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好是日本史作业。顺便来回答一下。
中国古代也存在贵族，在秦汉之前的通过分封制度形成的贵族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和日本有一些相似。以贵族政治为主，应该算是贵族社会。
但是秦汉以后以郡县制为主，标志着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虽然保留了封爵之举，以后仍有爵位贵族，但是被皇权压迫。
随着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有一些倒退，门阀士族兴盛的一段时期，也起到了主导政治的作用。
隋唐的关陇集团以及关东集团，都在皇权的打压下渐渐衰弱。唐末以及五代十国战争的频发导致中国大门阀士族的灭亡。
宋之后虽然仍有封爵贵族，但是主要皇权贵族为尊服务于皇权，实际上仅仅只是有一些特权的被统治阶级。封建专制达到顶峰。
贵族，最初指的封建社会中，因权力、财产高于其他阶级而形成的上层阶级，包括军事贵族、世俗贵族、宗教贵族。经过演变，贵族制度在一些国家延续下来，形成了稳定的贵族阶级。
如果但从爵位制度来看贵族的话，中国古代的爵位制度源远流长，下文政治也会涉及。《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战国时期,秦国从商鞅变法以后,取消王族封爵,立二十等爵制以赏功劳(主要是军功)。从最高的二十等到最低的第一等,依次是:彻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西汉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并存,一直延续到清代。 秦以前君主称王,封爵中最高的一等为公。秦始皇称帝,西汉以后最高封爵为王,皆封与皇子。西晋以后,皇族封爵与功臣封爵名称合并,但最高一级的王、亲王只封与皇族。至明代,在爵位中加镇国将军、镇国中尉等名称。清朝皇族爵位分十四等,其中贝勒、贝子是满语“天生贵族”的音译。
下文将从中国古代贵族的演变进行概括总结，并且浅显地分析一下原因。
中国的贵族阶层的演变基本总结如下
关键词；爵位 世卿世禄 察举制 九品中正制 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门阀 关陇集团 科举制 白马之祸 荫官制 议政王大臣会议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中国自夏商周三代施行诸侯封建制度，但是商朝之前的并没有历史依据可循，《通典.职官.封爵》记载，自尧帝、舜帝以及夏朝，置五等爵：公、侯、伯、子、男。但是并没有留存依据。
商朝置爵三等：公、侯、伯，无子、男二等。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尚无定论。
中国早期的爵位制度和西欧在中世纪时期大分裂的社会有共同点，贵族拥有爵位、领地，在自己的领地内作为君主，而同时又对高一等级的君主效忠服役。
其代表性制度为周代的五等爵制，主要规定了在天子（在周朝指整个古代中国的君主）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天子是天下共主、除了作为贵族拥有自己的直辖领地外，统辖所有的诸侯，而诸侯按照爵位等级治理领地、统辖下级附庸贵族。
诸侯封建制度到了东周开始逐渐乃至全面崩溃，如春秋时期的楚国，本为子爵，因不满其国大爵小，要求周王升其爵位未竟，于公元前704年称王；其后其他六个主要诸侯国也纷纷称王，周天子仅为名义上的“天子”。
各个分封贵族都尤其自主性与独立性。世卿世禄制，甚至可以称王，自立门户。这一段时期是中国古代贵族政治的顶峰。应该可以称之为贵族社会。
2.但是随着秦国统一六国，秦始皇开创的在中央，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地方郡县制，标志着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贵族的政治权力由先秦的主导地位变成了服从于皇权的从属地位。传统的分封封建贵族开始被官僚贵族取代。
传统的分封封建贵族的最后一位，就是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是楚国贵族项燕的后代，从小就是贵族气质，秉承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把秦王朝灭了，试图恢复先秦的分封贵族统治。但是楚汉相争输给了刘邦，刘邦并不是传统贵族，他实行的还是封建君主专制。地方上是郡国并行。带有一些分封封建贵族政治色彩，但是他开创了 非刘姓不称王，杜绝异姓王。加上汉景帝的削藩，汉武帝的推恩令，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得到了不断加强。贵族政治为主导的体制消失。
传统的贵族逐渐被新兴的官僚贵族取代，以前的世袭制度“世卿世禄制”被察举制取代。
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年—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了官僚选拔的察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由于汉朝选才之权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员之手，人为因素对选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当时被举者占四分之三是现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特别在东汉后期，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汉代的察举制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都使 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壮大，取代传统意义上的贵族，成为了当时有一些特权的贵族阶层。
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出仕。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甚至不惜谄附、贿赂以求固结。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东汉后期 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而且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门阀士族的壮大，最简单的，南北朝的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山东临沂王氏（王静莫非是贵族后代哈哈哈）。
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的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东晋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都要起立相迎。
"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也反映了大门阀士族为主的贵族政治达到顶峰。历史好像有一些倒退。而此时北方的大士族门阀，关陇士族门阀也在不断崛起。南北都被士族门阀所把持，而且真正的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
随着隋文帝统一中国，隋唐的兴盛其实都离不开一个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六镇胡汉关陇集团或武川镇军阀。武川镇军阀之名来自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记卷十五，其中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陈寅恪再提出新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陇集团一词为陈寅恪命名，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最早源自宇文泰的八柱国，由北魏六镇武将、代北武川镇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豪族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组成。
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的后人建立了隋唐。
例如，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其后代是隋朝皇族。杨坚本身便是关陇集团的一员。杨坚建国，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
至于唐朝，李唐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其后代是大唐皇族；还有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贺若弼、韩擒虎、李靖等也都是出自关陇集团。
隋唐时期，关陇集团摇身一变变成了天下最具权势的皇权贵族集团，先是打压其他贵族集团。但是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皇权和老的集团势力最终还是发生了碰撞，皇权要发展，就必须挣脱关陇集团的束缚。比如李世民重用关东豪杰来制衡，李治通过立武则天为皇后来打击关陇集团的代表长孙无忌，武则天大开科举选拔寒门书生，都是皇权为了挣脱集团势力的束缚的一些手段。隋唐的科举制其实也是为了削弱之前的门阀士族把持仕途这一弊端。把入仕的权力由被门阀士族掌控变成皇帝牢牢把控。
随着这些手段的实施，关陇集团成员出将入相的比例已经是很小，他们也不再坚持关中本位制。关陇集团和关东集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斗争。“安史之乱”后，势力衰弱的关陇集团与关东的“五姓七家”合流，共同撑起唐朝的半壁江山。
但是，不论“关陇集团”还是“五姓七家”，最后的结局都很凄惨、先是长安城的皇亲贵族被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给屠了。黄巢下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可见，大齐是由农民军文武官与唐官僚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农民军憎恨官吏，对唐宗室、公卿士族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宰相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等藏匿民间，被义军搜出后“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綦拒不投降，“举家自杀”。投降黄巢的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因匿公卿于夹壁墙中，事发后被杀。
大唐苟延残喘了一会儿之后，迎来一位他们很不欢迎的男人，朱温。唐朝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六月，由于计划篡夺帝位，朱温指挥他的手下，将唐王朝最后的王公贵族们，在一夜之间几乎斩杀殆尽，并将他们的尸体全部扔进了黄河，史称“白马之祸”，“士族清流为之一空”，中国的贵族们，走到了集体灭亡的边缘。把“五姓七家”的人都扔到黄河里头了这标志着：实际控制了中国500多年的关陇贵族集团，他的根系势力彻底灰飞烟灭。
至此以后，中国再无真正意义上的门阀大贵族......
4 进入五代十国后，武人政治横行，战乱频繁。开头提到的一些士族门阀家族，在时代的战乱中不要说出人头地，后代子孙连性命都堪忧，从此以后，中国的这些贵族阶层，开始脱离了中国政治的核心，许多贵族子弟要么在战争之中遇害，要么迁徙到了南方，家世最终逐渐沦落，变得跟一般的家族一样，无复当年的辉煌。
进入到宋代后，科举昌盛，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矫正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武人政治的弊端，也非常鼓励读书，据说赵匡胤在祖庙中就立有石碑教育后人，其中三条训令，第一条是不杀柴氏子孙；第二条是不杀读书人和提意见的人；第三条是子孙有违此誓者，皇天不祐！由此可见，宋朝的开国皇帝对于寒门士子和读书人的超级重视，因为世间已无贵族，皇权必须更多地依靠寒门士子们来辅佐。
而根据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梁庚尧等人的统计，以《宋史》中列传的北宋人物共1533人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其中共有845人，也就是占比高达55.12%的人物，完全是平民出身，祖上没有任何人做过官，这也透露出，中国古代贵族，在唐朝时仍占朝政绝对多数，但到了宋代，朝堂上已经是平民出身的人占绝对多数了。
宋代的科举制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备，科举制度的彻底推广，把所有人拉到同一起跑线上来评定官级。
当然，宋朝以后官宦子弟继续当官的还是很多，我们无法否认富裕家庭的读书条件要好一点。宋朝有很多荫官制度，但是即便荫官，想坐到高位的始终还是需要一些水平的。相对于门阀士族时期以及好了很多。
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国家，他干的就是划分等级制度，又来了个倒行逆施，元朝官僚机构中绝大部分为蒙古、色目贵族和受提拔的胥吏占有的情况，这一点时元朝吏治比其他封建王朝更加腐败黑暗的基本原因。元朝上层的蒙古、色目贵族，多是文化水平浅陋、不识时务、贪婪昏庸之辈。元朝大量的中下级官吏则右州县衙门的刀笔胥吏提升而来，这批人缺乏封建道德和知识教育，专以盘剥敲诈为务。历代封禁王朝对贪官都有严刑惩治的明文，惟独元朝不给官吏发放俸禄，官吏所辖州县类同封建采邑，等于公开放纵官吏“吃人肚皮”。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偶尔检查吏治，一次发觉贪赃官吏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这仅仅时揭露出来的中下级官吏之一部分，有势力的上层贵族更不在其中。元朝这种排斥科举取士，上层用贵族、下层用胥吏的仕进制度，违背当时中国国情，时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大明的兴起是必然的，并不是贵族的和尚出生的朱元璋开始，中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科举制也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君权不断加强，连宰相都废除了，皇帝更不可能容忍威胁统治的贵族阶级存在。这一时期多以皇亲国戚为主，贵族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必须安安静静的服从于皇权。
清朝贵族当然是以八旗贵族为主，后金建立的少数民族帝国开始的时期有一些落后性，八旗贵族的权力很大，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为代表。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中国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但是康熙开始，逐渐被摒弃，南书房，军机处的设立都是为了避开贵族政治的影响。八旗贵族仍有特权，但是无法左右皇权。
中国古代的贵族，也有很大的特权，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方面都有特权。尤其是先秦，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阶层可以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贵族政治主导地位没有办法长期存在。
自己简单地总结是：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以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以及中央集权制度为主，君权至上，封建君主，皇帝绝对不允许其他的贵族阶层势力去威胁自己的统治。当然，也有特例。政治制度上就决定了贵族政治难以为继。
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贵族政治的四分五裂而治不符合中国国情。
贵族社会，贵族政治的形成代表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阶层不互通，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是读书人，是儒生，贵族政治必定会遭到反对。
中国的贵族基本上都是开国有功而兴起，没落也大多由于皇帝不信任或者是改朝换代。中国改朝换代过于频繁，战争相对较多，贵族本身都难以长期保存，贵族血脉都不一定能流传下去。更不用说贵族政治想长期存在。
中国的贵族，包括皇帝，都没有像日本一样的神化那么严重。更多是以行政首脑，而不是神的形象进行统治的。中国信奉的是儒教。皇帝犯错，也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下诏罪己。不用说贵族了。
中国一直存在一种说法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人们认为“那些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皇帝其实是人人可以做的”。作为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不是在强调君权的崇高性，更多是强调其背后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等级秩序，这与儒家所强调的应遵循的“仁义道德”秩序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比起纯粹地敬畏崇拜皇权，人们更看重的是道德与秩序。因此这种思想为后世对皇权的尊崇提供基础的同时，也为限制皇权奠定了基础。与日本天皇脱离具体政治事务而作为一个精神象征的符号、具有完全的神圣性不同，中国皇帝在实际的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没有完全脱离政务，因而只是人间帝王，世俗皇帝，更多的是以行政首脑而非神的形象出现。无论是德政还是恶政，他们必须要承担责任，政事出现失误，往往还要下诏罪己，甚至禅让。由于不是万世一系、不可替代的神，因而就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其皇位也一直是被觊觎的目标。
补充：历代都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应该注意的是，在古代背景下提出类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那些人，他们反对的是当前政权下的”王侯将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皇权和天命论。他们提出这种口号的目的更多是着眼于现实政治上的意义，也就是利用这个口号来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起自己为主导的政权。这也是为什么当起义者获得成功并成为统治者时，就转而对民众进行镇压，开始强调皇权的神圣而镇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具有反抗精神的口号了。
中国人民本身具有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反抗精神，如积极进取和反抗压迫、反对天命的思想，不甘心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等等一系列原因。
160744022 谭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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