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为什么衰落？

有关回应 · 2021-5-25 23:53:09

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实力开始逐渐跃居世界前列。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逐渐强盛，其拥有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1800年至1880年，在世界制造业常量相对份额中，英国从占4.3%提升至22.9%，其制造业产量一直领先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人均工业化水平也一直遥遥领先。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方面，从1830年到1890年，英国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增长率在世界各国都是独占鳌头。这一系列数据说明，英国在19世纪时整个国家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无论是在军备竞赛还是军事战争中，都没有有效地展现其实力。
这就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什么一个国家有如此强大的经济财富积累却如此不堪一击？
更进一步说，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什么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军事实力？
从国内因素来看，主要是从阶级分化、制度因素、利益集团、工业化、人口不平衡增长等方面的因素来分析的。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分化和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的，并最终将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统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
英国的衰落与英国政治经济制度具有重大关系——英国君主立宪制在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性，使得英国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协调上往往是斗争的产物，同时制度的妥协性往往使得新兴阶级和旧的贵族统治阶级融合在一起，互相妥协、勾结，形成巨大的腐败和惰性，英国长期发展缺乏制度不断改良的机制。
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在英国对外政策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利益集团的增和壮大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和国家政策的制定，这也是英国衰落的重要因素。
从英国工业化中本构成及其资本动员亦可以来解释英国衰落的原因。英国的工业化与纺织革命是最早同时进行的，机械化纺织企业出现并不需要大量资本用以开始生产，同时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充分利用银行为长期投资服务，工业革命在英国主要是依靠小企业主以及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们的金钱资助。支配这个世界的是小雇主、批发商、贸易商、工程师和独立的工匠，他们雇佣的劳动力和少量的家庭资本合在一起，不需要自己的广泛组织——这种特征，使得英国政府缺乏大规模的资本动员能力和对企业的保护能力，且英国工业化的渐进过程和大量资本的积累首先来自贸易和现代化农业的收入，其次才来自工业本身，这也是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贸易保护主义兴起后，英国加速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在不同城市的不平衡增长，使得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加剧了阶级分化。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经济增长率的降低、防务开支的上升、私人和公共消费的上升、趋向服务业的结构变更、富裕和地位卓越的腐蚀都是英国衰落的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对研究英国在19世纪的衰落都非常重要，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上述对国内因素的研究似乎都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国内的政治制度、利益集团、阶级、工业化等这些因素会发生重大变化，引起这些因素发生变化的原因似乎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从国际因素来解释英国的衰落。罗伯特·吉尔平指出，不断增加的政治统治成本，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防务支出增长，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边际收益降低，军事工业技术扩散带来的收益递减以及领先地位的丧失都是导致英国大国地位衰落的重要原因。
外部的竞争贸易关系，一方面使得欧洲大陆国家包括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在对边缘地区的争夺上竞争关系愈演愈烈，致使英国自由贸易无法得到有效增长。
19世纪末的军事竞争和其他国家的崛起是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彼得·古勒维奇在《颠倒的第二意象：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一文中十分重要地提出了关于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两个维度：第一是国家间权力分配，第二是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但是古勒维奇并没有具体谈到国际体系中某项制度或者说机制对于国内政治的作用。这些外部因素的分析比较中肯地解释了英国整体衰落的原因。但是这些研究没有阐释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国内社会力量为何没有良好的转化为国家力量，同时也忽视了长期的欧洲军事竞争的突然削弱带来的巨大的国内效应。
19世纪英国大国地位衰落是由于国内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严重失衡，而二者力量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军事竞争系统这一外部机制的削弱。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时期英国军事竞争系统的作用途径和效果，揭示在缺乏直接的军事竞争环境下，导致国内社会力量的膨胀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导致英国大国地位最终的衰落。
从16-17世纪开始，随着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逐步形成，各国的军事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军事竞争变得更频繁、更残酷、范围更广。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合约后，欧洲主权国家的概念和身份得到广泛确认，国家理性在各个主权国家成为主要的行为准则，为获取更多的利益，国家间的战争十分频繁，1650年至1700年共发生了119次主要战争，1700年至1800年上升到785次。在国家之间军事竞争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变革，英国正是在持续地参与欧洲军事竞争时期，最后以光荣革命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统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可以说，欧洲军事竞争系统作为一种外部机制，对英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作用是巨大而不可忽视的。
首先，欧洲军事竞争系统作为一种信号和承诺的装置，往往释放出威胁的信号。在无政府状态下，以理性为行为准则的各个国家往往会产生安全困境，在这种安全困境之下，一个国家的行为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一国加强自身安全的行为往往也会被其他国家解读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长期处于这种困境之中，各国迫于外部威胁的压力，就会不断整合国内力量，迫使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强自身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资本动员能力，增进自身安全。在欧洲社会长期的军事竞争状态下，英国作为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必须不断增进自身的政治军事实力，以防范欧洲大陆强国对自身的威胁，这种理念一直贯穿着英国工业革命前的历史。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欧洲协调等一系列机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期以来的欧洲军事竞争系统，维持了暂时的和平，这种长期军事竞争带来的威胁感知被降低到了19世纪以来的最低程度。
长期激烈的威胁能够迫使国家内部达到高度的统一，使国家机器以最良好的状态运转，但是一旦这种威胁感知降低乃至消失，国家内部就会出现权力寻租，利益集团分化和膨胀，最终引发国家衰落。拿破仑战争后，作为战胜国，同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英国成为最有权势的国家，它积极参与了欧洲协调等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机制设计，同时长期军事竞争的威胁降低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开始发生变化，这突出地反映在政府一方面对经济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态度，不再积极干预经济，转向了通过金融和土地来寻租；另一方面，政治上由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提供公共设施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上，放松了对社会的渗透和监察，致使政治动员能力降低。
其次，作为权力再分配的手段，欧洲长期军事竞争为英国国内权力变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契机。1215年，因对法作战失败，国内各界对进一步的征税不满，诸侯趁机叛乱，约翰王被迫求和签署了《大宪章》，国王的权力得到限制；三十年战争期间，斯图亚特王朝以军费不足为借口借机搜刮民脂，导致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最终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实现了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改变了国内的权力分配。这些权力的更替体现了军事竞争这一外部机制的作用，它有利于国家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促使国家内部权力实现制约和平衡。而在19 世纪的英国，国内权力出现紊乱新兴小资产阶级通过海外自由贸易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在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势力；政治上掌权的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寻租，形成了各个利益集团，政治权力趋于分散——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量对外政策都是不清醒的，是在迫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做出的，从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导思想，政策的制定都是飘忽不定的。
再次，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长期的军事竞争机制被削弱，个人、团体、组织和政府在长期强烈威胁感知下形成的合作机制以及凝聚力也随之分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干预最小化，最终导致政府资本动员和政治动员效应的不足。这种动员的不足尤其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出，它比英国以往各个时代都更少地为冲突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正如格申克龙所说，工业化的资本大多来源于小企业主和家庭，无法实现有效的广泛组织，这使得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法组织起广泛的资本，继而导致英国国力开始下滑。长期军事竞争系统作用于国内政治及经济的这三种机制并不是单一作用、互相孤立的。三种机制是互有关联的，当长期军事竞争对国内释放威胁信号时，政府往往会借助这一威胁信号，把参与军事竞争作为契机，实现有效的资本动员和政治动员，达到权力的有效配置。
1688 年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的确立，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崛起和增强经济实力打开了新局面。此时为保障和扩张胜利的果实，国家安全成为英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事务，这一时期欧洲政治军事格局频繁变化，欧洲大陆任何的军事变化都刺激着英国国内政治的神经。无论是英国被动的参与军事斡旋，还是主动出击，这种军事竞争释放出的信号，对联合王国政府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加强了其应对外部竞争的反应和凝聚力。
从1688年到1815年间，英国参与了欧洲主要国家之间以及欧亚之间和在北美洲的重要军事战争，并一直频繁的参与到欧洲军事竞争中，这种参与军事竞争的频度从权力分配的机制上看，改变了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布：国家强化国内统治、政府集中权力，其直接果就是统一国内市场，这一结果为英国现代经济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首先是17至18世纪国家信贷金融体制和相应机构的逐步建立，其次是英国议会制下的财税体制的完善，这些举措一方面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满足了战争支出需要；另一方面新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阶级作为新鲜血液打破了固有的束缚社会进步的权力格局。
从社会动员机制的角度上看，在英国经济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下，1688年至1815年的数个年段，英国政府用于战争的支出竟然大大超过其税收，同时在海军规模上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与法国相比，其主力舰数量增长迅猛，这有力地说明了外部军事竞争带来的资本动员和政治军事动员能力的强化。17至18世纪重商主义作为英国主要政策，强调对国内资源的集体控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外部军事竞争下的社会动员机制，政府对资源的集体控制增强，有利于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实现发展，为英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国内财政基础，同时为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了保障。
自1688年到1815年间，在长期的欧洲军事竞争机制之下，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均衡，国家通过有效的权力配置给社会提供了安全保护，同时外部军事竞争的刺激使得国内制度不断得到优化，如公共财政制度、财产保护制度等等，这些变革有效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外部效应下产生的良好制度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技术飞速进步并开始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兴盛。这一切都有赖于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环境是在长期军事竞争下不断改良塑造下形成的。此时，在保持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基础上，英国无论是在社会组织及治理结构上，还是在能够动员的军事、交通和传播技术上，都呈现出良好运转的态势，国内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形成了有效的互动。
在1815年之后的数十年间，欧洲大环境相对和平，军事竞争被降低到最小程度。同时工业革命带来财富的巨大增长，到186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上升到了19.9%，它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和褐煤，具有相当于全世界现代工业能力40%-60%的潜力，这些使得英国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地位。但是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由于缺乏外部军事竞争的压力，并没有像1815年以前那样升级军事装备和人力。同时重商主义被抛弃，自由放任兴起，政府被要求降低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包括国家和军队都要被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在国家权力缩减的情况下，国内各利益集团对利益的争夺开始日益明显，新兴小资产阶级是推动工业化的新力量，掌握了大量的私有和家庭企业，控制着巨大的商业贸易利益，旧贵族和大地产、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大量的资本和土地，并通过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在海外进行掠夺和扩张。欧洲军事竞争缓和对英国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1815年到1885年间，英国为战争做的动员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少得多，其军队规模从兵员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见表一），政府支出包括防务费用都保持在极低的水平（见表二）。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这个相对和平时期英国参加的仅有的一次欧洲军事活动，在这场战争中，参战的士兵普遍是老兵，陆军中后勤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没有可以抽调的后备力量，低效率的行政管理，这些都使英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以上状况充分说明，在无外部军事竞争机制作用后，英国国内机构由紧张走向松弛，凝聚力涣散，最终导致利益集团乘机膨胀，从而打破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均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遭到了破坏，国家力量进而削弱。
英国作为19世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它的衰败无疑对后世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国的衰落，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等多个方面。如前所述，通过将欧洲军事竞争机制作为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可以明显地看到长期的欧洲军事竞争机制的变化在英国大国地位衰落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军事竞争通过释放信号、权力分配、社会动员三种机制作用于英国国内结构，促使其国内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均衡。而当军事竞争机制弱化后，军事竞争三种作用机制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英国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因此无法实现有效地转化，继而无法应对内外部的危机，导致国家的衰落。
我们要从历史发展中汲取教训。在当前国际格局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发展机会瞬息万变，要认清形式，了解并合理利用国际竞争的作用机制，采取加大对国际局势的报道宣传措施，通过舆论渠道进行信号释放和压力传递，让民众更切实地了解国际格局和时局的紧迫性，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培养和确立民众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时，要借助外部危机的机会窗口，打击跨境分裂联盟惩治阻碍国内发展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有效实现权力再配置，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相对平衡、相互促进，最大程度地激发国家的综合实力，以更好地面对和解决目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问题。

有关回应 · 2021-5-25 23:53:10

一战后开始衰落，因为一战本身就是德意志对世界资源分配的挑战，这场战争必然对原先的霸主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有关回应 · 2021-5-25 23:53:11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

英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为什么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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