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堡声称,德国的科学家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原子弹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这样一种如此大杀伤力的武器使他们也意识到对人类所负有的责任。但是对国家(不是纳粹)的义务又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过他们心怀矛盾,消极怠工,并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制造的难度,因此在1942年使得高层相信原子弹并没有实际意义。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使得实际制造成为不可能,这让德国科学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不必像悲剧中的安提戈涅,亲自来作出这个道德上两难的决定了。 这样一来,德国人的科学优势得以保持,同时又捍卫了一种道德地位。两全其美。 原子弹,对于海森堡来说,是“本质上”邪恶的,不管它是为希特勒服务,还是为别的什么人服务。战后在西方科学家中有一种对海森堡的普遍憎恶情绪。当海森堡后来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那里的科学家拒绝同其握手,因为他是“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的人”。这在海森堡看来是天大的委屈,他不敢相信,那些“实际制造了原子弹的人”竟然拒绝与他握手!也许在他心中,盟军的科学家比自己更加应该在道德上加以谴责。但显然在后者看来,只有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才是邪恶,如果以消灭希特勒和法西斯为目的而研究这种武器,那是非常正义和道德的。
海:波尔,我必须知道!我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同盟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我该为我们国家做什么选择呢?你说过,人们容易以为弱小国家的国民们的爱国心会少些。是的,然而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出生在德国,德国养育了我。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 颗心。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德国是我的孩子。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再战败一次吗? 波:但是,亲爱的海森堡,我没什么可告诉你,我不知道同盟国是否有核计划。 海:它在进行,甚至就在你我谈话之时。或许我现在的选择比战败更糟。因为他们制造的原子弹将用来对付我们。广岛的那个夜晚,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 波:事后,他痛苦不堪。 海:事后,是的。至少我们在事前多少感到痛苦。他们中有没有人,哪怕是一个人,停下来想过,哪怕是短短一刻,他们在做什么?奥本海默想过吗?费米想过吗?泰勒?西拉德?当爱因斯坦在1939年写信敦促罗斯福拨款研究原子弹时,他想过吗?当你两年后逃出哥本哈根,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你想过吗? 波:亲爱的,善良的海森堡,我们没有给希特勒提供原子弹呀! 海:你们也没有把它投向希特勒。你们把它投向了能投到的任何人。街上的老人与妇女,母亲与孩子。如果你们来得及的话,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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