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所指出的某些制度变化,如‘唐宋监察制度的主要对象,由皇帝转向宰相和百官’等,并不能得到足够的实证支持,更像是为某种既有史观——譬如宋代皇权强化——‘量身定制’而成。这使得我们难以对制度变革形成真正清晰的认识。“——王化雨《唐宋变革与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知道这里说的是谁吧？
上面有人问反问一个答主”你怎么从吴宗国原话“无论是宋人还是今人，在没有充分把握唐朝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提下，企图以一种模式来概括唐朝政治制度，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它给人们描述的是一个不存在于唐朝任何一个时期的制度。”中了解到他所指是钱穆？“
我只好告诉你，现在历史专业的批评都不大点名，把观点亮出来了圈里人谁都知道说得是谁或者谁和谁。不点名，相互留两分面子。
回到我的引文，正说明了钱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在广大历史爱好者们最推崇钱穆的地方。
那就是“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有问题吗？这就是问题的根子。
要温情要敬意，那么对他自己心里格外“光荣”的时代，就格外温情和敬意，所以钱穆把汉唐捧得格外高。钱穆自己在书中的一句话足够说明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
然后呢，对于他认为不够“光荣”的时代，比如我们翻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宋、明、清的部分，请问温情何在？敬意何在？
正因为钱穆对于汉唐格外温情，格外敬意，所以他的脉络就是汉唐制度最好，宋在退步，明更退步，清直接掉到谷底了。
到这里，问题来了，已经事先有这个“答案”了，那对于史实和史料的运用当然是围绕这个答案展开的。回到我的引文，因为要描绘宋代中央政权比唐退步，所以提出“宋代皇权强化”，因为要说明“宋代皇权强化”，所以特别定制了“唐宋监察制度的主要对象,由皇帝转向宰相和百官”这个与史实不符的“证据”
换句话说，先有结论，再编制证据。
这和近代以来历史学的逻辑是反的，作为近代以来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其基本的逻辑是从史料出发辨析归纳，推出史实，再从史实得出解释的“结论”。
也就是说，历史学不能上来就“温情和敬意”，历史学起始必须是犀利冰冷，只有在史实阶段之上，才有“温情和敬意”的空间。
这也解释了钱穆为何迟迟不能入选史语所。傅斯年的路子才是正道，在他熏陶下的史语所自然看不上钱穆这种“外道”。
顺便说一句，各朝代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独有的时代基础之上，面对的具体挑战，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都各不一样，得到的“体制”自然也不一样。政治体制的认识首先不能脱离这些而存在，更何况还有在体制之上的政治实际运作，就要考虑更多的东西，更见研究者的认识水平。要做异代政治制度比较，这些都是绕不过的。当然，这在钱穆的书里是完全没有的。
而空对空的隔代大比拼，也就是“爱好者”等级干的事。
究其原因，钱穆终究是个儒家，本不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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