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主里好像比较少量化历史方面的?
我学经济学,一直是历史爱好者,也不算学量化历史,只是跟着一位经济史的导师做研究。虽然是经济学出身,但是我一直努力尝试用客观的视角看待史学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史并不是在历史专业下的,而是在经济学专业下的。严格来说我不能答这个题,毕竟题主问的是历史学专业如何分析数据,但是实际上经常会有经济史学家是历史学专业的或者经济史学家工作的单位是历史学院,因此勉强谈一下,算是作为一个角度参考吧~
经济史学界对于量化历史有非常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较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认为经济学的那套计量方法应该被应用到整个社会科学界,应该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个人认为很大程度上计量史学(cliometrics)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另一派坚持传统的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依然是解读文本,用到数据的地方仅仅是收集整理最后列表展示,不考虑什么标准差、组中值,更不用说什么交叉分析、回归分析,他们较为关注历史本身而排斥计量方法这种利用数据进行因果推断全然不考虑历史事实本身的做法。当然,也有折中派,折中派又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历史研究需以史料分析为主,通过定性分析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史实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依据一定的理论(历史观)和抽象推理得来假说,再利用计量方法进行检验;另一种认为计量方法是主体,如果理论在模型中得不到检验那么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应该使用模型找到因果关系,然后再回到史料中找佐证这一渠道的材料。
计量方法涉及史学研究方法,所以经济史学界对此的争议非常大,计量派以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学家为主,时常指责传统史学方法的研究不够“科学”,认为传统史学方法没有使用定量的方式确定因而带有主观性,且认为传统历史学家的研究太过于琐碎没有串联出因果关系。相对应的,定性派(我瞎取的名字,可能不能很好概括这一派的特点)往往攻讦计量派的经济学方法太“无厘头”,妄论历史事实只迷信数据,是把经济理论硬往历史里套。其实不止定性派攻击计量方法,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我另一位做宏观经济学的导师)也认为量化经济史的方法是个四不像,既没有讲好经济学故事也没有讲好历史故事。
然而,这种争论的大背景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以毫无疑问的,近年来经济史领域内量化派风头正劲,各大高校的经济史专业纷纷转向量化方法,坚持史学作风慎用计量的大概只有南开了。本来如果这种讨论止于历史学内部,那么个人认为方法论的争议实则是有益于历史学的进展的。但是随着一大批经济学家,拿着有大量缺失值的长时段数据,控制着众多的变量跑回归,得出许多匪夷所思的结论后强行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而无视史实后,方法论上的争议就更大了。很多经济学家仿佛发现了终南捷径,利用历史数据做个简单回归,得出个颠覆性的结论,再用经济学理论强行解释一番,瞬时就会被各大媒体奉为座上宾。当然也有很多时候好的历史数据可以成为优秀的工具变量,厘清很多现代的经济问题的因果关系,但量化方法因为成果良莠不齐而名声也就不堪了。
其实无论国内外,量化方法自被提出起就饱受争议。下引一段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概括的计量史学方法发展历程:1960年有12位美国学者集会讨论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成立学会,次年定名为Cliometrics(计量史学),该学派主要研究经济史,兼及社会、制度。原来1958年即有J.迈耶和A.康拉德发表《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提出与传统研究迥异的观点。1974年计量史学的领袖人物R.福格尔与人合著《十字架上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出版,震惊学界。
福格尔在1960年的计量史学会议上即提出关于美国铁路问题的报告,1963年出版《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认为过去人们将铁路的作用夸大了。又用“反事实度量法”,即假定美国不修铁路而用马车等其他高效运输工具,结果并不差,与用铁路相比较,国民生产总值相差不过3%。
这种反事实度量法一时成为风气,也受到批判。因为历史事物的存在有其社会的、文化的条件和价值,是不能随便否定的。
一般把1960-1975年看作是计量史学派的黄金时代。这时期他们主要研究历史上的单一命题,提出独特的论点,引起热烈的争论。他们一般是用模拟模型或理论模型,建模不是从史料出发,计量也不尽依靠历史统计系列,而常是寻求“间接度量”数据。除反事实度量法之外,还利用排队、中数等比较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进入第二代,研究方向转向人口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也与计量经济史学(此处“计量经济史学”应为“计量经济学”)无甚差异。有些学者如D.C.诺斯、R.P.托马斯则另创新制度经济史。进入21世纪,计量史学已消失生气,混入一般计量经济学分析之中。
计量史学实际上只曾盛行于美国。在欧洲虽有短暂反应,但不成气候。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一度颇有发展,而主要是在史学界而非经济学界。在中国则无响应。 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吴承明先生倡导的历史研究以史料分析为主,通过定性分析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史实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依据一定的理论(历史观)和抽象推理得来假说,再利用计量方法进行检验。对我而言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甚至经济学理论都只是研究历史的工具,经济史虽然是在经济学下的分支学科但其本质是历史。历史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历史研究的是整个过去的人类社会,一定程度上历史是包含经济的(毕竟经济也只能研究过去发生的经济活动,既然已经发生了那就成为历史了)。
最后用我的亲身经历介绍一下经济史如何分析数据。我一共参加过两个助研工作,一个是近代生活费指数、工资指数、物价指数相关,一个是土地改革相关,两个助研工作都是数据收集、处理、整合。前者利用报刊数据库的报刊影印资料把所有的扫描件下载下来(团队中也有人是负责去各地档案馆把数据抄录下来),两个主要报刊数据库中相关的资料共有一万余条近两万条,两个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筛选掉无关的或者零散的统计数据最终下载下来的有五千余条。下载下来后按地区分类,再手工录入至excel中。中间因为各种事耽搁了两三个月,最终这些事情干完一年过去了……而这只是整理数据,还没有涉及分析。另外一个土改相关更为复杂,数据没有影印资料,全靠一位学姐在北大图书馆拍摄县志。据曹树基先生统计全国县志共有六千余本,我们把北大的县志录完共有三千余本县志。(我和学姐说共有六千余本的时候学姐差点崩溃)学姐把县志中与土改有关的部分都拍下来放到云盘上,我和两个室友把县志中乱七八糟的表格甚至是文字表述整理成格式统一的表格。整理过程中涉及很多历史背景知识,包括折亩、成分的定义等等,我室友不了解这些我还要再给他们科普。这次整理数据花了两个多月,但当时几乎是下了课就理数据,没有双休日地干了两个月。
还有一位我导的师兄,经济史博士毕业去了业界,但是此公每逢周末就坐在图书馆里把县志中的清代土地数据数字化,凭一己之力硬是理完了整个山东省的数据。这种毅力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讲这么多只想说对经济史而言数据十分重要,把数据理出来已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其中的繁杂、枯燥真的不是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忍受的,而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后续的研究可能就无法展开,没有这些数据(尤其是人口、土地数据)只有文字的记载就无法有理有据地做出一些历史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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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讲一个常见的误区——认为中国古代数据很少、不可靠。其实明以后的数据还是很丰富的,也较为可靠,但是静得下心整理数据的学者不多。至于明以前的数据那真的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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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一个投稿的问题。量化方法在投稿方面也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传统历史学期刊一般比较排斥量化方法,当然如果做得好的话也会收,经济学期刊一般比较排斥经济史领域,除非编辑本身比较爱好经济史还有被收的可能性。经济史领域内的顶级期刊(无论中文期刊还是英文期刊)在许多高校的期刊分级里属于B刊,所以如果投经济史期刊哪怕投到了顶级期刊其实对于博士毕业、职称评定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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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几篇论文也是讨论历史的研究方法的,作为推荐阅读放在这里吧~
[1]陈争平.大数据时代与经济史计量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06):53-58.
[2]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9(05):104-113+178.
[3]陈争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01):99-104.
[4]陈争平,常旭.梁方仲对经济史统计工作的贡献——兼评经济史研究中的统计方法与计量经济学方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6(02):150-157+160.
[5]王玉茹,张玮.国际经济史学研究的新趋向——从第十五届世界经济史大会谈起[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66-71.
[6]孙圣民.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融合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9(04):142-161+207.
[7]隋福民.经济史: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02):97-103.
[8]陈争平.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新世纪经济史学刍议[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03):110-116.
[9]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1(06):171-185+208.
[10]吴承明.论历史主义[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02):1-9.
[1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01):1-21.
[12]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J].文史哲,1983(02):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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