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定都在南方的长时间大一统王朝？

有关回应 · 2021-5-14 20:42:00

定都南方的政权连内部统一都很难做到，何况长时间定都南方的大一统。
南方地区基本上被山地丘陵分隔成江南、荆楚、巴蜀、岭南四大块有较大面积江湖平原的地理单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各自都足以供养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权，但却很难做到对整个南方的主导性整合。
四个区块之间，江南与荆楚有大别山-桐柏山系相隔，但好在有长江航道及其两侧的淮南、赣北沟通，相互交流算是四个区块中最方便的；江南与岭南之间有重重浙闽山地相隔，地跨今天的浙闽两省；荆楚与岭南之间有湘南山地与南岭山脉相隔，地跨今天粤湘各半省；荆楚与巴蜀之间则有大巴山系与湘贵山地相隔，不仅地跨今日的重庆、湘西、贵州，而且还属于褶皱山系，通过条件相当恶劣；至于巴蜀与岭南之间，直接隔着一整个云贵高原与广西丘陵，地跨云贵桂三省，通行条件算是南方四区中最差的。

而且，大片山区的存在不仅仅构成地理交通条件上的艰险不畅，而且还为逃离华夏帝国编户齐民体制的“逃民”与从未加入到华夏文明之中的“山蛮”提供了“呼啸山林”的空间。所以，历代南方割据政权，不论定都在江南、荆楚、巴蜀、岭南四大区块的哪一块，都必须面对来自山地的“边防”隐患，以至于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与财力用于山区通行与山民剿抚，这就极大地消耗了南方政权可用于北伐一统中原的兵力与财力。
至于北方地区，河北、海岱、淮泗、河洛、南阳等地形单元之间，几乎全无高大山脉阻遏，唯有关中三晋与关东之间有太行山、秦岭东段相隔，但关中尚可与陇西、河西、北地、上郡等西部地理单元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关西区域，那么北方中国便几乎可以草草划分为关西与关东两大片区，这种相对于南方四区的北方两片，能整合更多的域内资源，定都于关西的代表长安或关东的代表洛邺，便足以凭借强大的地块内整合控制其他更为零散的区块。
举几个具体的实例：

占据长安、凝合关陇以取天下或半壁江山者：西周、秦、西汉、前秦、北周/隋、唐
占据洛阳、凝合关东以取天下或半壁江山者：东汉、曹魏、西晋、北魏
占据汴梁、凝合关东以取半壁江山者：朱梁、后周、北宋
占据邺城、凝合关东以取半壁江山者：曹操、后赵、前燕、北齐

南方即便有以江南全取江域半壁江山的情况，也难逃域内荆扬斗争与巴蜀分离的内讧或分裂。

荆扬斗争如：东晋荆扬之争、宋齐宗室内讧、梁末萧绎江陵乱舞、陈初的对荆州土豪作战、南宋初年的荆湖匪患；
巴蜀分离如：三国时期吴蜀分立、东晋前期成汉割据、东晋后期谯蜀割据、五代十国的前后蜀、元末明初的明夏割据

古代帝国的统治，基于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条件，相当依赖于地形本身的交通条件，驰道驿路维系的不仅仅是公文传递、官员往来，还维系着皇权的铺展（此处观点参考许倬云《万古江河》一书）。艰难险阻的交通不利于华夏文明与帝制皇权的深入，闽中、湘西、云贵、川西、南岭、广西的帝国体制内郡县设置远远晚于、疏于其他地区，便是这一规律的明证。胡鸿先生甚至在《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名唤“华夏帝国的内部边缘”概念（相对北部、西部边缘）专门用来指称通达条件差的南方山区。
其实，套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理论，曾经拥有古蜀文明、良渚文明等并不逊色于北方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的南方，之所以在商周之际的公元前二千年纪中逐步落后于北方逐步形成的华夏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本文提到的交通条件所致。南方江域文明，无法达到有效的域内沟通，交流发展成果，实现新技术的“叠合”与“杂交”；北方河域文明，则不仅内部沟通交流更加方便，而且还与中西亚文明有更为通畅的河西、西域通道相联，直接与欧亚大陆东西走廊相衔接，自然是能够获得更为充足的新技术“叠合”与“杂交”。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念过一首诗，诗中名句是“华山玫瑰燕山龙”，这是对北方两大文化（仰韶之花与红山之龙）走向交融的绝佳概括。
而且，秦汉、隋唐、明清三大一统帝国，最大的边患始终在于长城之外的草原政权，不把都城选在北方便无法在战时拥有足够的战略机动性去及时有效地应对草原政权从长城防线任意一点突入的来敌，更无法在平时保证边防军的不懈怠与中央朝堂对战马供应地的重视。此处不展开，详见寒鲲：南京为什么没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首都？
最后，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南方就像基层员工所在的小隔间办公区，北方就像中高级领导所在的大办公室，两者能够凝合的资源自然是相当不对等的。
参考书目
1、许倬云：《万古江河》
2、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3、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谢 @白以清邀请。

有关回应 · 2021-5-14 20:42:01

其实很简单。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才算彻底完成，这个时间段到近代已经不剩几个王朝了，就元明清三朝了。在此之前，经济中心、人口稠密区都在北方。所以统一王朝肯定定都在北方，定都在南方一般都是割据政权或者中央政权被打跑了才躲到南方定都。
有些人老是喜欢把历史神秘化，搞成了玄学。其实不是南方有“诅咒”导致王朝历史不长。而是发育不良的政权往往在南方。但如果古代历史再长一些，或者说让洪秀全长点脑子，那么南方割据政权统一全国的案例就会暴增，绝不会仅朱元璋一家。

有关回应 · 2021-5-14 20:42:02

两宋以前南北方人口数量和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无论是拼人口，拼经济能力还是拼军备水平，定都南方的政权都是干不过北方政权的。等到南方在人口和经济上彻底压制北方，都已经是南宋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候中国历史已经走过了一大半，纵然以后明朝是出身南方的大一统政权，民国也是从南方发家的“形式上的大一统”国家，已经改变不了你的既定印象了，因为历史上北方干翻南方，统一全国的时期和案例太多了，五千年中华史中短短几百年的南方逆袭根本激不起大的浪花

有关回应 · 2021-5-14 20:42:03

考察历史上的农耕文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农耕文明都没有如华夏文明一样强烈的大一统思想。而缘何我们的祖先独独要求得“天下”而“大同”，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
梁惠王问政于孟子，在陈述自己尽心治国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曾九合诸侯，其中最盛大的一次盟会，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曾出现过其名号——葵丘之盟，葵丘之盟得盟约是什么呢？“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文明开端时，文明的走向为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天注定的——亦即是说环境决定的。可以不那么严谨地说，当华夏文明诞生在黄河流域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其最终将走向大一统。
我们的黄河母亲，不仅赋予了我们生命，也赋予了我们秉性。
在8000年前左右，在现今的中国版图内的土地上，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驯化出了稻和粟，从此进入了农耕文明。
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在华夏文明发端时候，现在中国版图内的地形地貌并非是今天这般景象，整体要更“湿”。在黄河流域内，农耕文明发端之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沃土。而长江流域内，尤其是江汉平原及其以南地区，是以云梦泽为名的广袤的沼泽（或者说湿地），而南方茂盛的植被覆盖导致对土地的改造难度大且缓慢，水稻一时间难以大面积展开，所以“南夷”在春秋时期还是以“子”楚为首呢数百“化外”小国。

第一
发端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一方面，因为粟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起初肥沃的土地，迅速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繁衍扩张。而另一方面，黄河，作为一个喜怒无常的母亲河，持续不断的大范围水患和干旱就导致了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民，无论哪一个局部区域，都无法独立支撑文明的进程。所以我们看到，先秦时代的诸侯国们，最重要的一件政事就是应对水患。我们也看到，仅凭一个诸侯国的辖区是无法应对不定期的水患与干旱或者蝗灾导致的饥馑的，常常需要诸侯国以盟约的形式互相协同作用，但这种跨国协同是不稳定的，要获得稳定的协同，最好的办法就是统一，统一是一种高效而低成本的协作方式。

第二
光是大范围调配并不足够。人的特点在于主动改造自然，“治水”才是更加主动和釜底抽薪的方式，华夏族在传说时代就流传着伟大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而且因为治水的功绩成为第一个统一国家——大夏国的创始。
我们摘取几个朝代黄河水患的大事年表，比如汉以前两次/西汉八次/东汉两次/西晋十次/唐十次/宋四十八次/明六十一次/清七十三次。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以前较低的频次与记录的详细程度不无关系。按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国祚，平均每4.5年就有一次大的黄河水患。
我们来看几处史料：

西汉
元封二年（109BC）：初，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不复塞，梁楚之地尤被其害。是岁，天子使汲仁、郭昌二卿发卒数万人塞瓠子河决。天子自泰山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卒填决河。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
（若非以全国之力，梁楚之地尚为独立政权的话，其水祸不知何时可治，其民不知何时可解，其国亦无所恃而存）

西晋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
泰始五年（269）：青、徐、兖三州大水。
咸宁三年（277）：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咸宁四年（278）:司、冀、兖、豫、荆、扬四州大水，螟伤稼。
太康四年（283）:河南及荆、扬等六州大水。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八年（298）: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金
金始克宋，两河悉畀刘豫。豫亡，河遂尽入金境。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

而对黄河的治理，非通盘考虑而不能为，其跨度之大，对人力物力的耗费之繁之重，非黄河流域之内一统而不能为，也就是说，相对于黄河的体量，要有与之相应的国力。

第三
中国的王朝自始自终都是“天子守国门”，都城设在游牧民族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中国游牧民族的聚居地除了草场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跟随着中原农耕文明的中心移动。这是一个老鹰捉小鸡的游戏，需要中原腹地源源不断地向鸡头输血，以维持整个农耕文明在面对游牧民族的界面上有足够的阻力。
在有唐一朝，因为历史的惯性，以及关陇集团的自我坚持，都城依旧设置在长安，而来自游牧民族的威胁也主要来自西北方。此时，以小米（粟）为主要作物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已远远不足以维持都城及北戍的需求，而自南向西北的粮食运输损耗非常。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全靠东南粮运支撑。史载，唐德宗时，“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百姓嗷嗷待哺，“聚泣田亩。”德宗曾因长安粮尽，得不到犒饷的禁军酝酿哗变，与太子相拥而泣。当得知发自扬州而中途受阻的运船已接近长安，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自宋始，关中被彻底放弃，但是游牧民族也开始活跃在北和东北部，“天子守国门”的格局也重新开始。中原王朝的战略纵深以依托北部山脉修建的长城为第一级，以黄淮之间为第二级，以江淮之间为第三级，至长江而天下亡。南北朝的拉锯集中第二/三级之间，北宋起手就丢失了第一级，南宋的拉锯与集中在二三级之间。

回到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长江流域来，虽然长江流域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大一统思想是由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形成的。长江流域的重要性，是从有晋一朝“衣冠南渡”时候开始逐步显现和提升的。长江和汉江携泥沙对江汉平面的持续堆积使得水稻的种植范围逐步扩大并连成一片，南渡的北人使得南方的人口密度大幅度提升，加速了对江汉平原地域的农耕化改造。原始森林的范围在一轮一轮的毁林造田中逐步南移，烟瘴之地也逐渐成为连陌的良田。
准确地来说，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而仔细考察历史，也确实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里真实发生了，从东汉末至隋唐前，从晚唐割据到陈桥兵变，从南宋始至元朝创，以及其他朝代轮替的间隙。但是，在南北方关系中，北方是主导的，而南北方是相互依存的。所以南方的独立政权都不是农耕文明内部的南北对峙，而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杀死了母鸡，侵略到中原腹地，开启了江淮之间的拉锯。所谓“守江必守淮”，依靠着江淮之间的战略纵深，而江淮之间一旦丢失，南方的政权也无法长期维系了。
跳脱人类视角固有的局限，站在更高处去看的话，一种民族就是文明发端之初随着其所处环境亦步亦趋而求得最优化生存策略的载体。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是黄河的特定自然条件（频繁的水患，广袤的流域范围和治理的需求），导致了华夏族这一支农耕文明在其发端时期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文明思想，而其特定的地缘环境（持续不断的游牧民族的边患，保护其腹地的需求），更加巩固了大一统的思想。而我们“天下”概念之所以是个无边界的概念，就是我们的文明有个圆心，是以这个圆心堆积起来的“谷堆式”的文明。

有关回应 · 2021-5-14 20:42:04

不请自来。
题主的问题有点小错误。明朝在迁都北京前，有数十年的“定都南方的大一统”历史。数十年也不算短吧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定都在南方的长时间大一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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