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严歌苓、李碧华，三位女作家，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大？

热心小回应 · 2020-3-15 00:08:49

张严的书我有许多倒背如流，几乎读过她们一生的作品。记得高中的时候一次抱着十几本严歌苓的小说出书店，同学都纷纷跑过来看真正的文艺女青年。李碧华稍差，也读过大部分短篇和较出名的长篇。黄碧云、亦舒各自读了一点。我是能答这个题，但是能说的未免太多了。
我不赞成把她们三位中任何一位进行太夸张的贬低，尽管我对李碧华很有点意见，但我尽量克制住。因为我深知文字工作其实没那么玄，就像我一位朋友所说，在文学领域排兵器谱有时候是俗不可耐的。你但凡看过严歌苓七八本小说也不会觉得她就是个质木无文的劳模。这三位确实是很有灵气，但有一点灵气终究也不难。其余还要看一生的际遇，也要看在艺术上的决心。
所谓艺术成就也不过如此，其实属于“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范畴了。我想李碧华本人也未必介意进不进文学史。我认识那样的人，懂得他们的春梦沉湎，他们只要活得足够哀感顽艳就好，小说反而可以写得敷衍些（笑）。
张爱玲先来，比较好说。因为好到没什么说的。你真的要给她找个对比的坐标系，那么拿《红楼梦》来对比比较好。
《红楼梦》讲虚空，也讲妙有。我小时候问我爸“妙有”是什么意思，我爸说世界虽然逃不了成住坏空的命运，但是你看到一朵花的开放，非常美妙，你知道它必然枯萎，但那一刹那你是“法喜”，是和平安悦的，这是很好的境界。《红楼梦》讲白茫茫大地的空，也讲似蹙非蹙罥烟眉的妙。所以虚空和妙有中间，红楼梦拿去了“空妙”二字。张爱玲比较有意思，她是“明明有能力在两种悲剧之间选择一种，却表示我都要”的人（王尔德）。塞得下一条洋绉手帕的胳膊，后来虚瘦得能把手镯一路推到腋下，这是曹七巧的“虚”；华丽的袍上爬满虱子，这是沦落形执的“有”，沦落形执，即无可救。美得虚诞无聊，丑得真实浓烈，感觉痛苦极了，因而她笔下全是各式的悲剧。这是唯一可以说一说的，稍微值得商榷一下的（纳博科夫：“尽管乔伊斯是个天才，但是他对令人作呕的事物有一种反常的爱好。”）。她与她钟爱的《红楼梦》的高下也许在于此。其他的对张爱玲的批评我有总结过，无非就是：
“爱国主义者爱到严厉的时候就会讨伐她；男人觉得她的文章不够肌肉（masculine）；爱讲人生课堂的人强调“格局要大”的时候就会拿她扎筏子。写小市民的文学家，又是个——女人嘛，谁都可以批评她。”
其余没什么好说的，你可以收藏她的小说集作为世上的艺术品。
下面说严歌苓。
张的《天才梦》，早慧得夺目。而我们想到严歌苓，总觉得她是个劳模（《失眠人的艳遇》：“熬自己，榨自己，想从夜夜的失眠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但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是以天才著称的（《波西米亚楼》：“他会与人半痴半癫地谈到我如何天才，如何近乎“七步成诗”，如何大器而不晚成。”）
严歌苓吃亏在时代背景上。
《金陵十三钗》的后记里，严歌苓引用在南京所见到的一副对联“一张琴半壶酒，三尺剑万卷书”，她怎么赏析这个对子呢？她说“高雅淡泊的静物图景”“那剑是用来舞的，不是用来杀人的”，祈颂和平，措辞是得体的。她说《魔旦》里的阿玫“两条欲神欲仙的水袖带起惊鸿般的圆场”，也好，但我却觉得，这类东西交给张爱玲李碧华去写，更好，更地道。
这跟海外背景无关，她在国内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经史子集的启蒙。“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既不要古典文化，又不要苏联文化，也不要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文化的荒漠”。张能把女人比成白描牡丹（《封锁》），李能写“世无天长地久，终亦雨打风吹”（《猫柳春眠水子地藏》），严歌苓在这一块儿是空白的。所以她的语言那么痛苦，她简直是在折磨自己的语法。因为她用的是一种新话，这种新话需要上百个严歌苓用几个世纪去丰富。她不如张李那么省事。李碧华经常从唐宋元明清的笔记小说传奇公案里拖出一段材料，扩展开就是一篇过得去的小说。

严歌苓是怎么组织语言，或者说，熬榨自己的句子呢？
她仿佛是把人的五感打错乱了来写的。她用嘴巴的感觉写眼神（《霜降》：“逃得再及时，也难免被那眼咬着撵一截”），用手的感觉写眉毛（《拉斯维加斯的谜语》：“爱丽丝一抡柳眉”），用感觉写视觉（《失眠人的艳遇》：“亮得并不肯定，像知觉和灵性”），用文体写声音（《风筝歌》：“这时一阵叮咚作响的音乐细小如童话般飘来”。”）。
她没有办法走进中国那个既定的语言秩序。每写一段话，她都要头朝下脚朝上，重新打量和组装这个世界，也重新打量和组装汉语言。这当然需要非常聪明。因为太过聪明，宏观印象上充满了智力的惊艳感，所以，不容易造成感性上的触动，因为你只顾着感叹这人很聪明，你没法空出时间和心情去流泪。
爱玲文章也聪明，但究竟眼耳鼻舌身意不错位。（张无疑又是一重山，生晚清遗老之家，江山不幸之时，也是很有文学上的事业心的，总之碰得特别好。）这类文字的魔术虽然好看，就怕搞大揭秘。揭秘完了就觉得有点没意思似的。
严歌苓这一整代作家，缺了点汉语的“母语语感”，时不时就有这样的遗憾。贾平凹在《废都》里也借庄之蝶的口说，我见得了古人的好文章，妙艳绝伦，我还写什么写呢？（大意如此）格非也有这样的遗憾，《人面桃花》里的碑文、诗词，都差点意思，虽然他已经是中文系皓首穷经半生的学者。
这是劣势。讲讲优势：严歌苓擅长写爱。这话俗得我不敢说出来，但是对比之下确实如此。
严歌苓写的是爱情，李碧华写的是风月，张爱玲写的有时候根本是账簿。《灰舞鞋》里为爱情殒身不惜的小穗子，《陆犯焉识》里害怕“老得爱不动了”拼命回家和婉喻团聚的焉识，《金陵十三钗》里多情的赵玉墨（“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这三个男人她个个爱，爱得肠断。”），《妈阁是座城》里爱上下流多情颓废的史奇澜的梅晓鸥（“不知道爱他什么还当命来爱，那就是真的爱了。”）这都是断然的爱，人间的罗曼史，都是她灵魂的碎片。你读她的书，你会感到作者这个漂亮的灵魂一定被很多人使劲地爱过。
你知道为什么严歌苓能够写出不掺杂质的爱情吗？因为严歌苓女士漂亮得像电影明星一样，很出名的大导演，见到她本人都是“哇，太漂亮了”的反应。如果说一见钟情是荷尔蒙驱动，日久生情是利弊权衡，那么我告诉你，荷尔蒙驱动的那种比较真情在线，比较近乎未被延异的那个词汇，“爱情”。
所以严歌苓有资本领教比较真的爱情。她才不至于被一个胡兰成就击败了自尊，她一辈子漂亮得像个皇后。因而严歌苓笔下很多漂亮女人都爱得丰满大方，王葡萄，扶桑，海云，小渔，韩念痕，曾补玉，哪怕梅晓鸥吧，都是这一卦。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女性人物，只属于严歌苓的。

另外，严歌苓追求自我突破，取材雄肆大胆，野心万丈。战争，移民，土匪，饥荒，赌场，美人，时代，包括改开之后的图景她都写得很漂亮。追随这个作家，你可以看到万类霜天那种景象。最后，严歌苓就是很热爱抓马，她的书都非常戏剧化，不叙。
李碧华。
论事业心李碧华最缺文学上的事业心，追求逍遥又俯就读者，“男欢女爱，爱恨情仇”。有时候也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艺术其实多少是一种刑罚，李碧华有天赋，但没有到七步成诗的地步，属于疾行无善迹，无意为了巩固自己的文学地位而去吃艺术的苦。文学史排进这么个人也怪怪的。《别姬》的编剧看到小说原本是很发愁的，因为觉得是二流小说。
熬夜修稿的严歌苓是制作恢弘，靠天吃饭的李碧华是漂亮灵动。
李碧华在商业化用力太多，《饺子》那一整本小说集简直是猎奇大全，跟《十宗罪》本质上一个品流。很不客气地说，她类似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小说家。

我写累了。李碧华也有很多优点。

以上。

热心小回应 · 2020-3-15 00:08:50

我想说的：三位女作家，在男性主导的文学艺术世界里，都是出类拔萃的。
红楼里有这么一段：

宝钗姊妹与黛玉探春湘云五人来至园中，大家见了，不过请安问好让坐等事。众人中也有见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都齐声夸赞不绝。......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钗，问几岁了，又连声夸赞。因又松了他两个，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实细看，极夸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你不知叫我夸那一个的是。”

但是，“都是好的”也有高下，因为红楼不是佛经也不是道场，讲得也不是什么色空、真空妙有。如果你是这么认为，那就太小看红楼了，老曹那么悲悯的人就不会让黛玉死去、更不会让宝玉出家，世上也不会有“红学”。
流云飞袖：你会读红楼吗一这里高下里的“高”是谁，当然是黛玉了。

老曹几乎从来没把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缺点”，一个标准的、身体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女。但是，老曹却越写越爱她；读者越读越爱她，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缺点，你就不能改改么？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老曹那“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

林黛玉为什么会成为十二钗之冠，而且评价极高？红楼之所以伟大，因为老曹是创造人物的天才，鲁迅是这么说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为什么先说红楼？因为张爱玲极爱红楼，从小就爱读红楼，以后每隔几年又重读一次，“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她的作品，意境、手法、语言，基本上都有红楼的痕迹。她醉心于红楼里的一切，甚至是：“偶偶指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儿红楼就好了。”红楼已经这样融入她的文字，甚至生活和生命之中。
白先勇有一段话：

张爱玲当然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说过，

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

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和努力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但是，张爱玲一出手就做到了，她是天才。

对于张爱玲、严歌苓、李碧华这三位女作家，严李两个人读的不多，但是只凭个人感觉来说，应该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若干年后是否能够划为纯文学我也不知道。但是张早已经被定性，妥妥的纯文学。我这里不是贬低通俗小说，金庸大师写的也是通俗小说。两者的区别很简单，仅仅是阅读对象不同，通俗小说面对的是当代读者，纯文学是几代人也许更多。如果不明白，建议去读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经典与通俗，专业与业余，骨子里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往往曲高和寡，专业毕竟是少数。比如说，这篇张爱玲的回答就是严谨、专业、而且有新观点的，而大部分回答的有明显的错误、非专业性和一些希望人们去猎奇的八卦，但是结果往往差异很大，因为那样写能够吸引眼球。
一个纯文学作家最重要的职业特征是什么？
不是文字技巧，不是故事情节，不是叙述结构，是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所谓“文学是人学”，这样的小说才能不朽。
小说的本质是创造人物。如何创造，就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出来的世界和人物，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作家的脑海里、在眼前、在身边，与你一同生活、共同呼吸。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人甚至于作者本人。
小说的核心为什么是人，这里有一个比文学还要重大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哲学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宗教那般的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这是一个足以感动历史并感动未来的基本事实。
作者与作品里的人物，有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近乎诡异的人际关系。这种复杂性和诡异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关。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爱，又牵扯到无缘无故的恨。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人类的爱和恨还有那么一些“现实依据”的话，虚构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鬼魅得多。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
在如此复杂、如此鬼魅的爱恨情仇里头，作者和作品人物之间的关系太像爱情了。你深爱并沉醉的，往往是恋人的毛病，那些哑喑的、古怪的毛病。当然，是毛病，远远不是邪恶。所以，曹雪芹所爱的，是林黛玉的心理缺陷和傲气；塞万提斯所爱的，是堂吉诃德的一根筋和莽撞；莎士比亚所爱的，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和犹豫；哈代所爱的，则是苔丝的单纯，骨子里其实是愚蠢。
这些因爱恨相生的人物形象让小说成为不朽。

张爱玲是小说天才，是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主义的开创者。自她以降，中国文学史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以及她们创造的女人们。
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外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这就是《传奇》。

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了女性文学。

张爱玲摒弃了那种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写法，而是

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

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她们居住在上海或香港这样的大都市，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她们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生存的筹码，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这些女人不但不可爱，还有世俗中各种让人厌恶的缺点，如自私、算计、冷漠、泼辣、风骚、尖刻、乖戾、恶毒，也有人甚止性格畸形、病态，有些疯狂。

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

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

《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好的小说是你在读你自己，而不其它的什么东西。

张爱玲写的从来不是爱情，她写的只是女人的悲哀。
她从来没有相信过爱情，一开始她就对爱情幻想不屑进行冷嘲。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只有现代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
《倾城之恋》里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范柳原专门念错的一句古诗感叹流苏不爱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她说：“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并不是讲了一个“得到这个忘不了那个”的三角爱情故事，红白玫瑰写的是振保与娇蕊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烟鹂根本就没有爱。张爱玲想讲的是：“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只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实际上是在讲女人，对于女人来说，“人生只有一次、爱情也只有一次。”
没有爱情，也不相信爱情，一个女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人性与欲望，爱情与现实，如同白玫瑰与红玫瑰处处争奇斗艳生生不息，这是女人活着的至美之处同时也是最易受伤的节点，有生之年，狭路相逢，无人可幸免。“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
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女人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又说“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悲哀，你还能说什么呢？

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最冷的那一个，她冰雪聪明，冷若冰霜。
红楼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冷。鲁迅说红楼：“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沈从文，所以他的墓碑上有“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
因为中国现代史的苦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他们要用热血为中国以及中国人呐喊。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她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她看透了时代与人生，她是现代作家中最冷的那一个，她的冷到骨子里。
张爱玲的小说，全部写的都是自己、亲人、朋友，全部是她爱着或者恨着的人，然后拿刀割去，既真实而又鲜血淋漓。人们喜欢张爱玲，因为她写的就是你自己；人们也害怕张爱玲，因为她让你自己丑陋的一面在阳光下一览无余，谁不怕？
张爱玲的文字永远是冰冷彻骨，从未有过过激的情绪煽动，《倾城之恋》《色戒》《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从来都是一镜到底，视角冷静，娓娓道来，真情深情薄情一线牵，结尾是一种深沉的悲凉。
我们永远能记得她所理解的女人们最动人的那“一点真心”和货真价实的一生一世，寒意从心头升起，蔓延了全身，让人有种如堕冰窟。
她笔下的家庭没有温情，悲恸又荒凉，父母子女之间缺少关怀，夫妻之间缺少爱，兄弟姐妹之间缺少信任，彼此之间只是互相抵防，互相算计。为了利益，亲人之间互相争斗，充满冷漠和功利色彩。每个人都很自私，哪怕是至亲，一旦对方失去了利用价值，彼此间的情意也就消亡了，留下来的只有冷漠。
她表面上写的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风花雪月，可往细了看，全是那半分假不得的孤独和人性，逼得我们不寒而栗，却又暗自拍案，最后惊叹于真实。姐夫强暴小姨子，姐姐在旁边做帮凶；同闺蜜的爸爸苟且，也不足为奇；抗日学生爱上汉奸，千奇百怪中尽是款款深情。无处不人性，将孤独和欲望的如狼似虎写尽。
张爱玲太明白时代与人性了，所以她解刨的是人性，因为时代总会过去，只有人性才能永恒。她太明白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代相遇的含义，她知道历史总会翻页，但是每个人都能从这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她就这样写着，冷眼看着，抛弃着那怕是唯一仅存的怜悯、温情乃至于梦想。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的主要作品是在1950年以前完成了，距今已经70年。她的文学成就，早已经盖棺定论了：

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

创造性的女性人物、古典文学的架构、冷静的写实手法、细腻的文字警句、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在张爱玲生前死后几十年当中，不是没有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出现，严歌苓亦舒李碧华黄碧云等等各有千秋，也各自被人沉迷赞颂了好多遍。即便是她们不说，然而她们的文字，无一不流淌着张爱玲的血脉。

普通人一生，再好些也不过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聪明之人，就在扇子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愚拙之人，就守着看一辈子的污血。

开创者远比跟随者要伟大的多，即便是你有某种程度的超越，那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张爱玲时代写小说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那是天才与记忆的时代，现在可以谷歌、百度，所有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东西，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都能找到。

看不明白张爱玲的原因，是大家看宫斗和快餐太多了。现在的通俗小说说往往将爱情描写的很世俗，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和女人相争得歇斯底里、不可开交，用一种很八卦的视角去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迎合了读者看八卦的心理。然而好的文学绝对不是去附和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让人体察到人性当中一些很细腻、很容易被人忽视的美好，让读者心里升起对生命的悲悯和怜爱。
纯文学遇冷，通俗小说流行，实质是一种《娱乐到死》。随着互联网、影视游戏深入我们的生活，让大众看到更快速、可欲的消遣渠道。比起经典，通俗易懂对快感的激发更加便捷，人们看一本纯文学书或许要花上数月几年，但一个通俗的视频，几十秒或一个半小时就足矣，过去看书找故事，现在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能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不是大众不再关心纯文学，而是纯文学参与到人们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芳华》这样的电影，它和民国时人们看的《金粉世家》，功用是一致的，那就是大众的一种消遣。一些知识分子期望纯文学能承载思想、启蒙国民，但对大众来说，通俗文学主要是释放情感的窗口，或者就是奶头乐，是听听故事抖抖机灵而已。

张爱玲写的是女人以及女人所有的一切，严歌苓、李碧华讲得是故事以及故事里的喧哗。
有一个当事人的回忆：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时，编剧芦苇说《霸王别姬》是个二流小说，无非男女情爱，格局不大。陈凯歌说芦苇评价太高，依他看无非是个三流小说。我觉的，严歌苓也类似吧。

超越了时代去写人性的东西才能不朽，否则仅仅是某个过去时代的故事。

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读懂红楼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读懂张爱玲相对容易的多。至于严歌苓、李碧华，我说不清楚，只能留给时间去判断了。

写张爱玲和研究张爱玲的太多了，想写出一点点新的东西，好像真得很难。

热心小回应 · 2020-3-15 00:08:51

三位的作品大都读过，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张爱玲写喧腾浮华的馆阁楼院里的悲凉沧桑，写华美的袍里的虱子；李碧华写鬼写妖，写完不尽的爱恨嗔痴；严歌苓写的大多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故事，从这些折射出当时时代的压迫与不公，小人物命运的跌宕。
张的文风颇受《红楼梦》的影响，她自己也说过：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恨事就是红楼梦未完。她写楼台院落，写闺阁陈设等都写得极细致。
“碧色琉璃瓦”、“翡翠鼻烟壶”、“斑竹小屏风”、“朱漆描金折折枝梅的玲珑木屐”、“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她把两手抄在青莲色旧绸夹袄里。下面系着明油绿袴子。”、“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及膝盖，下面是窄窄袴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也像《红楼梦》里的。
她写景，阴湿冷清，浸透了老上海那股子繁华底下的苍凉。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叉叮铃哐啷掉下地来。——《倾城之恋》

她写人，写太太小姐，写富贵人家的做派，而实地里是早已烂透了的。在她眼里，人性的真相不过是些让人哀矜的苟且龌龊，普通人“不彻底的”庸俗味道弥漫了整个时代，她笔下，人是暧昧的，情是暧昧的，美也是暧昧的。
她写曹七巧是如何一步步被金锁束缚而扭曲疯狂阴狠歹毒（金锁记），写葛薇龙沉迷纸醉金迷最后沦为他人敛财工具（第一炉香），写王佳芝的暗杀计划在朦胧情爱里泡汤破产（色·戒）。繁华落尽，也只剩鞭炮纸屑碾碎在烂泥里。
李碧华，其实按现在的话说，算是低配版的张爱玲。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李碧华在《青蛇》里也有相似的片段

我一天比一天聪明了。这真是悲哀！对于世情，我太明白——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每个女人，也希望她生命中有两个男人：许仙和法海。是的，法海是用尽千方百计博他偶一欢心的金漆神像，生世位候他稍假词色，仰之弥高；许仙是依依挽手，细细画眉的美少年，给你讲最好听的话语来熨帖心灵。——但只因到手了，他没一句话说得准，没一个动作硬朗。万一法海肯臣服呢，又嫌他刚强怠慢，不解温柔，枉费心机。

张爱玲用的是白月光朱砂痣，李碧华用的是嫩叶子新雪花。你看李碧华这段文字，她也写得很好，但好，也没能好过张爱玲。张寥寥几笔就将意思给说透了，还说得家喻户晓了，现世谁都知道白月光是个什么意思了。谁知道嫩叶子是个什么词？
李碧华她有灵气，她的《霸王别姬》就写得登峰造极，不知道究竟谁是楚霸王，谁是真虞姬。她写“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写“小贩倚在盐担子旁打瞌睡，狂欢达旦的登徒子此时才醉醺醺、脚步不稳地回家转。地面升起一推火，打铁的工匠开始了她一天的轰击怒吼。汗发出酸馊味。多么鄙俗的人间！”李碧华直接写人间不堪的。你还要仔细看的话，你发现她写一段文字，句号极多。就拿这句来说

她听到好多声音：悲凉的琵琶和筝，弹奏起来。娇娆的女人唱着小曲。渺远的木鱼。更漏。滴答地。房檐上铁马儿动了。是他人来了。门环儿也叩响。银灯高点新剔。不，是风起雪落，冰花片片的微声。心上戳了几把刀子。声音混作一堆。

她写作按着自己心性来的，写许仙是个见异思迁胆小怕事的混账东西（青蛇），写石塘咀名妓如花化作鬼来阳间寻觅故人（胭脂扣），写潘金莲的前世仍旧被宿命折磨颠沛流离（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她的文风，恰就是“楚馆秦楼，莺梭织柳，不过是缥缈绮梦。只落得信誓荒唐，存殁参商。”
严歌苓爱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来写小人物的一生，如南京大屠杀下的《金陵十三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写知青的《白蛇》、《天浴》，移民下的《扶桑》、《小姨多鹤》。严歌苓其实是被低估了的，摸着点文学门路的人听说严歌苓就觉得她好像进不了文学门槛算不得个作家，顶多是个电影编剧。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你再看看严歌苓的书籍能不能算作经典。
就不说《芳华》、《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这些作品，单单拿《白蛇》来说吧，是写文化大革命时代下同性恋的故事，文笔功力和写作手法硬是把我惊艳得魂不守舍。
她的笔调非常敏感，很少用华丽的辞藻，但蹦出的一些文字真能唬得人起鸡皮疙瘩。举一个片段

青年开口了，对撒尿的建筑工说：“畜生。”他声音软和，是字腔正圆的北京话。人都使劲儿想北京话“畜生”是什么意思。人都懂它的意思，却是不懂这听上去很卫生的北京腔。 “说哪个畜生哟？”建筑工说。 “没说您呐。您不如畜生。”青年平静冷淡。跟中央人民广场播电台的播音员一样，每个字都吐得清洁整齐。早晚都刷牙齿才吐得出如此干净的字眼，才有这样纯粹的抑扬顿挫。——《白蛇》

她厉害之处在于把那些小心思，用她独特的语法，带着戏谑玩弄般地给你直白的写出来。一些惨烈羞愤的情景，要用更惨烈坦荡的手法来写。
她写陆焉识在狱中屙不出屎，形容那是像洋人汉堡包，两瓣面包里面夹着一根火腿（陆犯焉识）。她写妓女阿白在摇曳的竹床上接客，那竹床就唱起来，出来了节奏：咿呀、咿呀、咿呀。阿白今晚上有饭吃了（扶桑）。写残缺的老金，不是真正的男人的老金最后赤裸着身子抱着死去的文秀殉情，他觉得他现在是齐全的了（天浴）。
而说了这么多，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大，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是毋庸置喙的，至于李碧华和严歌苓，听说过盖棺论定这个词吗？她们既然还能够继续创作不朽的作品，现在就来评定谁的成就更大会不会太超前了呢？

热心小回应 · 2020-3-15 00:08:52

私以为这个问题下的回答，不少人因为《霸王别姬》对李碧华颇有滤镜。
但芦苇当年给小说《霸王别姬》的评价是：从小说技巧来说，二流小说，不是经典。陈凯歌听完笑道：你的评价比我还高，我认为它是是三流小说。
芦苇指出过，因为李是香港人的缘故，小说《霸王别姬》和老北京还有一定距离，徒有大量感叹和诗意想象，但是故事性破碎散漫。
芦苇后来在改编这部小说时，把老舍的《茶馆》翻来覆去揣摩京腔对白，而且芦苇本人也能说一口京片子，他在电影厂还学了唱戏，那句著名的“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就是芦苇从平时学的戏中灵光一闪摘来的，我认为整个编剧的框架和细节当属芦苇之功，剧本的风格也没有捕捉李碧华的那个范儿，更多的是受了《末代皇帝》的启发，电影的结局也是芦苇和陈凯歌敲定的。
就霸王别姬这个故事而言，剧本比小说好得多得多。
现在很多人读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其实读到的版本是李碧华在电影上映以后再版的，李参考了一些电影情节。
至于最初她自己写的那个小说，可能真的只是二三流。

热心小回应 · 2020-3-15 00:08:53

我高中时，喜欢的是李碧华。李碧华如同藏在一张古画里的老鬼，无野心，飘来飘去，又心思刁钻，并不美貌，偏偏她与生俱来一股气韵，撑出来一股烟视媚行，也算妙人儿。《逆插桃花》穿插同性和宗教，惊世骇俗之外又婀娜多姿；《饺子》血腥猎奇，黏糊糊的，令人联想到案板上的腐肉；《青蛇》哀伤之外更多的是好笑，香港市井式的悲哀；她《生死桥》比较特别，这老鬼终于动了胜负心，双脚落地，暗暗咬牙要写一篇严肃巨著，所以《生死桥》前面铺垫很多老北京风土人情，习俗节气，三教九流，贱民穷人，隐约有些轩昂峥嵘的气度，偏偏写到一半她那股气又泄了，《生死桥》后半部分流于涣散，敷衍，这老鬼原形毕露，只求快点写完。
大学时，喜欢严歌苓。认识严歌苓从《穗子无语》的短篇小说集开始，她一篇《老人鱼》读到我潸然泪下，泪洒图书馆，看周围无人注意，慌忙拭泪。再往后还有《拖鞋大队》，题材新颖，下笔老辣，忍不住重复看了三遍，那种青春期同性之间的燥热，爱慕，嫉妒，恶臭，暗涌，从前我还真没见过有人从这么微小的视角出发写出这么好看的小说；《白蛇》的形式极尽精巧，丝丝缕缕都穷极巧思；《天浴》可能是严歌苓最大气（为什么我会说出大气这个词，哼！）的作品，女作家写出《天浴》不简单，恍惚间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悲天悯人。这个女人比李碧华和张爱玲都有野心，也确实衬得起她的野心，有点巾帼英雄的意思，很佩服。但她的作品读多了，渐渐有些腻味，她美，强悍，蓬勃，有野心，所以她不可避免有些一厢情愿。她的笔下，多得是毫无道理的痴情、毫无杂质的倾慕、高高在上的雌性和母性、终究隔着现实太远，看第一次热泪盈眶，看第二次心中向往，看第三次微笑点头…………看第十次，第二十次，就觉得，弱弱的说一说，有点反智？想想《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白蛇》……那些女主角，无不是所谓雌性和母性，生命力的象征，遮住了名字其实都是同一个女人，同一个内核，同一个模板。所以严歌苓作品虽然多，但是笔下的代表性人物，还真的少。至于后来的《老师好美》《补玉山居》，那值得吐槽的就多了，我没看完。
再说张爱玲，好，好到没法夸。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作家，从高中、大学、毕业、工作，我都反复看她，跟《红楼梦》一样，心里怨恨这女人作品这么少，不够我塞牙缝的，后来又找出来她的杂文看，也写得这么有趣、鲜活、漂亮，真是爱不释手（其实张爱玲有冷幽默的一面，而且她有一种天才性的直觉，偶尔会冒出比较深刻的洞见）。李碧华的书，我是不摘抄的，一股气有什么好摘抄的？严歌苓，也不抄，她是有好句子，但终究不是极品；再说张爱玲，我也不摘抄，为什么？我嫌累啊，我恨不得从第一句摘抄到最后一句，没完没了的抄，还不如不抄。读张爱玲的小说我还感到恼怒，她写《金锁记》的年龄，才二十四岁！我二十四岁恐怕连完全审美《金锁记》的能力都没有，古今中外，在我有限的见识里，没见过在24岁时能有如此成熟天赋的作家。我知道人们诟病她格局窄，觉悟低，我自己也知道，可是文学最初诞生也不是为了传道，文学本身的最纯粹的神秘魅力在张爱玲身上，像古墓里一朵花，缓缓开放。这感觉我对契科夫也有，但是契科夫哪有张爱玲那么曼妙。张爱玲这个人，命运多舛，童年悲惨（她的杂文里面曾经故意不动神色的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年轻时还是外冷内热，后来成了极其冷面冷心的性子，看多了是感到凉薄，还有些作品题材过于琐碎，没什么意义，另外她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些作品不太入流，不想再看第二遍。
综上所述，张爱玲>严歌苓>李碧华。另外，为什么没有提到王安忆啊，这个女作家也很不错啊。

张爱玲、严歌苓、李碧华，三位女作家，谁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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