪记录而滴滴快车需要。 这就是很明显的因为概念混淆而搞错了批判对象，自从2016年《暂行办法》实施，网约车平台的管理已经有法可依，而且部分规定甚至比出租车还要严格，尽管设置最初仍有乱象，但这主要是新事物和新职能的适应问题，和我们今天批判的坏到骨子里的“顺风车”根本就是两回事。
上面并不是想为滴滴开脱，而是为了厘清并说明问题的关键，即：真正导致悲剧的，是无良商家（滴滴）钻了低效政府的空子，是市场管理和政府立法的双重缺位。 @Three诗睿 知友在答案中提到了滴滴顺风车更类似于一个中介合同，但其实这个问题比这一层还要复杂得多。 《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第十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按照本条，所有的“网约车”服务，平台公司都要承担承运人责任，对乘客的安全有明确的保障义务。 《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第二十三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充分保障乘客权益。 按照本条，每一位使用滴滴打车（非顺风车）的用户自动获得由滴滴投保的承运人责任险，如果发生车祸或其他恶性事故，由保险公司赔偿后向滴滴公司追偿。 可以说，如果本案的受害人搭乘的是一部“滴滴快车”或是“滴滴专车”，那么滴滴公司几乎必然的要为本案负起赔偿责任。 也即是因此，大多数滴滴乘客受损，都以调解撤诉结案，包括与本案几乎完全一样的北京张国利故意伤害刑事附民事诉讼（本案中司机张国利因口角将乘客殴打致死，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调解撤诉）。如此之多的调解撤诉绝非偶然，这意味着滴滴公司在庭下做了许多补偿工作。
但是“合乘车”是一个法律空白，它并不能适用关于网约车的条款。（ @Three诗睿知友从顺风车协议入手，真的几乎就答对了，可惜还是错引了关于网约车驾驶员的规定，老朋友不要介意） 关于“合乘车”的规定，《暂行办法》仅仅在末尾略有涉及，原文是： 第三十八条 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暂行办法》将“合乘车”的立法权限（和管理义务）下放到了市一级人民政府。 很遗憾，郑州市政府虽然在2016年11月就公布过“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征求意见稿，但是相关法律的规定却始终遥遥无期。
还记得前面提过，合乘车是“并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互助出行方式”吧？ 衡阳市在其制定的《衡阳市私人小客车合乘管理规定(暂行)》中明确规定： 每日提供合乘出行服务超过2次的，按未经许可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依法予以处罚。 你们猜，这位顺风车司机当日接单有没有超过两次？ 如果郑州市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得到良好的执行，悲剧是否能够避免？  （相较于一般城市规定的每日两单，滴滴顺风车内部的限制是每日15单，什么样的“拼车合乘”每日会有15单需求？顺风车的内部管理可以说很浮夸了）
衡阳市同样在《管理规定》中明确列明： 禁止利用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滴滴（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下司机以“合乘车”为名，经营“网约车”为实的违法行为，有没有尽到管理义务？
其实明天（准确地来说是今天，现在已经近三点了）约了朋友吃饭，不太好意思没精神，但是还是忍不住写到半夜。 因为这个案子不是什么变态狂犯罪，而是实实在在的政府怠于立法，放纵无良奸商的典型。 正是因为郑州市政府怠于对“合乘车”立法管理，使得滴滴利用立法空白，剥离子公司规避管理，以粗劣的管理和良莠不齐的人员通过“合乘车”之名经营“网约车”之实；正是由于滴滴公司（小桔科技）无下限的经营模式使得品格恶劣的司机过审，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讽刺的是，就在本案发生前五个月，郑州刚刚发生过一起“合乘车”纠纷，在一份裁判文书的主文部分记录着： 事发时，郑州市人民政府尚未就私人小客车合乘作出相关规定 言犹在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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