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是一个怎样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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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论坛用户   2021-1-11 18:07   556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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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小回应  16级独孤 | 2021-1-11 18:07:11
理解姜文导演和他的电影,需要先引入三个视角。第一个是政治的视角,第二个是姜文价值观的分裂,第三个是姜文艺术手法的特征。
姜文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也是一名政治性很强的导演。姜文至今执导的四部电影,全都是把政治题材隐藏在个人故事中的电影,讨论的政治议题也都是中国社会中争论得最撕裂的那一类。所以,理解姜文这样的导演和他的电影,必须引入政治的视角。没有基本的政治认识,则很难看懂姜文在电影中寄寓的各种隐喻。
姜文是一名价值观分裂的导演。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姜文个性塑造最为深刻的当然是他的童年时代,这便是毛时代的中国。而姜文在事业上的成长和成功则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姜文的感情世界是偏左的,主要又是偏英雄主义的;姜文的理性世界是偏右的,主要又是偏精英主义的。这种价值观的分裂,良好的记录了中国的时代巨变对个人的影响,并通过艺术创作反映在姜文的电影中。
姜文还是一名非常有才华,却过于自恋的导演。爱看电影的姜文是导演电影的姜文最重要的一名观众;由于把才华都用到了满足属于他自己——这个知识和艺术水平都极高的观众——身上,导致姜文电影不接地气,或者说极度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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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这三个视角,再来看姜文的电影,一些规律就比较容易摸清楚了。姜文所有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让子弹飞》,都有极强的政治隐喻。然而一些电影人按自己的政治立场轻易对姜作评论,反而陷入他的诡计了。正因为姜文自己价值观是分裂的,所以在他每一部电影中也寄寓了分裂的两种价值观。不愿意直白地站队,使得姜文有意用暗喻的手段隐藏真实想法。而这使得姜文电影总是场面好看,人物丰满,但立意晦涩难懂。也让影评人有了见仁见智的机会,各取所需,尽情地对姜文电影做出符合自己立场和价值观的解读。
我理解的姜文是这样的:
首先,作为主体的姜文,拥有对劳动人民的真诚情感,不但能分享底层百姓的艰辛苦难,还能够欣赏和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朴实真诚。他愿意用普通百姓的评价尺度来看待自己,这是毛时代教育的道统。但姜文也有毛时代青年心中普遍存在的深入骨髓的英雄主义情结。那时候的青年,都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在毫无政治知识的情况下,幻想自己成为革命英雄。迷恋的只是舆论的风向,而非真正的革命事业。英雄主义情结,和姜文对自己出众才华的自恋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姜文身为导演左的一面。
而作为客体的姜文,是中国电影界三十年来最优秀的人之一,锋芒毕露。改革开放之初,否定毛时代的文艺大爆发,也是通过姜文这些才华横溢的演员来打开局面的。这样的姜文,在整个社会向右转的三十年中,凭着他的才华,像濮存昕、陈道明等人一样,很自然地融入了精英圈子中。在左翼社会(从经济基础,到道德,到文艺)瓦解崩溃的三十年中反而获得了极大的名誉、财富和地位。长期的张弛、妥协,和地位成就混合在一起,使姜文思想自由主义的一面也非常洗练。
姜文明白很多底层劳动者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名誉的负累、富人的道德、精英的真情等等。在一些受苦的底层群众眼中十恶不赦的富人,姜文也能感受到他们有血有肉的一面。
姜文也明白精英们难以感知的事情,比如劳动人民的美好、善良、勤劳和伟大。他对劳动人民偶尔崭露的粗鄙和缺乏教养有明显的宽容。同时对权贵富豪对底层人的剥削压迫有强烈的同情和义愤,却并非感同身受。
姜文无论是做演员还是导演,对群众的、精英的这两种社会秩序,两种艺术尺度,都能心领神会,游刃有余。这是其他导演演员不具备的优势。
这样的姜文最擅长耍他的花招,在左翼的语境下讲自由主义,在右翼的语境下讲人民英雄,让我们这类有个人立场、价值观,想对姜文电影自取所需、引导舆论的人很是头疼。姜文总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精英们赞叹的美术感,把他的真实想法包装得晦涩难懂,因此造就了许多经典的误读。
举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读,右翼看《鬼子来了》,看到的是中国人好面子、愚昧、麻木、奴性、窝里斗等等。得出来一大堆西式的、精英式的结论。最后姜文角色被日本人行刑,人头落地、瞑目而死的这幕画龙点睛,也被解释成民族向强权臣服的劣根性。《鬼子来了》满足了部分精英逆向种族主义的自残倾向,而被右翼大为赞叹。
姜文在《鬼子来了》中,的确没用传统左翼对劳动人民无限歌颂的语境,且明显不认可毛时代左翼对大众的觉悟和力量的夸赞。这的确是典型的右翼语境——在愚昧的群氓中开展叙事。然而姜文又在这种语境下赞美最底层劳动人民,赞美中国人无比美丽的善良、真诚和无所畏惧。
为此姜文刻意制造了两个不可能的超现实的对比:
一个是,挂甲屯全村百姓对杀鬼子一事都表现出胆怯,但到结尾遭日本人屠杀时,下至小孩上至残疾老人,没有一人求饶或害怕,全都怀着极大的仇恨手无寸铁与鬼子们拼命。
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中国人肯定有敢对俘虏下杀手的,也肯定有在屠杀面前尿裤子的。电影中超现实的极大反差,是导演故意为了让人意识到,不敢杀鬼子,表面上看是“愚昧”和“胆怯”,骨子里却其实是善良,善良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因畏惧才不杀人,到了日本人屠杀,就该畏惧得跪地求饶了。姜文准确地表达了底层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善良的畏惧”,当你反抗欺负只能杀死对方时,反而只好隐忍了。这在中国武侠片中也是恒久不变的主题之一。而真正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懦弱的时候,应该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于是再看电影另一个超现实的对比:片中所有的日本鬼子,在得意时都威风八面,被俘时、尤其是面对死亡时全都胆小如鼠奴颜婢膝。战俘营里马大三手持刀具,追得所有日本兵抱头鼠窜。
与中国人懦弱的背后是善良相比,日本人荣誉骄傲的背后却是奴性,是盲从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的控制。
而姜文扮演的农民马大三,在手握鬼子生杀大权时彷徨犹豫、胆怯焦虑;而在昔日的俘虏在法场上对自己行刑时,却能圆睁怒目死盯着持刀切下自己首级的仇人。这才是电影结尾点睛之笔的寓意所在:马大三临死对仇人也没有丝毫恐惧,人头落地也得有气节,于是死也瞑目了。之前黑白片灰暗的色调突然变得刺眼得明亮和鲜红,好像一切都只是落地人头脑海中的闪回,现实却是明艳地刺眼的鲜血淋漓。
死也瞑目这点,作为全剧的点睛,也充分体现了姜文的自恋。他在接受访谈时强调了他想战胜中国人记忆中对日本军刀的恐惧。但结局主角怒目而死,既不能安抚左翼奋发图强的满腔热血,也破坏了右翼把民族彻底批判的自残快感,只满足了姜文幻想自己在现场的英雄气节而已。
这便是姜文在右翼语境中讲的左翼价值观的结果。
与《鬼子来了》相反,《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其实是在左翼的语境下描述右翼的情感。这和大多数影评人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阳光灿烂的日子》,右翼影评人普遍觉得对文革批判不够,过度地表达了姜文对童年各种性冲动、暴力冲动背后的青春气味的怀念。这种基于个人的军队大院式的“阳光灿烂”,反而掩盖了右翼想塑造的哀鸿遍野。
所以,《阳光灿烂》中“太阳”的一语双关(“红太阳”毛泽东在世,以及姜文童年的灿烂体会),使这部电影在一个正面评价文革历史的语境中展开。
但电影中的一切故事,其实都是针对左翼历史叙事的解构。在电影中的姜文童年时代,时代的主流语境是进步、文明、道德、奉献,以及为了革命事业的持续与各种敌对势力做坚决而残酷的斗争。
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却是权贵子弟们偷看西方情色电影,天天吹牛打屁无所事事,泡妞抢女人,下馆子斗富,找茬打架,动手极狠且成群结队,一个老大背后一片帮闲小弟,而且背后比得是父母势力。这一幕的青年和旧社会的纨绔子弟唯一的区别,在于腐败堕落的同时,脑子里幻想的却是成为革命英雄那样受人瞩目爱戴。这是联动覆灭后,文革高干子弟在上山下乡前的真实写照,却也让革命的主流宣传变得可笑而且无耻。
所以姜文本质上还是在左的语境里讲右翼的价值观,讲革命话语背后的性、暴力、自私等种种人的原始欲望,这是自由主义反乌托邦题材的经典叙事,和1984也没太多本质区别。之所以满足不了右翼,只是因为文革是右翼集中控诉和谩骂的对象,到了姜文这里仅仅作解构而已,太不通人情罢了。而左派对这部电影的盲目推崇,也仅仅是为了各应右派而已:你看,你们口中那个暗无天日的文革,怎么在姜文这里还是阳光灿烂的呢?


另一部《太阳照常升起》,同样是左翼语境下的右翼电影。
电影通篇都是劳动人民非常熟悉的场景,充满着表面上的质朴和欢快。可故事描述的却是毛主席陨落那一年,平凡人们个人的生活变故,通篇没有引入时代巨变,最多也只是姜文和崔健聊感情问题时背景广播里的声音。
电影却用“照常升起”做标题,本身就是再次讲述自由主义者的情感——对人们而言,再重大的历史进程,即便是毛泽东去世,也大不过房祖名和姜文两个角色普通人生命中的变故,根本不值得在他们生命的舞台中纤毫提及。
故事中黄秋生和周韵两个经典的配角,也表达了右翼精英在左翼社会中难以言喻的痛苦。《太阳》中的疯妈,因为年少时忠实于“爱他人”的心情而成为了军人的妻子,在丈夫的影子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不仅背井离乡,也离开她所喜爱的精英文化—— 一种对生活的一切细节洋溢着审美,渴望被欣赏被怜爱的文化—— 这是左翼语境下才有的,类似于娜拉出走那样的故事。
在丈夫去世后,疯妈爱他人的一面又指向自己百花丛中天使一般的儿子。然而当儿子长大之后,疯妈爱他人的这面便失去了依托,而精英的那一半灵魂通过一个有关鞋子的梦醒过来,重新占据了人格。这个女人也是从小就渴望被爱的,渴望被欣赏的,她小时候正是因为这种渴望才痴迷过一次红鞋子。梦醒了,也是疯妈爱人的自我死了,渴望被爱的自我醒了,但在这个人人勤勉无人在意高级审美的小山村,疯妈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得到满足。她如此优秀的诗性和美丽,只会换来无穷的孤独感。以至于她想逃离这个世界,自己建一个精致的石头房,作为灵魂的新家
姜文导演深知左翼社会对个人审美的漠视,也懂得欣赏精英女性在知识、智力、外观、气质上的美好。姜文带着强烈的审美深爱着他的妻子也是剧中的演员周韵,这样的角色如果放在毛时代会是如何呢?
于是疯妈买鞋、修房子,在高处用吴语吟诗,终于找回了属于精英的真情、优雅、美丽和自然,却在底层社会的“别人”眼中疯掉了。对这样的人而言,扭曲的是社会的理解力而不是自己。于是,死亡是疯妈唯一通向内心真诚的途径。从获得真诚的角度来说,疯妈被解放了。因为导演无比怜爱这个角色,所以让她死得都很抽象。
这部电影中,黄秋生扮演的老师之死与疯妈相得益彰。为建设祖国的理想而回国的知识精英,却在政治斗争中被埋没。一个既显老又不帅,个性沉闷的教师,却因为其文艺气质而受到了广大年轻女性“湿漉漉”的青睐。这反而承托了左翼社会对知性的客体审美是多么匮乏,本身就是右翼的经典控诉。
黄在“摸屁股”事件中遭到了不公正审查,可这种审查在他心中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的确有过摸屁股的冲动,他有很强的自我反省和道德自律。虽然事业还不如意,但生命是服从在自己的意志之下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是在自己的才能和热情不被祖国认可的前提下,维系黄秋生角色生存的精神支柱。
可他的认罪居然被醉心于派系斗争的新领导给赦免了。表面上,得利于一场政治斗争,赦免了一次诬陷。可事实上,这等于宣布对黄秋生角色重于泰山的自尊和自律,在政治斗争的大环境下也是轻于鸿毛的。一口气吸过来,一口气能吹走,而黄秋生的自由选择,在命运面前其实是自欺欺人。
与疯妈被社会价值观否定的真诚和自然一样,黄秋生角色要在不被理解的社会中兑现内心的尊严,唯有一死来反抗。他在无罪释放后,却手插口袋轻松赴死,这个反差极大的画面,无非是宣示我从过去到现在,就从来没在乎过你们的道德评判或是利益关系,用死的抗拒来证明自己选择的崇高地位。选黄秋生扮演这个角色是非常恰当的。黄秋生作为香港老派毛左派和成功的电影人,精神世界和姜文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角色都是用赞美人性的手法来表达对左翼社会价值观缺乏包容和理解力的控诉。对右翼而言,这种控诉存在最大的缺点,只是极端地追求了个人本性的实现,却没有将抗争矛头指向左翼的社会秩序。姜文价值观的分裂导致他着力没有挠到痒处,结果很多右翼也不太能看懂了。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这两部电影中,姜文是一个右翼的艺术家,在左翼的语境里表达右翼人的精神世界。
右翼的精英总喜欢哀叹“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美好”,在底层社会中遭受的忽视和践踏。他们以精英之腹度劳动人民之心,总觉得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对虚名与利益的追逐,只有审美下的冲动才是真诚的,只有自律下的道德才是高尚的。
与疯妈类似的角色也出现在《投名状》中,徐静蕾扮演的苏杭富家小姐,在乱世里唯一的依靠却是连基督教十字架都不认识的大老粗土匪。只有李连杰这样高贵出身的军人才能理解她的美好。徐静蕾角色的死亡,也同样表现出自怜自爱的精英们对社会的恐惧感,自己珍视的一切在强大的社会暴力面前不名一文,仅仅因为误解和冤枉就被轻易的抹杀。
李安在《色戒》中做得更加过分,他描写了一个家境衰落的王佳芝;因经历过富裕生活的熏陶,即便流落底层也拥有旁人不及的优雅和高贵。与疯妈的情况类似。沿着李安的叙事思维,在丧权辱国的历史背景下,两情相悦的王力宏因其底层人灵魂固有的不自由,却服从道德虚名把她的初夜也让给唯一去过妓院的“同志”,恰好只有罪孽深重的日本走狗才具备真实地欣赏和怜爱她这种美好的能力。在内心对这种被爱的渴望驱使下,王佳芝背叛了社会道德虚名,迎来了死亡。这就是李安的本意,在(右翼的)个人真情面前社会伦理也是无足轻重的。
这些精英们因其阶级属性,陷入自我关注的囚笼中,别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动的,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是被审查的,总是无法理解左翼文化中因真心关爱他人、为人奉献而形成的社会伦理。姜文就生活在精英们那个阶级所在的世界层面中,他要表达右翼的情感也相当流畅自然。
姜文之前的电影,其情感是一左一右;那《让子弹飞》到底该算左还是右呢?
窃以为《让子弹飞》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情感,都是左的,是《太阳》之后的回归。刨去《让子弹飞》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它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地方都反映了深刻的“左”的思辨,例如:
1、 辛亥革命的主导者既有革命者,也有大财主(黄四郎)。革命成功后,大财主成了新的剥削阶级,而革命者坚持志向,却成了新社会里的土匪。这简直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继续革命 的必然性的直接论据
2、普通县官都是跪着给财主要钱的,三七开,真正的统治者是财主。这涉及了当今左右翼最深刻的论战之一:人民的苦难是强权政府造成的,还是剥削阶级资本家造成的。姜文选择了后者。姜文像个左翼一般地认识到:官员们好贪腐的道德亏欠根本不是人民苦难的根本原因,官员只是傀儡,收完90年的税后滚下台走人就是。根本原因是阶级斗争;真正的统治者,剥削阶级,靠着他们豢养的假“张麻子”们,把好官都杀死在路上了
3、县官挣财主的钱,发给穷人。这又涉及了左右翼另一个核心争论,强而有力、能与剥削阶级对抗的政府是否有必要?右翼主张强力政府就是坏的,腐败是其必然;而左翼主张要靠“好”的专政来保护人民利益。姜文以县官身份恶斗黄四郎,恰是革命建国后仍要靠专政政权继续与剥削阶级斗争的逻辑。
4、叫张牧之的人不能做土匪,人们认为做土匪的就该叫张麻子,而且一定满脸麻子凶神恶煞。这又是群众观点,和精英观点的一次碰撞。中国的右翼总是认为革命者聚集的都是社会上成功不了的一帮“losers”,为颠覆社会牟取私利才会铤而走险。难道就没有一些有才干有知识的人,因为对人民苦难的感同身受而奉献一生投入革命事业?革命者只有“麻子”、不能有“牧之”?归根结底还是自私自爱与仁义的区别
5、跟“这帮人”“玩不起”的张牧之,要追求内心的自由,只能上山去做土匪张麻子。而当他真正要解放穷人的时候,发现一定得“玩得起”。拯溺者不得不濡!这是中国人从儒家到革命者,一切投身于革命实践的人必须懂得的道理
6、玩阴谋诡计,张牧之被黄四郎三番两次玩残了。好人跟恶狼斗,能靠嘴皮子吗?改良道路,议会民主有出路吗?最后还是要靠暴力革命。
7、四个土匪精英打不下土豪的碉楼,得靠鹅城大众的觉醒和斗争,枪杆子里才出政权!
8、先锋队要做的,把碉楼的铁门打得千疮百孔。子弹打穿的问号在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答案是可以的,剥削阶级的暴行早就已经教育好人民了,只要把武器发给群众,再给人民一个胜利的榜样,人民就能够团结起来踏破千疮百孔的铁门,势如破竹地攻占碉楼。
作为一个左翼青年,叹息一声姜文的英雄主义情结还是太重了,带穷人分了一个五代土豪的家产,就急着与敌人惺惺相惜,与兄弟们各奔前程。这是英雄需要的功成身退式的圆满,却不是革命者需要的死而后已式的圆满。胜利不是永恒的,斗争才是永恒的。打土豪分田地,离真正的胜利还远得很,远得很。
但作为观众,无法丝毫苛责?没有姜文这部爷们到极致,却也血腥、暴力、粗口、自虐、搞基、三P、露点的R级电影,三十年来就根本没有一部符合左翼价值观的受欢迎商业大片了。《让子弹飞》还是把许许多多观众心中深埋已久的斗争情绪,重新以英雄主义的途径给诱导了出来。这是几千篇理论文章也达不到的宣传效果。作为左翼青年,对他还是应该感激的。无论看到右派们在赞美《让子弹飞》还是大骂纳粹,都是一件乐事。
这三部电影的分析,体现了一个擅长拍政治隐喻电影,价值观分裂,才华横溢又过于自恋的姜文导演。那么问题来了:
在《一步之遥》上映的前一天,应该如何预测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呢?
——如果按本文中姜文左一次右一次的惯性,那这部商业电影的价值观应该是极右的,叙事语境也是右的。只是故事背景是在民国,预告片又透露了悲剧气质,右的语境下的时代崩坏,总会引发左翼对时代的控诉。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补完姜文存在的左的一面。今天还不知道这个预测是否正确,明天应该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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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里老有朋友说缺了一步之遥的影评, 我一步之遥的影评在这里:
如何评价电影《一步之遥》?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一步之遥的叙事方式, 但不喜欢姜文他们这次对观众的态度. 一方面号称票房要20亿, 一方面却接受不了普通观众欣赏能力不行, 所以遗憾中给了差评.


姜文新作 马上要上映了. 按我之前做的这种一左一右的规律性预测 ( 对一步之遥也预测成功了 ), 有强烈预感这部新作是左翼精神为主的. 因此作为左派的本人,  非常期待这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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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影评:
如何评价姜文电影《邪不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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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小回应  16级独孤 | 2021-1-11 18:07:10
姜文早年有几个流传甚广的段子:
他在中戏上学时,男生特闹腾,时常扰民,南锣鼓巷居民就上街道提意见。
这事儿让姜文和同学知道了,化装成干部,去居民家敲门家访,让人家写成材料签字,还倍儿严肃:相不相信组织?相信就别闹了,等我们落实这个事儿。
姜文17岁上的大学,这事儿就算是大四,也才21,没给认出来足见他长得多着急。
另一个段子是吕丽萍说的——
我二十几岁在中戏读书的时候,就和姜文一块搭档,我演老太太,他演老头子。为了揣摩角色,我和姜文经常在学校门口观察老头老太的肢体动作。有一次,我俩正在马路上模仿着,骑着自行车过来的老师没认出来,只听他使劲按着自行车的车铃喊:嘿,大爷大妈,靠边点。
姜文小时候究竟长得多着急,其实还有个听起来更悬的佐证:姜武说小时候姜文还替他开过家长会。
对颜值而言,岁月最厚待姜文这路男人,20岁被人起绰号叫“马猴”,50岁就胜出了。
还有谁能跟姜文似的,30年不变样。

1963年1月,姜文出生在唐山的姥姥家,童年便是在唐山度过的。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他姥爷稀里糊涂突击入了党,建国后就给打成了反动派。
有回解放军在唐山拉练,村里各家都住了人,就他姥姥家没有,姜文跑到隔壁跟人说:我爸也当兵的,跟你们一样,那什么,你们上我家去吧。
然后他能记得的,就是有人“哐”一转身,拿大头鞋“咣”踩他脚上,完了让他滚,“说你们家是什么四类分子”。
姜文在媒体圈出了名地难采访,坊间有个段子:不是给你打断,就是一堆反问,跟给你上课似的,还是以体育老师的态度给你上文化课。
03年他跟赵薇的那部张元的电影《绿茶》,《周末生活》一女记者刚开口“杜可风是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姜文立马打断并教育她:根本没有谁是谁的什么这个说法,没有杜可风的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有你说的那个人。杜可风是出色的摄影师,也是出色的艺术家,你这样问很可笑,也很弱智。
直接给人女记者给说哭了。
《凤凰娱乐》有回采访他:您能严肃地回答我一个问题么,这样的专访我没法交代。姜文又怼一句:没法交流你赖我?
就这么个意思吧,反正姜文就挺不拿采访这个看起来正经严肃的假正经玩意儿当事
说回他自己讲的那个童年故事,被撵走完了,姜文跑回家问五姨四类分子怎么回事。他五姨回了句:四类分子,这边两颗泪,这边两颗泪,加起来四颗泪,四类(四泪)。
姜文说:我那时侯,我也没明白,但是,我没见过他们难过过

姜文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就《让子弹飞》里搓麻的那个老头儿。
军人嘛,营区在哪家在哪,姜文从姥姥家到父母身边后,辗转过贵州、湖南。02年陆川的那部电影处女作《寻枪》里,姜文饰演的马山就操着一口贵州话。
其实说起《寻枪》,据说这片的导演工作,姜文越俎代庖了,不可考;更据说志大才疏爱哭鼻子的陆老师在片场还被姜文给训哭了,也不可考。
总之吧,姜文家一直到1973年,才在北京正式安顿下来,住5号大院,全称总政内务部街5号大院。
49年,总后勤部刚成立,办公地点就在这院子,52年移交总政治部管理使用。作为总政宣传部、文化部家属院,这里曾经住过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军旅作家王愿坚(《七根火柴》)、战地记者宫洁民(《奇袭白虎团》)等。
别看院里大人都是军中才子,但他们的儿子辈,这帮“红旗下的蛋”,没个省油的灯。
宫洁民的二儿子宫五一回忆:
1964年国庆,管理科长想把国旗挂上院内制高点,40多米高的烟囱,他不敢爬,结果14岁的宫五零(宫五一他哥)和谈晨星直接上了,还即兴在40厘米宽的烟囱顶走平衡木,“出尽了风头”。
这事儿是5号大院的传奇,哪怕姜文9年后搬来,还是能听大孩子们一辈辈往下传的故事。
这段被他直接搬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到北京后,姜文转学到了北京72中。72中现在早没了,84年被并到市二中。
初一嘛,班里人都12岁,就姜文,才10岁,英达觉得姜文挺牛的,小两岁还能跟上学业没掉队,挺牛。
对,英达是他同学,住一墙之隔的内务部街1号大院,他俩后来都考上了72中快班。
《阳光灿烂的日子》半截是5号大院,半截是72中。刘忆苦和米兰的关系正就是72中故事的写照。
那年头,爱情少,暴力多,暗恋女生不像现在的人那样文明,给女孩塞纸条什么的。对暗恋的女生,骂她,用小石头扔她,拿笤帚砸她,向她吐唾沫,臭小子们以这样的形式向她表示亲近。
别说70年代了,90年代北方小男生也都这熊样,啥话藏着不说,还觉得自己倍儿大人。
那会儿流行玩一种叫“拍婆子”的游戏,就男的藏在街拐角,截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其实你要说这玩儿多刺激,也没有,就算截住也不能对人家做些什么过分的事,反正就特爷们儿。
假若那女生肯搭理,这个男生就认定这个女孩是他的女朋友,如果再有其他男生去接近她的话,男生就必须跟他一拼高低,弄不好还要拍板儿砖,义不容辞。
但英达说,中学时姜文没有暗恋过女生,他比我们小,还没发育起来,环顾左右,都是他大姐姐辈的。
这话挺有意思的,你想想姜文电影里的女演员都是谁:
《阳光灿烂的日子》宁静;《鬼子来了》,姜宏波;《太阳照常升起》,陈冲;《让子弹飞》,刘嘉玲;今年夏天要上的《邪不压正》,许晴。
丰满、成熟这俩词都太轻,应该更直接:像是熟透的稻穗都他妈垂到地面了,充满了原始的女性生殖崇拜。
她们天然地带有一种野性的诱惑力,又被镜头赋予保持距离的神秘感,只能崇拜。
《一步之遥》编剧廖一梅有句话说得在理:姜文以前电影里的女性形象,像王尔德说的,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了解的。




72中有部电话机,看电话大爷经常不在,这帮人就胡打一通,英达说姜文一高兴就给北影厂打。
他俩非常喜欢安震江,除了《平原游击队》的杨老宗,《沙家店粮站》的尚怀宗,安老还演过一些特别有趣的坏蛋,《侦察兵》的结巴,《风火少年》的鬼子头,俩人一合计,就给安震江打吧,还真给人接通了。
打通完了就扯淡:您是安震江老师吗?接着把安老台词全给背一遍。
老头儿开始还挺客气:哎,别闹,您哪位啊?姜文又把台词顺一遍,那边老头儿都急了,撂电话就骂了句:XXX是中国人不是?
那会儿姜文还爱学赵丹,现在人可能不太记得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的赵老师,这么说吧,现在当红的小鲜肉捆一块都没赵老师当年红——赵老师每年都跟周总理见几面,总理直接叫他“阿丹”。
有一回姜文给北影厂打电话,找马精武,开口就是:是马精武吗,小马? 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我姓赵啊。
那头立马回了句:诶!这不是赵丹老师吗,您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呢?
俩人聊了十分钟。
皮归皮,这俩人好歹是72中快班的学生,但是1979年,姜文没考上大学,好朋友英达建议他复习考中戏,还动用自家老爷子的朋友帮姜文辅导表演课,考试那天都是英达蹬着自行车驮他去的南锣鼓巷。
姜文朗诵了契诃夫的《变色龙》,老师没见过敢用契诃夫小说的考生,觉得这人有点文化修养。更重要的是,用当时的考官、也是日后姜文太太周韵的恩师,张仁里教授的话来说:平淡且自然,透着一种淡淡的讥讽和嘲弄人的幽默感。
噢对了,英达,他前一年考上的是北大。

离开了5号大院和72中,姜文在中戏没留下影视剧作品,反倒是刚毕业又留下个段子。
1984年11月,筹备三年的电视剧《末代皇帝》开拍,导演周寰和张建民前后脚找了姜文和陈道明,这事儿姜文不知道,后来用了陈道明他也不知道,就这么在家干等着。
有天同学问他:你最近干嘛呢?他还回人家:我等着拍《末代皇帝》呐。同学乐了:你?人都开机了。
他还不信,跑去问,结果人说:要找一个讨观众喜欢的人,你这样的不太讨人喜欢。
事黄了,但他跟“溥仪”的缘分没黄,转头又演了回溥仪——《末代皇后》。
当时姜文头一回拍电影,他也不懂,还惹毛一个东北化妆师,化妆时又给人上课:这得怎么怎么样,那得怎么怎么样。
结果化妆师训了他一句歇后语,让他乐到后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你哪儿这么多主意,油梭子发白——缺炼呐你?
就拿肥肉炼油,肥肉还发白,还得继续炼。炼同练,北方话,干仗的意思。
这么多人,就谢飞能受得了姜文,也可能是嘲讽。
拍《本命年》的时候,他看女孩唱歌那场,非得让谢飞找根柱子拍他靠着抽烟,还不能直接拍,镜头得从后头绕着上来。
谢飞回了句:你可真够挑的,老这么提意见,将来自己导戏得了。
《末代皇后》87年才上映,那会儿姜文已经红了——
谢晋在筹拍《芙蓉镇》,早都定了刘晓庆演胡玉音,男主秦书田的人选悬而未决,谢导看了姜文定妆造型后直接拍板,就他。
秦书田被打成右派被判十年,跟怀孕的胡玉音说: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芙蓉镇》再火,也是国内火,让姜文火到海外的,是88年柏林摘了金熊的《红高粱》。
那时候国师还不是国师,刚从咸阳棉纺八厂跳到这行儿10年,《红高粱》是处女作。
片场两人从头吵到脚。路边小报有说是因为桃色新闻,大概率是扯淡,毕竟两人后来还合作过《有话好好说》。更可信的是因为角色塑造问题,两个创造力和控制欲强盛的人撞一块去,不吵才怪,除非国师是陆老师。
多年后,张艺谋影影绰绰地说了句:他就是个要当司令官的人,不会当底下的兵。他的心很高,也有这个能力,他希望超过任何人。我的看法是,他嘴上不说,心里可能觉得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陆川,都不算什么。
说归说,但国师还是承认姜文的才华的,2001年2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放映厅两人还热聊了一场,李雪健和张伟平也在场。(额外说一句,张伟平跟国师拍完《金陵十三钗》掰了,国师没说话,张伟平很委屈:他欠我一个说法。国师的老婆陈婷更委屈:16年的老兄弟,背后做的事刀刀见血。)
国师说起自己在筹拍的《英雄》,这本子他肯定是得意的,否则也不会提前给剧本申请了专利,但这么在意的本子,就这么说给姜文听了。
姜文听完立马给国师出主意:要加个秦始皇能杀而不杀剑客的桥段。
本来秦始皇这角色也没陈道明什么事,张伟平当场就怂恿姜文接。事情怎么黄了的不了了之,不解之谜,但比这更不解之谜的,堪称中国影坛最不解之谜的,是姜文跟国师后来掰了。
07年,姜文带着那部他号称“看不懂是件可耻的事儿,看不懂就再看一遍的”《太阳照常升起》去威尼斯电影节,当值主席正好是张艺谋,去意大利之前就办了高调的壮行会,还放了话:谋事在我,成事在谋。
摔了。
那年斩获金狮的是李安,《色,戒》。
记者问姜文张艺谋怎么评价《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拍着脑袋:我不知道啊,我们没有见过面,我都不知道他电话。

就是那年威尼斯,姜文对着中外记者介绍了周韵:这是我太太。
姜文最早被街边热议,并热议到现在的恋情,是跟大他8岁的刘晓庆,打《芙蓉镇》开始,导演谢晋被追问得急了:俩人确实是相好了,还同居过三年。
刘晓庆后来跟杨澜说过:在当时情况下,很难不和姜文产生感情。两人和平分手后,关系并不差,谁都知道当年刘晓庆入狱422天,就是在姜文帮助下才保释出狱的,据刘晓庆说,现在他们还经常通电话。
宁静在节目上也说过:他喜欢过我的,就是喜欢过。我为什么不(喜欢他)?他那么优秀,我当然喜欢!
姜文跟宁静的事只宁静跟开耿直玩笑似的说过,当一玩笑看着乐就行了。
再后来是法国人桑德琳,戛纳那年,桑德琳是姜文的翻译,05年,两人离婚,为女儿姜一郎的事吵得满城风雨。
这种烂糟八卦不说也罢,说个好玩的——
有年春天,冯小刚、刘震云、王朔、姜文四个约好请女儿们吃饭,酒后冯小刚问: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说: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冯小刚说:这评价太高了。
跳出来看,这几个人的女儿都挺能降得住爹的,王朔不仅给女儿写了书,嫁女时还没去现场,托冯小刚证婚、刘震云当娘家人,另一个娘家人陈丹青说了句:他没勇气站在这。
王朔怵自己会哭崩。
有段话姜文没说过,王朔写的,关于他女儿王咪6岁时他离婚的事:我没脸说我的感受,我还是走了。从那天起我就没勇气再说爱你,连对不起也张不开口,作为人,我被自己彻底否定了。从你望着我的那眼起,我决定既剥夺自己笑的权利,也剥夺自己哭的权利。
换姜文,就只敢说:我女儿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扯远了,拉回姜文周韵,据说两人还没好的时候,姜文喝多了会误把周韵认成姜一郎,小报还说得头头是道,说得姜文跟恋女不伦狂似的。文章挤眉弄眼夹枪带棒,看着恶心。
拉倒,你要信这个还不如信我刚才说的——
想下姜文电影里的女性角色都什么样,再想想刘晓庆、宁静、桑德琳的身形,再看看周韵。
对了,刚看梅雪风老师写姜文:他作品中革命美学与个人伤感的美丽结合,这种最高级的革命叙事,或多或少有点SM美学的味道。
这话我信,侯孝贤讲:周韵别看她外表那样,脾气蛮火爆,有时连姜文都拗不过。

写了半天,才发现我压根就没有评价姜文,也没评价他作品,更没评价他是怎样的导演。其实我也不太想评价(假设够格的话)。
说来说去,都是别人嘴里的姜文,既然这样,干脆就不评价了,最后再甩冯小刚一个段子吧: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新电影》(北影厂旗下杂志)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我说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
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这张照片,就差老谋子了




原文发自微信公众号:猫叫三斤(niu_3_jin)
一个关于猫与电影,其实很少关于猫的个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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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小回应  16级独孤 | 2021-1-11 18:07:09
「姜文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要极致,所以翻来覆去地去试、辩别,就像在商场买东西的主妇,挑挑拣拣。」这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编剧之一过士行对姜文的评价。
他人口中的「戏霸」,倍受争议的电影才能,在被不断误读中嚣张前行,姜文始终抱持「邪不压正」的信念,站在风口浪尖,与众生较劲。
今年二月的时候,高晓松在微博上讲,看完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激动万分,于是致电作者,想买下电影改编版权,孰料对方答曰——迟了一步,已让别人买走。他沮丧片刻,即刻释然,觉得如此这书可称得上找到「完美归宿」,因为买下《侠隐》的人,是姜文。
后来,就有了电影《邪不压正》,一部倾注了导演对老北平全部执念及牵绊的映画,也是继《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后,姜文再一次拿捏民国题材,彰显他的文武有道。
[h2]一、部队大院出来的「胡同串子」[/h2]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北京的部队大院里诞生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是军人的后代,见过的世面多,兴趣范围广,于是走在了时代前沿,成为日后文化圈的一批中坚份子。这其中包括王朔,还有姜文。

作为抗美援朝英雄的儿子,姜文确实因出生占了许多的便宜,定居北京,入住内务部街之前,他就已经随着家人走南闯北,辗转各地生活,积累了比普通人家孩子更多的社会经验。因是家中三个孩子的老大,他够坚强,也够凶悍。当年他还叫姜小军,弟弟姜武叫姜小兵,可能是老天爷给姜家两老开了个玩笑,兄弟俩的性格与其名字正好倒了个个儿。姜武打小斯文老实,常受胡同孩子的欺负,每每吃了亏,总是姜文跳出来为其出头,在「打架界」也算一把好手。
严格来讲,姜文挺让人头疼,成日里不是爬枣树就是攀烟囱,喜欢以搅得鸡犬不宁的方式彰显存在感。可偏偏就是这样年幼的「胡同串子」,结交的都是后来特别有出息的「大人物」,比方讲他十岁那年认识的英达。八十年代初,年方十七的「熊孩子」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随后在话剧舞台上摸爬滚打了一年多,这才接了他生平头一个电影角色,处女作演的就是皇帝——溥仪。可能正是这种好运,勾出了他的王者霸气。
时至今日,我们再回头去看他的导演作品,不难发现童年回忆始终是充实着他艺术创作的骨血,最典型的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把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拿来拍电影,对姜文来讲再合适不过,这里头部队大院里少年们的生活,他熟;泡妞、爬烟囱、给邻里捣蛋的细节,他也熟;青春期荷尔蒙激生阶段,对于这个世界的疑惑,他更熟。因为熟,所以拍得地道,小说里所有的精髓,都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甚至还让女主角宁静奉献了裸戏。
事实上,姜文很早以前就已经为跨界当导演做好了万全准备,当年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曾经问他:「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个优秀?」他回答:「现在没有,以后会有。我。」
这份专属于武将的莽撞傲气,令他的「坏」都坏得劲道十足。想当初,姜文演完《红高梁》的时候,到洪晃家看望大病初愈的章含之,劈头就跟她戏言:「章阿姨,您当我女朋友吧,您真是女的里头最漂亮的。」把章含之逗得乐开了花。
敢跟章含之当面「表白」的男人,绝对无所畏惧,在 1987 年拍《芙蓉镇》的时候,23 岁的他就敢跟年过三十的刘晓庆交往,这段「绯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大伙儿终于意识到,这位新人演员注定不会走寻常路。
姜文自己也说过,他对「传统」没那么看重,老底子保留下来的规矩作派,多半都是落伍的,不得人心的,传统里的优质元素少之又少。于是他抛开束缚,让理想放飞,这才有了后来一系列打着「姜」字招牌的代表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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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小回应  16级独孤 | 2021-1-11 18:07:08
如果《甲骨文》在内地出版了,我就把这个答案删了。
答案来源于Peter Hessler(彼得·海斯勒)一本书《甲骨文》里面的一个篇章《姜文和混沌的西部》,我作了一点改写,不是很严肃的艺术评价,讲个故事。

2001年11月,彼得·海斯勒前往新疆鄯善县采访姜文,姜文当时正在拍摄《天地英雄》,这次角色是演员,距离《鬼子来了》在戛纳首映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时间也是张艺谋在拍摄《英雄》的时间。该年3月25日,在洛杉矶神殿礼堂举办的第7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卧虎藏龙》获得十项提名,最后斩获最佳外语片、最佳美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和《卧虎藏龙》一样,《天地英雄》同样是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制作的。
一年半以前,姜文凭借《鬼子来了》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评审团大奖,随后该片被禁,来自官方的态度是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天地英雄》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Party构成威胁。这也是彼得来采访姜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外媒对被禁的事物总是有着正常的新闻嗅觉。
彼得去采访姜文的时候,恰好姜文的法国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带着他们的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据彼得的描述,桑德琳美貌惊为天人。在片场,彼得和桑德琳用中文作了一些交谈,彼得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日后彼得回忆起那天聊天的场景,在日记中写道: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

从彼得的文章中,我们得知,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
彼得认为姜文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

姜文的电影之路,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映照。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浦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经常,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
彼得认为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1970年代,姜文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彼得。“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被禁了,不过没有任何媒体发布过来自官方的消息。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电影被禁以后,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他说,审查制度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姜文总是树敌不少: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还有几分固执。
有一段时间,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后来,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突破了限制,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陆川的《寻枪》)。最后,他和这部中国西部的电影签了约。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很明显,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这是他必须做的。新疆是他“放逐”归来的第一步。

彼得文章中的重头戏开始了:
————————————
在新疆,又度过了漫长的拍电影的一天,某天夜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和他碰面。我问姜文,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鬼子来了》的历史观。小心翼翼地,他往后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然后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还有耐克的运动鞋;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姜文,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
——————————
彼得·海斯勒写的这篇报道,让我对姜文的看法完全变了,远不是几个词语可以描绘的。
2014年4月22日
2#
热心的小回应  16级独孤 | 2021-1-11 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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