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前段时间的标题“地主阶级是怎样妨碍把人变成生产力的因素呢？”中“人变成生产力”不规范不正确。

好些答案我简直无力吐槽，连基本定义都没弄清楚就强答。

地主阶级指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下，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的土地所有权，主要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
而许多人在回答时候，压根没有注意这个前提，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把租佃资本家榨取农业雇佣工人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情况归为地主阶级行为了。

定义的空间都错了，怎么能答题？

不是拥有私人土地都叫地主阶级。地主阶级这个词首先就明确了是在封建社会情况下的一个阶层，他不仅拥有土地，而且和佃农是封建依附和地租剥削关系。明白这个定义，就知道为什么地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在地主阶级是封建制度的领导阶层，也是天然维护者，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技已经提高到一定水平，商品经济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情况下，封建制度却依然将广大人口和资本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导致工商业无法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发展受阻。

所以说，地主阶级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处理，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通过改良，让封建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场主或租佃资本家，从而和平消灭地主阶级让其转化为资产阶级一部分，比如德国；有的通过革命行动暴力消灭地主阶级，这些主要是相对后发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的国家，比如中国；更多是二者兼而有之，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部分地主阶级主动改变为土地资本家，一部分则被消灭，比如法国。不管以上那种，都相对过去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还有不少国家始终没有完全消灭地主阶级，所以至今还保留有不少封建社会特点，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印度。

社会绝大多数人没有资金、没有能力、没有动机去改善生产条件，进而无法提高生产力。占据最多财富的统治阶级不愿意提高生产效率。


一张图足以说明问题。


印度、尼泊尔都是典型的地主阶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例子，是研究地主阶级的活标本。


我的理想是去尼泊尔当剥削阶级地主，找个地主婆过日子，整天就知道收缴租子。


你别说，还真能办到的，原因有三：


我会种地，会管理种地；

我能搞到尼泊尔的土地；

作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尼泊尔人不排斥给外国地主当佃农长工。



并不是没有人这么干过，在尼泊尔当地主的我也远远不是头一个，现在就有不少中国人在尼泊尔当封建地主。就在十来年前这个国家还有如假包换的国王呢，可不是英国日本那种名义上的君主，是真的要管事儿的国王。国王是名正言顺的全国地主阶级总代理人，也是最大的地主。后来尼泊尔人民一看我靠这都21世纪了，咱们咋还这么落后？反了吧！


扛着毛主义伟大旗帜一把就把国王打倒了。


有用吗？并没有什么卵用。生产关系没有变，地主总头子倒了，地主阶级还在。革命力量根本不足以改变社会结构，地主该收租收租，佃农该种地种地。工业也毫无起色，还是基本等于零。


没有钱了，肯定要做啊，不做没有钱用 。
革命这方面，革命是不可能彻底的 ，这辈子不可能彻底的 。
大革命又不会做 ，就是选举这种东西，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
进不发达国家感觉像回家一样 ，在里面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   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里面的！
——窃.格瓦拉

我就不掺和意识形态混战了。说点看起来无关的东西。因为有些回答也算是让人笑掉大牙的。

从纯经济学领域来说地主阶级当然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小农经济反而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为农业也是一个很有规模效应的领域。当然这里涉及到很多争论比较大的细节，比如说经常会被提起的委托-代理问题：农业生产难以进行精细监督，导致信息不对称，于是激励机制比较难涉及。不过这种也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说林毅夫提出的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因为没有退出权导致囚徒困境，再比如说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大农场经营者完全可以通过授予工作者额外收益来鼓励高效率。委托-代理理论很多模型都是可以做这个应用的基础。

所以本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理解“地主阶级”。由上所述我们明白地主阶级肯定不能简单理解为大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促进农业效率的。那地主阶级就一定得加上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地主阶级实际上是采用种种基于传统、封建、习惯、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权，强迫农民为其耕种的那种人。这包括但不限于法国大革命前的佃农、中东欧的农奴以及沙皇俄国的农奴。在这种语境下，地主阶级靠的其实不仅是对土地的垄断，而是依靠对权力的垄断来获取利益。这是第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地主阶级首先是阻碍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哪怕在长期资源配置也不是最优的。（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黄宗智的“内卷化”就有意义了。我们都知道边际收益递减，但是要素被限定在土地上以后per head的边际劳动力要素是亏的。然而没有用，因为地主阶级依靠垄断性权力阻遏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所以哪怕劳动力要素配置到其他部门有超高额回报也做不到……所以你乎对内卷化的理解十个有九个都是错的。）

另一个就是生产模式和生产观念的问题。我忘了我是不是几年前在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里看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土地在很长时间里不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是首先作为权力来源被理解的。我觉着这句话至少在前近代的很多欧洲国家是适用的，我们这里不去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士绅-地主的关系因为这方面我太门外汉太容易闹笑话。这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长期以来的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根本就不是现代经济学所理解的那种经济模型。需求端可能还好说但是生产端可能完全不一样，要素配置、收益最大化这些根本上是要求经济理性的。如果我们拆开看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模型，我们会发现消费端比较好理解，一个依赖行为主义的主观偏好效用基础上进行偏好选择，这里面对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很好解释，有存在性、完备性、传递性就有理性偏好。而对主观偏好进行最大化很容易（哪怕我不要钱而选择宗教可以理解为宗教信仰本身是一种商品有效用价值，主观效用的定义本来就很行为主义）但是生产端是不能这样的，生产端涉及到通过要素配置等方式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的过程，这需要经济理性。地主阶级如果没有这种进行成本-收益核算和要素配置的经济理性，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假设就很难成立，这样一来资源配置就很可能是扭曲的，因为对贵族来说土地首先象征权力其次才是财富。生产的目的首先是自足其次才是交换。于是专业化和分工也难以形成……因此我读很多研究19世纪各国经济的political economy的paper都强调农业部门的粘性，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的要素流动性极差，而这正是我上面说的问题所体现出来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整个过程中流动资金是相对比较紧张的，所以这也为其较低的要素流动性提供了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金融系统的不发达。当金融系统足够发达的时候要素流动性其实理论上是能够被拉平的（这一点如果看不懂的话你当然会认为金融从业者是食利阶层所以不创造价值没有意义。这样理解的那种金融从业者一定是寻租所以产生了负外部性），但金融不够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分要素就是先天流动性更差。

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情况和历史背景分析起来就没完没了了。我这大概说了几个思路和框架。当然我猜这个回答怕是最多50赞，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社区下面全都是连观点都没有只能称得上意见的回答的原因。

关于 @琬如温玉 的回答琬如温玉：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中的内容：

我们曾经打倒了地主，打倒了资本家，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结果又怎么样，整个社会还有9亿穷人，天天吃咸菜，一年吃一顿肉都是奢望。
最后允许一部分先富，允许一部分人当企业家剥削另一部分人，结果反而整个社会穷人变少了，很多人都因为天天吃肉吃太多了，想吃咸菜了。

一方面，对于老生常谈的“第九个包子吃饱前八个包子是否还需要吃”问题，说太多都是废话。
另一方面，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大量穷人，以及原本依靠劳动致富的人重新因新三座大山而返贫的现状也容不得选择性无视。

允许一部分人当资本家投资单车，结果以前大学生天天丢自行车，现在满地自行车都没人要。百车大战的很多投资共享单车的小投资人都亏了。（资本是逐利的，但不能只看资本吃肉没看亏损不是？）

共享单车的过热与亏损，难道不就是自由市场之下的资源错配？这么多的产能与劳动最后生产了大量骑也没人骑、扔也扔不掉的废弃单车，如果用在更正确的领域的话，难道不是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没错，资本只会考虑逐利，而不会考虑自己的投资为社会带来的是怎样的效应。铺张浪费能够获利，资本就鼓吹消费主义；垄断市场能够获利，资本就全力进行倾销；制造稀缺能够获利，资本就囤积居奇。因此纵容资本按照其固有的逻辑行事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只会是野蛮生长与一地鸡毛。

当然，也出现了不工作靠房租为生的众多寄生虫吸血鬼。可是，当香港董建华要建立公租房的时候，反对游行的几十万人，全是李嘉诚花钱请过来的吗？还不是一群自己上车了，就不想房价跌的在闹。
给你们民主了，你们还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20年后自己的孩子买不起房又游行了。民主就是给了傻逼投票权，这句话真没错，活该！

民主当然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而形成整个社会商讨“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信息透明前提。这个社会从来都不是鲜明对立的两个阵营，而是错综复杂的无数个阶层与利益集团。
如果单方面放任自诩“精英”的特定既得利益集团无差别乱搞，那么不说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被保障，首先大多数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再生产”就会很快被剥削到无以为继，在历史上这件事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发生。我不认为从历史上来说就顾头不顾腚的既得利益集团有什么为社会“长远”发展考虑的动机，尤其是这个利益集团内部还存在激烈零和博弈的情况下。

如果所有人都种地，这个社会注定没有出路，因为科技很明显必须脱产做研究。尤其是高科技。
无论哪个时代，那个国家，都必须压迫剥削一群人，让他们去养活另一群人。因为这一群人里面有一个搞出来了，人类科技就进了一大步。整个人类都受益。
但是你必须接受同时养活一群吃干饭不干活的。毕竟你又不是神，不知道最终谁会成功。

现代的科研是一种劳动，是一种在现代社会分工之下的全职工作。科学家是劳动者，不是游堕阶级。
在知识被游堕封建主阶级高度垄断的黑暗时期，一方面，彼时的生产方式确实决定了当时所有的产业门类都必须依附于农业与土地的产出，因而大部分的劳动产出都必须用来供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彼时科学与哲学尚未分流，科学对于生产力的影响也尚未为人们所知，加之知识本身的稀缺，因而“科学研究”尚可如狩猎一般作为游堕阶级的一种业余消遣。
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包括农业与制造业在内的产业门类都已经被纳入了社会化大分工之中，不同的产业门类均等地相互依存，每一个参与其中劳动者都是全职。且现代的科研高度依赖具有高度专业知识与系统科研能力培养的科研人员、高价且专用的仪器设备、庞大的团队协作、以及精细的研究计划，远非“脱产”的游堕阶级的单打独斗与消遣心态可为。
科研存在失败风险无误，但这种风险也是由科研项目的投资者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例如缜密的资质审核、项目论证、预研环节、以及竞标机制与备用方案等）所控制的。缺乏合理制度设计的科研投资，也一定会沦为学阀与学术骗子劣币驱逐良币的名利场，真正有能力且有志于创造价值的科研人反而无力生存其中。
况且，把上述的食利蛀虫与和其他劳动者一样996的科研民工相提并论，实属其心可诛。根据原答案中的描述，华为那些被过劳死的员工，所从事的工作是不是“科研”呢？他们的工作性质又算不算“脱产”呢？现代的食利集团，除了残酷的剥削之外到底还给社会输出了什么呢？

压迫谁和养活谁的决定权给谁？都会被骂。
给地主，你会骂他只顾自己骄奢淫逸。
给资本家，你会骂他只顾自己转移资产。
给党，你会骂他国进民退扰乱自由竞争。
所以，别扯了，打倒地主，资本家，都没用。
一代人只能解决一代人的事。

“压迫谁养活谁”的矛盾客观存在，但是正确的做法当然是应该把“养活”的资本更多地交给能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劳动者，由他们的再生产来扩大拉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游堕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本身，正是其为了维护自身“依附于旧的社会组织方式”之下的既得利益，而不断压制与摧毁新生的生产力的本质。换句话说，“有舒服钱不赚谁愿意去赚辛苦钱”的逻辑。
具体到地主阶级，就是他们在坐拥土地带来的垄断收益的情况下，既没有动力自己去投资更先进的生产力（即使有，基于封建的组织与剥削方式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生产力），也不愿意别人投资这样的先进生产力进而威胁自己的垄断地位。
事实上，整个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正是一代代先进阶层不断打破旧的游堕阶层，然后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之下创造价值的结果。
游堕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下都会出现没错，但这不意味着游堕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对整个社会的拖累就应当长期被容忍。

只要明白一点，地主阶级不是搞农业的，而是搞金融业的，就很容易理解了。他们的日常工作只有两个：收租、放高利贷。农业生产效率？关他们屁事。
先说收租。收地租的人是不关心农业技术的发展的，这就像你的房东只在意你交不交房租，并不在意你店铺的经营管理模式科学不科学。不同的是，房租太高了，大不了大家都不做买卖了，他的商铺就租不出去了。但是地租再高，你有种不种地不吃饭？你租也得租，不租也得租，租完收成不好，你也不敢少给地主一粒粮。丰收了粮价贱，对地主有什么好处？缺粮才好呢，收完租高价卖，可以大赚一笔。农民交完租连自己的口粮都不剩了？那刚好可以问地主借高利贷啊。
地主自由翱翔式放高利贷这件事情，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考虑过管一管的。比较著名的就是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说白了就是国家直接向农民低息放贷，看你地主还敢不敢放高息。那么这个国家低息是多少呢？每6个月20%！（因为粮食一年两季收获，所以按半年算钱）有没有很恐怖的感觉？然而跟地主比起来，这已经是真真的低息了，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吧。可惜的是，当时的各级官员，不是地主的亲戚，就是地主“投资”出来的，纷纷利用青苗法花式圈钱，甚至干脆“外包”给地主。一波神操作下来，不仅贷款利率大涨，还强制贷款，强制担保，你借不借都得借，还不起担保人给你还，青苗法瞬间崩溃。如果王安石能看到今天，一定会高呼，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农业很行！农村合作好有信用！请赐给大宋一家有行动力的国有银行！然而王安石并没有农行，所以地主们就继续放飞自我了。驴打滚，利滚利，没钱可以拿喜儿抵债～
再说说地主阻碍工业发展。能炒房谁去开工厂，对吧，能躺着赚钱谁要站着。当然，我们从历史马后炮的角度可以看到，工业转型成功的地主，很可能过上比从前还土豪的生活。但是，对于地主自己来说，转型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失败率，意味着可能什么都没剩下，而且这个失败率还非常高。而且工业会抢夺农业资源，会使农民不必被束缚在土地上，会催生更高级的金融模式断他们的财路。所以，最保靠的方式，就是消灭一切工商业萌芽，让自己的国家永远做农业国。只要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土地私有制国家，地主就是不可战胜的。具体情况请参考印度。

当然，这不是地主阶级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到了今天，就算再回到土地完全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制度上去，我国的地主也过不上从前那么逍遥自在的生活了。高利贷不敢明目张胆的放了，和工业竞争是必须的，农民不想做农民了还可以做农民工，所以地租也不敢太夸张，法律管的宽了，喜儿抵债也是不可能的了，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可能当了半天地主，最后发现还不如开工厂赚钱，并在心里羡慕嫉妒恨一下包租婆们。
更何况现在都农场化了，跟工业生产一个模式，地主给农业工人发工资，自负盈亏。这样一来，地主就必须关心市场、关心农业技术的改革了，也就不那么反动了。
他们仍旧是土地的拥有者，仍旧被称之为地主，但是离开了农业立国的大环境，他们再也无法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地主阶级了。

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公有私有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这其实是一个综合制度的建构问题，不是片面的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就能决定的。土地是国有、私有、还是集体所有；分配是按股、按劳还是按需；管理方式是领袖型、民主型还是干脆外包；经营模式是什么，配套制度是什么，最后都会影响生产力。
用分配方式举个例子。按需分配死路一条这事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管土地的所有权是谁的，发粮票这种分配模式只会让劳动者丧失生产积极性。就算土地是完全私有自由买卖的，现在国家公布一条法律：“无论你水稻亩产是多少，400公斤以上全部上缴国家，用来给国民发福利”，那么，我们的生产力基本上就停在400了。

所以，我是反对将生产力的发展单一归因的，甚至反对某种模式就一定更好这种说法，因为还有“混合模式”这个选项。
我举个例子。现在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大家猜一下，是集体经营共负盈亏更能解放生产力呢，还是家庭经营自负盈亏更能解放生产力？
答案是：混合经营最好！
我来说说为什么。技术和品种的革新，是存在失败风险的。新技术行不行，新产品市场认不认，都是风险。集体经营波及面太大，一旦在扩大规模后出现问题，全体都要完蛋。而管理者往往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以保守稳健为主，革新动力不强。而家庭自负盈亏就更不用说了，船太小经不起风浪，连小规模实验都不会有。
然而有的村就很机智了，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保留一块集体经营的土地，专门用来做革新实验。实验成功了，想用成果的家庭自愿改种，自负盈亏，不用集体经营的管理者负责任；实验失败了，集体承担损失，摊下来也没几个钱。在更高收益的驱动下，革新动力强劲，于是生产力得到了发展。
你看，这就是接受混合模式的好处。

总之：
1.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是落后制度的拥护者，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是应该推翻的。
2.地主阶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问题，不是地主的道德问题。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下，地主发挥的作用可能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3.制度建设是综合性的体系建设，不是由所有权或者其它单一制度独自就能决定的，只有相对高效的制度组合，没有绝对优越的单一制度。
4.不要迷信某一种制度，也不要妖魔化某一种制度。要发挥实用主义精神，该用用，该混用混用，大胆实验，拒绝思维僵化。

首先要明确“地主”是什么？
　　如果仅仅以“土地的主人”来定义地主，广义的地主确应包括农场主在内，但是除占有大量土地这一共同点外，两者的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历史和社会的作用都有着截然的不同，所以很多学者倾向于分列为地主阶级和农场主阶级，我也赞同这种观点。地主阶级和农场主阶级的区别在于：纯粹的地主是以出租土地获利，本身不从事耕作，也不干涉佃农耕作，而生产组织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单户独立耕作，土地出产是以满足地主和佃农的自身消费为目的。农场主是以经营农场获利，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投资者、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而生产组织方式是家庭成员和雇佣农业工人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土地出产是以在市场销售获利为目的。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依附于自然经济而后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或简单地说，前者相当于放高利贷的，后者相当于开工厂的。
所以，“地主”准确的定义是：
　　指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下，凭借土地所有权，主要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
　　在历史上，中国的封建地主对自有土地曾采取多种经营形式：早期是由自己经营，采取剥削僮奴或剥削雇工、依附农的形式，如汉、晋时的庄园经济；但唐宋以后，分租给佃农的形式逐渐排斥和代替庄园经济和其它形式，成为地主经营的典型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土地买卖、实物地租和小农经营。
　　中国不同于西方中世纪以前的神权统治，统治阶层始终都在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而地主、伦理、宗法制度三者的紧密联系，起到了维护道德体系的作用，许多地主同时身兼宗族领袖、“乡绅”、“村老”、“保甲长”等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石。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结果就是：这些由地方“推举”、官方任命却不付一文薪水（除宋代）的“乡绅村老”也同时身负行政体系的“礼乐教化、排难解纷、止讼息争、惩奸弭盗”职能，皇权对乡村，除了赋税和徭役之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找你你也不烦我”。而“乡绅阶层”就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和乡村权力经济结构的核心，不仅有公职在身可惩奸弭盗、征税征伕，并且收租、放高利贷，垄断乡村手工业和商业（如酒坊），同时还管理着庙宇、宗族事务和一些迷信组织。整个农村都在“乡绅村老”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之下，祠堂中可定小民生死（听说过浸猪笼吧），一念间能断“官司”胜负，而“乡绅村老”合计下就决定征谁的税、征多少税……每个乡镇都有类似红楼梦中那种“护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张顶子（官帽）、杨银子、王定子（拳头，指武力）”等等。在县城周边以外的农村，除了自己的道德约束外，“乡绅阶层”的权力在和平时期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尤其是对自己的佃农，其心理优势更远高于现在最跋扈的老板。“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是部分地主欺压佃农鱼肉乡里的根源。
　　当然，修桥铺路兴修水利的好地主也不少，但是和“地主”庞大的基数相比，其比例大概和历代帝王中“明君”的比例差不多吧。更何况还有水利设施的不可分散性、系统性、公共性，与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分割细碎无法协调利益得失的尖锐矛盾；所以，更普遍的是争水纠纷甚至大规模械斗频繁发生。
　　而靠特权或者贪赃枉法当上地主者，特权对于他们更重要，道德底线便会变得更低。
　　但是，这个还不是关键。
地主阶级的原罪在于：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地主+佃农”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地主本身不从事耕作，也不干涉佃农耕作，生产组织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给佃农单户独立耕作，以收取地租（绝大多数是实物地租，有定额、分成等多种形式）获利，土地出产是以满足地主和佃农的自身消费为目的，只有少量无法自产的盐、铁器等通过“三日一场五日一墟”的零星商业活动交易。
　　这种模式和工业化之前的自耕农模式一样属于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助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这种自给自足、封闭保守、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是和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要求的社会化大生产完全背道而驰的，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随着时易势变，当进入19世纪工业化逾发迫在眉睫的时候，小农经济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
　　火药的构成如下：
　　其一：农业社会的平均粮食亩产从不曾高于100公斤，1949年因耕地劣化水利荒废等原因全国平均粮食亩产仅为70公斤！
　　其二：1949年，虽然以大量劣质耕地开垦为代价换取耕地总面积较明清有很大增长，但中国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亩这个前所未有的超低值，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仅3.6亩！
　　当然，如果全国1.1亿吨的粮食总产能平等合理地分配到全国5.4亿人头上，老幼弱壮人均200公斤即使刨去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购、贮、运的损耗，也还饿不死。
　　但是，导火索在这里：
　　土改以前，全国平均地租为主收获物的5成（好田可达6成，如要用地主的牛等生产工具可达7成甚至以上），全国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每年视年景须交纳地租3000~3500万吨粮食！
　　此外还有被层层加压、转嫁到农民头上后高达正税十多甚至数十倍的“皇粮国税”……
　　也就是说：这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人均不到100公斤粮食！
　　这只相当一个壮劳力在缺油少荤时4、5个月的食量，而即使老弱病残每年也至少需120公斤粮食。“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些冰冷的数据，所有把当年粉饰成一片田园牧歌的企图都是如此的可笑和可耻。
　　诚然，地主并不是元凶首恶，在外国经济掠夺、战乱、苛捐杂税和小农经济的低效面前，他们也是受害者，在贫困地区有时所谓的地主与佃农的区别也只是能否吃饱而已。
　　但是，他们对“地主+佃农”经济模式及小农经济的维持就是“谋财害命”，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罪。
　　因为小农经济有着致命的缺陷：
　　1、落后
土地分割细碎、生产单位小、散、多，严重阻碍、减缓了农业技术进步，而这在“时间充裕”的农业社会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前却成了严重问题。
　　造成阻碍、减缓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是：
　　A、风险问题。因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即使是1、2亩耕地的减产绝收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太小的种植规模和薄弱的经济基础让农户承担不起任何失败的代价，所以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是“一看二等三尝试”，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
　　B、成本问题。农业生产中有很多成本是边际下降的，比如农机使用成本、产业化成本、水利建设维护成本等等。但因为个体种植的规模太少，无法象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因而在经济上不可行。本来可以由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务，小农经济必须由数十台小型收割机来完成；本来可以由一个合作社100万元建立的农机系统或喷灌系统，现在数十家农户花费200、300万元也不一定能建成；实际上现在高效、廉价、友好的农业综合防治却无法推广也是相同原因。在土地分割细碎的小农经济下，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成为必然结果。
　　C、培训问题。由于中国有数亿农民，这就使得每推广一个新技术、新品种都涉及到要对数亿农民进行培训，具体到乡镇就是每个农技推广工作者要面对1千甚至上万个生产单位，这就使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成了不可能较快完成的任务，严重地迟滞了新技术、新品种的更新速度。
　　D、利润问题，由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小，新技术所能增加的效益对农民而言往往无足轻重。例如，水稻亩产增加10%已经是极具突破性进展的新品种了，可是一户农民只有几亩水田，新增纯利润极为有限；再加上农户抗风险能力差，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风险在农民的算盘上明显失衡。
　　在小农经济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优良新品种和农药、化肥、农膜等新技术推广速度极慢。例如玉米在我国基本普及，从1531到1718年用了近二百年，这已经是同时代较高的速度了；印度1987年自中国引入杂交稻起至2008年（只能找到这年的确切数据）已21年，在6亿亩水稻播种面积中杂交稻不到0.23亿亩，占3.8%。而中国76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到普及在高效的农技推广体系作用下却仅用了十余年。
　　2、保守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地主作为这一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优势群体，在有意无意之中都是这一模式的维护者。一个“成功的地主”的标志就是“求田问舍”，积累财富后就大肆买地，买不到地就兑换成银元埋藏起来；而无论什么原因的卖田卖地都只能是反面教材。正如从不曾踏出沙漠的撒哈拉人绝不可能梦想征服大海，局限于习惯、传统、视野、见闻，同时也局限于当时农村极为落后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自幼以来就耳提面命以置地购田为梦想的地主如果忽然想起去卖地兴业办厂只会被家人认为是得了癔病。另一方面，因为“乡绅阶层”的权威和话语权来源于其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中的位置，这就决定了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暗地里可以男盗女娼无恶不作，但光天化日之下一定会是“卫道士”的形象；宗族之间、之内有各种明争暗斗但对于其威权基础的威胁一定是团结一致全力扑灭。
　　所以“乡绅村老”开祠堂、清族谱、用私刑、浸猪笼、惩处“伤风败俗”、组织械斗都很常见，以有伤风化、风水、龙脉为由而阻碍修路办学办厂也很寻常，“乡绅村老”卖地办厂办学却是极难一见的奇闻。之所以解放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居然是《婚姻法》（1948年10月起草）并不是共和国有多么同情痴男怨女们，实际上枪口瞄准的就是宗法制度。
　　3、封闭
　　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当年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由于商业因素极小和小农经济实行的小户经营模式，基本上不可能有农民有意愿有财力有能力主动抛开土地从事商品生产和非农生产，也极少有地主跳出“农门”卖地投资工商业。单家独户、“三日一场五日一墟”的少量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大环境下作用极为有限。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对农村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和乡土观念造成了一个封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迫于无奈的逃荒外根本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远超民国政府田赋正税征收额（除各种杂捐外，各地占农业收入3%~10%上下），高达全国粮食总产27%（3000多万吨）的地租也只能被地主用于买地建宅、奢侈消费甚至深埋地下却不能投入工业化。
　　另一方面，即使是交通便宜通讯发达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在进入市场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模的不对等，所有的个体农户都必然是处于弱势地位。因规模太小农民自己销售连运费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而只能任由中间商盘剥鱼肉。但这样不仅让农民利润被压得很薄，关键是往往会被中间商转嫁市场风险，在市场波动时压价收购或拒绝收购，造成农产品滥市农民血本无归。这就让农村在工业化起步之初往往对市场，对商品化、规模化种植颇为抵触和排斥。
　　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提到的情况：“虽然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的经营，但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祇并肩存在以及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小农经济的农村是“封闭”的，而且这种“封闭”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环境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并以强制手段，根本无法在短期内打破。
　　4、顽固
　　在习惯和传统的束缚下，不仅是地主，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是“地主+佃农”模式或至少是小农经济的拥护者，“十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景深入每个农民之心。如果说佃农的梦想是成为自耕农，自耕农的梦想就是成为地主，为子孙置业购田。这就意味着，在当年的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是极为顽强的；如果没有强力的社会变革措施和外力干预，甚至战争也只是“死水微澜”，就象历史上那样，战争灰烬上将很快重新生长出大大小小的地主，重新开始被战争打断的土地兼并。当然，即使只是坐而等待小农经济被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慢慢地侵蚀破坏，等待宗法制度、地主阶级自行瓦解冰消，几十上百年后地主也一定会分化变成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但是，我们等得起吗？随着人口增长耕地日削月瘠，仅仅建国25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已不足2亩，幸而当时亩产已由70公斤增长到152公斤，并因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再10年后增至240公斤，否则大饥荒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如英国这样重商意识浓郁的国家，在战争和大革命的助推下，封建贵族和地主大部转变为牧场主和工商业贵族也耗用了百多年，“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更是圈了3、4个世纪。

如果，当年中国的农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样是一片田园牧歌的祥和；如果，当年中国没有耕地日削月瘠的紧迫危机；如果，当年中国能有殖民地、对外掠夺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庞大资金、粮食和原材料……我们慢慢等待地主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转化为工商业主和农场主也无妨，但是，这只是如果。
　　所以，
　　上世纪40年代，对佃农而言，地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巨石’”，3亿无地或少地农民对生存的渴求，出于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让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火药库！只有土改可以暂时熄灭“嗤嗤”燃烧的导火索。而只有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破坏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才能彻底解决“火药库”，为工业化进程扫清道路！

　　补充资料:
　　1、
　　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
　　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来源不同（土共或国府），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佃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2/3以上）；包括其实际控制的公田族田在内，地主以约5%的人口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各地在1/3~2/3以上不等），租佃给佃农和半自耕农耕作；租佃关系是农业生产关系的最主要构成，包括富农在内，自耕土地比例不到一半。

　　2、
　　根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以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租金和押金的压力下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从另一个角度，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
　　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Mark Elvin）《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

　　3、
“火药库”的危险在民国之初，包括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如沈定一、朱家骅、郑道儒、陈诚等在内的大批有识之士早就了然于胸，是否愿动手解决只在于当政者及其追随者的立场和利益。不谈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土共，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二五减租”、“三七五减租”的背景资料。
　　实际上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就已是：农村“破产”！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高利贷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逃荒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以救济农村、改造农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才成为时代潮流……而到1945年以后，中国农村更已可以用“濒临绝境”来形容！全国粮食的平均单产还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3亩，交纳的地租却高达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数十年“预征”，加上杂捐、浮收、摊派高达正税数十倍以上的“皇粮国税”……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废，农村对旱涝灾害抵御能力几乎为零，民国10年到27年间就发生了11次大灾荒，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全国仅仅因患血吸虫病而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有一千多万，此外广泛传播的还有鼠疫、天花、结核、疟疾、霍乱、黑热病、回归热……战乱、饥饿、疾病、灾荒已使农村趋于崩溃。解放后有“三年困难时期”却不知民国时年年都是困难时期！
　　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90%国民是农民，农业（含手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90%的纯农业国的领导人，老蒋终其大陆执政的20余年，执政理念却是抱残守缺，维持没落的地主阶级和自然经济，从未对农村农业的困境绝境提出过解决方案，对“乡村建设运动”淡漠视之，甚至查封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前有1928年浙江和1941年鄂西“二五减租”被背后捅刀，后有“留苏太子”赣南新政无疾而终，所以转进台湾也就成了必然——甚至如果没有《耕者有其田法》大概连孤岛容身也办不到。
《抗战时期陈诚与鄂西地区的土地改革》抗战时期陈诚与鄂西地区的土地改革
《从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与国民党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嬗变》从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与国民党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嬗变
《民国时期农业税率辨析》民国时期农业税率辨析
　　农业社会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对土地、财富、劳动力的垄断性占有，及其与自然经济的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这一阶级存在的情况下进入工业社会，这是地主阶级的原罪！
既然我们没有时间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灭，别无它途。

　　4、
　　有的人也提出，大陆土改应该学习台湾。
　　1949年台湾共有耕地1224万亩，稻谷平均亩产约130公斤（1938年曾达180公斤）。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调查报告：占农村人口12%的地主拥有56%的耕地，“公地”占22%，88%的农民只有22%的耕地，40%的农民没有耕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主抓土改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说：“地主享受的轻松快乐生活完全建筑在佃农的痛苦上”，然后他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之一”。于是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三步，先后有200多万亩公地和政府“公平赎买”或农民直接购买的600多万亩耕地转入农民手中，最终实现台湾自耕农占82%，半自耕农占11%，佃农只占7%。结果：一是原本活跃在北部桃竹苗台地的中共地下党人瞬间失去社会凭藉；二是许多地主被迫转而从事工商业，比如板桥林家、鹿港辜家等；三是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地位和权力根基——土地，改变了台湾地方政治权力操纵在少数乡绅地主手中的权力结构；四是社会的阶级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政治、经济的半封建特权在强迫他们放弃土地后丧失殆尽，贫富差距由此稳定地缩小。
　　也有相当多的中小地主无法适应这个改变、家道中落，其家族终生痛恨国民党，不少人成为“台独”运动的基础，和后来“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经济资助者和社会基础。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首先“公平赎买”就是一个神话。
　　根据《耕者有其田法》，所谓的“公平赎买”价格仅为耕地2.5倍年产量（土改之前5年的纯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债券（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3成是公营企业的股票，一分钱现金也没有！
　　并且，50年代台湾通货膨胀每年都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于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在强制征购土地后还要地主给政府提供无息贷款。
　　如果你有一间年收租金2万元的门面，有人用3万元的联想公司股票和你交换，外加每年付8400元，共付10年结清，你愿意吗？
　　即使是这个大打折扣的超低价，国府也是依靠席卷全国资一岛，以运台黄金为台币准备金稳定币值，以人均232美元的美国无偿经援、迁台工厂和没收的日企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陆数十倍于小岛的规模，谁有这个能力？
　　参考台湾经验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陆以赎买8亿亩耕地（约占全国一半），赎买价为｛耕地2.5倍年产量×平均单产70公斤｝计算，共需约1.4亿吨粮食。再以官方汇率2.227和每斤粮价0.06元人民币计算，折合约75亿美元，或约168亿人民币！或超过112亿亿元的金圆券（以每石粮价400,000,000金圆券计算）！
　　但是，要真正的公平赎买、和平土改，就必须有较合理的价格——20年的耕地年产值，这至少需11.2亿吨粮食，或603.5亿美元！
　　而恢复到抗战前最高水平之上的1952年中国GDP仅679亿人民币，财政收入仅174亿人民币，按官方汇率2.227分别折合305亿美元和79亿美元。　　
不仅“公平赎买”，“和平土改”同样是一个神话。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哦，错了，应该是“人民或许能够忘记杀父之仇，却绝对难忍夺财之恨。”（马基雅维利）。1928~1929年，清党之后唯一推行了《佃农保护法》的浙江省，仅仅“二五减租”就导致国民党基层党员被枪杀，乡村党部被捣毁，甚至地方士绅武装叛乱。此后1941年鄂西“二五减租”和蒋经国赣南新政也同样被背后捅刀。如果蒋介石在大陆搞《耕者有其田法》，上午颁令，不用到下午就会去见孙中山汇报了。不要告诉我台湾地主比浙江地主觉悟高，更热爱民国政府。
　　幸好台湾人民刚经过“二二八”的洗礼，幸好是由六十万国军看守着不到千万的“国民”，最关键是，幸好这时候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
　　所以，在1941年鄂西失败了的陈诚在台湾可以下令：对反抗“三七五减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三七五减租”情况时，曾公开宣称：“搞‘三七五减租’，我相信困难是有的。但谁要反对就来跟我讲，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
　　“三七五减租”就已是“调皮捣蛋不要脸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执行时，要财“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过他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呼声都淹没在了1949~1956年最为血腥的枪声之中，在当时和后世被国府以“共谍”、“台独”等各色名目掩盖了，成就了台湾土改“和平的圆满收官”的神话。
一群地主，在家乡被土共强行剥夺土地之后，又到异乡以“反共”的名义，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强行剥夺了，这算一种黑色幽默吗？
　　台湾的土改，成功确实是成功，“和平”却未必！而从它的成功基础来看，它这个“典范”恐怕全世界也没有谁有条件学习吧。

================================
有幸得到“大师”指点，原来我们都太肤浅了，历史的真相是：
一、虽然地主处于道德与行政二合一体系的核心，但也绝不会有超经济强制。所以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地主”而是“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地主”当然不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二、是农民而非地主阻碍发展，因为∶
虽然农民上仅片瓦下仅立锥，但居然不能榨干自己的骨油来投资工商业，这是农民的责任（或过错）之一。
虽然农民中识字的也没几个，世界观价值观都只能由“乡老”塑造，但居然只能梦想一亩三分地最高就是造反当皇帝，而不是投资工商业，这是农民的责任（或过错）之二。
虽然地主怜悯农民，把土地分割成小块租佃，但居然他们就真的去租来种了，而不是断然拒绝宁可饿死也要迫使地主去投资工商业，或是搞规模农业，这是农民的责任（或过错）之三。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国？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温酒 这位答主的水平简直不值得一驳。麦克阿瑟、蒋介石这样的铁杆反共分子，跑到日本台湾去也搞了土改，难道他们还不如你明白？这位的见识，就算是右棍里面也是水平低劣的。
地主阶级有什么危害，去印度农村逛一圈就知道了。束缚人口，束缚资本，束缚思想，把一切都束缚在土地上。所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地主都是死敌。历史上资本家和地主贵族之间也曾经杀的你死我活的，只不过有些文盲一无所知。
广义的来说，一切食利阶级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包括而不限于地主，房东，特权阶层等等。假如人人都想坐地收租，依靠对资源（土地，房子，特权）的占有就可以凭空获利，那么人人趋之若鹜，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会被扭转成什么样子？
就算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是比较健康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也应该鼓励创新资本，实业资本，文化资本，限制和压制食利资本。换句话说，马斯克马云马化腾这样的资本家，和李嘉诚这种资本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
法国曾经遍布食利资本家，被称为高利贷资本主义，熟悉历史的同学应该有所了解。最后从拿破仑时代威震欧陆沦落到二战流亡英国，国家实力和德国越拉越远。香港曾经是亚洲四小龙，然而由于经济命脉被地产商把持，逐渐空心化，现在除了金融地产港口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产业。
一旦某个国家或者地区被食利资本所主导，结果就是生产力停滞乃至倒退，国家内部矛盾尖锐，甚至人口都会减缓乃至下降——曾经的法国，现在的香港都是例子。

把地主换成房东，房租增加到你月收入的六成到八成。
就好理解了。

三十多个人租房子，月收入八成交房租，还有钱买东西吗？有钱吃好的吗？
那么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谁？房东才买几个？
而且房东的钱又拿来买新的房
房价格越来越高。
工厂东西卖不出去，倒闭关门，或者生产的东西少了，工人就少了，工人工资也少了，能买的东西就更少了。

当然这是比喻，地主比房东要狠的多，地租七八成的都有，还要放高利贷，最后你每年收入自己剩不下啥。你不想租房了可以换城市或者回家，古代你出不了村，去县里打工干活吧，县里就一两家工厂，因为只有地主买的起东西。不需要多少工人。
更重要的是，地主不需要生产力有多高，因为生产力高了，自耕农能打一千斤粮食，那你价格再高他也不会卖地，但是天灾人祸了，自耕农只打了几十斤粮食，那么你虽然你年产几万斤粮食变成了几千斤，但是你也就能在他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几斤粮食就换他的闺女换他的地了，所以古代地主修路修桥很热心，修水利修水库就没那么热心了。
从周到秦，亩产增加一倍，西汉赵过把亩产增加一倍以后，随着儒家大兴，地主兴起，农田亩产几千年硬是没怎么增加过，到了清朝还是扛着几千年前的曲辕犁，用着千年前的方法····除了多了红薯土豆和玉米··还是人家洋大人从美洲找到的。
这就不得不说曲阜最大的地主，衍圣公了，周围的村子叫什么巡山户，放羊户放牛户白菜户等等等，除了地租，还要负责这些，就算土地都是他的了，他也没心思搞生产力增加，因为佃户们吃饱了，就不好了，就要乱想了。
而洋人的稀奇玩意儿，我又不是买不起
当然衍圣公抗战时候被蒋公强硬的带走了，我们还得看别的
就是西藏的农奴主，50年代解放军进西藏，在几千农奴小农主家里就能看到放映机麦乳精和LV的包包，土包子解放军看的目瞪口呆。
就算生产力低，几千人几万人供养你买欧美的洋玩意儿的，还是拿的出来的
但是！
如果，这几千农奴，孔家的上万奴隶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生产完有剩余，就能拿出来买东西了，虽然买不了奢侈品，但是买几个搪瓷缸子买几块肥皂，就能养活一个大工厂，大工厂招收几十个工人，农奴少了几十个，剩下的土地增加了，生产力更高了，剩下的钱能买更多东西了，开的拖拉机的工厂卖的拖拉机也买的起了，等等等，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只有几个农奴主，一个衍圣公，不要这么多工厂的，生产一个两个奢侈品还不是很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南方农场主才几个？能消费多少东西？奴隶有多少？解放了能消费多少东西？
美国北方的工厂的产品不就卖出去了？

再说你温和点让地主改良··

国民党张静江带着徒弟学生去搞温和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结果徒弟学生被地主用遇匪通共失火自杀等等方法搞的死伤无数，灰溜溜的回去了……


地主阶级有好人，但是整个阶级，已经逐渐的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了，他们内部用儒家学说弟子规宗族之流麻痹佃户，不让佃户出去，佃户越多，地租越高。
房东一方面用成功学心灵鸡汤洗脑。一方面那里涨工资他知道的比你快，立刻涨房租……

你根本就没钱拿出来消费，为什么双十一越来越火？
因为没钱啊

先说结论：“地主阶级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并不是如 @温酒 理解的那样是地主阻止佃农干活，更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升级与进步”
————————————————————————————————————————————————————————
要讨论“地主阶级是如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例子：中国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统治的顶峰，清朝
从19世纪开始，试图扩张市场的英国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就开始试图向中国输出工业产品来扭转贸易逆差。最开始，英国人的产品主要是印度出产的棉纺织品，但是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英国人的棉布虽然质高价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90%以上都是赤贫的佃农，其中很多甚至一年都做不了一套衣服，他们是无力消费英国棉布的。
对于地主阶级来说，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就是通过高利贷和地租剥夺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将自耕农转化为佃户并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种生产方式注定了地主为了将剥削和压榨佃户，必然会使佃户维持在一个“丰年勉强饿不死”的赤贫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佃户本身是很难有能力去进行除购买口粮以外的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无限接近100%。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粗放耕作靠天吃饭，每年可以耕作的时间段和耕作时投入的时间精力远远比不上精耕细作的现代农业，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户）都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来打柴、织土布、挖野菜，甚至是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渔猎，这些都进一步压缩了本来就不大的燃料、纺织品和副食的需求————最终的结果就是历史课本上耳熟能详的定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这就是地主阶级如何阻碍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方面：
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压缩了佃农和自耕农的需求，过低的需求使得传统手工业既难以扩大生产，又缺乏改进生产工具和方式的动力。地主阶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升级。

@真理的缝隙 的回答 真理的缝隙：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珠玉在前，想补充几点。
（一）政治与市场
Robert Brenner这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前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是自我维系的，不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鲁克俭、郑吉伟：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评析）。他们的逻辑之一是：农业地主以及前近代国家通过向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收取贡赋获利，必须采用基于暴力的“超经济强制”。Brenner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者无法通过积累和增加农业投资扩大收入，只能通过政治“积累”尽可能多地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更多劳动剩余。Brenner的路径强调了前近代地主作为政治土豪压榨依附农民的重要一面，对于很多案例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例如传统中国官绅地主通过科举做官获取政治势力、拉美庄园主的政治影响、英属印度包税地主柴明达尔对印度长期发展的阻碍等（Banerjee and Iyer (2005)）。
（Banerjee, Abhijit, and Lakshmi Iyer,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4(2005), 1190-1213.）
Robert Brenner的论证很有启发性，但我认为有些地方仍然过于ad hoc,比如他认为前近代农民远离市场，无经济理性，追求自给自足，这完全可以解释为风险规避下的理性行为。他认为地主只有通过“政治积累”才能扩大超经济强制下的贡赋收取，这也很难排除是由于前近代农业投资本身的低回报率。另外，很难说所有的地主都能归为Brenner意义上的“超经济强制”的政治土豪。中国历史学家早有注意官绅地主与庶民地主的差别；张五常也有强调对分成租佃的分析不宜与分成税收混淆；近来不少论著也注意到传统中国土地租佃关系高度市场化、合约复杂而有效的一面，例如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 (豆瓣)对押租银的分析， 民国时期的土地典当 (豆瓣)  对土地典当的分析等。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分析地主经济效应的“政治”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Acemoglu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制度的自我延续性，以及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前述Banerjee and Iyer (2005)认为柴明达尔地主制的破坏有长期延续性，Dell(2010)则发现秘鲁大地产通过保护农民免受国家权力直接榨取，反而促进了长期经济发展。
（Dell, Melissa,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Econometrica, 78.6(2010)：1863–1903.）
从地主延伸到资产流动性、民主、收入不平等和长期经济增长，是另一支茁壮的文献。例如民主与再分配 (豆瓣) 认为地主拥有的是难以流动的资产，一国精英以地主为主导致精英惧怕民主之后的再分配，从而阻碍民主化进程，影响长期发展。

（二）农业与工业
给定工业化能够实现持续技术进步，扩大生产力。农业地主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命题其实更多与“阻碍工业化”有关。工业和农业是不同的行业，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也带有常见的行业间冲突的色彩。双方的冲突遍及各方面。
1）劳动力控制的冲突。例如，英国1834年前持续几十年的济贫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 侧重对农村贫困人口无条件直接救济，这实际减轻了农业地主的雇佣成本（降低了最低工资），却导致劳动力壅塞于农村，不利于新兴工业资本家。1834年后，济贫与城市济贫院的强制劳役挂钩，一方面将劳动力导向工业化的城市，另一方面通过济贫院的恶劣环境吓阻穷人接受济贫，从而防止济贫院与工厂争抢劳动力。
2）国际贸易政策的冲突。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产业链的位置是不同的，因此会有行业利益的冲突。例如，英国农业地主坚持《谷物法》阻止外国廉价粮食入境，工业资本家则希望废除《谷物法》廉价粮食进口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关税壁垒也影响了工业发展；南北战争前美国南北的贸易政策冲突也是著名的例子。
3）人力资本政策的冲突。按照Galor and Moav(2006)的描述，随着工业发展，工业资本家迫切希望国家出面完善公共教育，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而农业地主对于劳动力素质没有太高要求，反而反感国家为了发展教育从自己土地征税。Joerg and Hippe(2018)使用欧洲数据证明一地的地理因素（是否崎岖、是否适合牧业）通过影响土地集中程度，直接影响当地1900年前后的人力资本水平。土地集中程度越高则人力资本水平越低。
(Oded Galor, Omer Moav, 2006, "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 Demise of the Class Structur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1):85-117.
Baten, Joerg, and Ralph Hippe. "Geography, land inequality and regional numeracy in Europ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3.1 (2018): 79-109.)
但是需要注意，农业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基于这些政策领域的冲突，是基于一个前提，即行业间的要素流动性不足。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充分，农业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可以自如转换，那么两者利益将彻底合流，无所谓冲突了。例如，Hiscox的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 (豆瓣)就辩称，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不足，那么贸易政策冲突将以行业利益集团为主；如果行业间要素流动性充分，那么贸易政策冲突以跨行业的阶级联盟为主。
(Hiscox将土地与资本分列为两种要素，因此工业资本家与农业地主的冲突不属于行业利益集团冲突。若将土地视为一种特殊资本，可将资本家与地主的冲突纳入行业冲突的视角。)
然而，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要素流动是很成问题的。考虑到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专业技能壁垒，这本不足为奇。然而农业地主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流动性还有两个额外的因素。
1）文化上，很多社会农业地主长期以来对工商业资本家的鄙视。例如，德国容克以贵族后裔自居，鄙视工商业者和普通市民阶级。富裕容克坚持要求国家保护农业，贫穷容克谋取官职军职等“体面”职业。投资或投身工商业非正常选择。
2）金融上，从农业转向工业投资的渠道不顺畅。前现代社会普遍金融体制不发达，缺乏超越本地的信任关系，投资骗局层出不穷（见 视点 | 杜恂诚：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农业地主缺乏将地租投资工业的可靠渠道。反过来，由于金融体制的不发达，导致农业土地反而成为整个社会在流动性、收益稳定性、产权安全性方面比较优秀的投资标的。白手起家的劳动者选择购买土地以逐步积累财富，以土地发家的农业地主选择继续买地，工商业资本家选择“末起本守”购买土地，甚至宗族社团等准法人机构将土地作为长期信托基金。这都导致社会上的资本过度集中于农业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投资的渠道不顺畅，农业地主也难以与工业资本家利益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