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黄河以南的经济与漕运正在恢复,一个以开封为枢纽、以水路运输为纽带的跨区域市场正在形成(宫崎市定,1943),在支持庞大的禁军与中央政府的同时,也吸引着更多的士人、武人乃至商人来寻找自己的机会。而随着对南方的征伐,黄河下游、渭水、汴水、淮河、长江中下游乃至鄱阳湖水系正在被联系起来(见上如),在十一世纪中,谷物的价格将更加紧密得相关联——标志着一个全国市场的雏形(Guanglin William Liu,2012)。开封正在成为这个市场的中心(久保田和男,2012)。
总体而言,持续的战争使文官系统变得更加专业与高效。新时代的管理者熟悉文书的运作与钱粮财赋的统筹,而唐以来延续不断的词臣掌握着帝国的诏令,维系着王朝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许多新的家族在不同的地区积累了财富,并愿意投资部分子侄追求科业——即使他们的成功的希望依然渺茫,但这无疑可以巩固家族在地方的积累(愛宕元,1997)。秦州的王仁裕家族是五代后期极好的例证,而同乡李益则呈现了一种更真实的风貌。他通过管理酒场积累了大量财富,并送出了一名进士。在本地,他拥有数以百计的随从,足以胁迫郡守以下的官员。在开封、河内,他有着广阔的社会关系,甚至可以在官府之前获得来自开封的信息。在978年,宋太宗决定斩除这一地方毒瘤,但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势力者遍布帝国的各个乡村(Brian E. McKnight,1992; 黄宽重,2004)。
开封的宋廷始终在与各个社会阶层分享财富。即使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他们甚至与商人、富民合作,从专卖中分享巨额利润(宋朝盐酒茶专营等手段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 社区用户的回答)。基于税收,又进行广泛的再分配:他不断扩编军队,吸收社会上的游民,从而中和可能的不安定因素(邓广铭,?/2010)。他大规模录取进士,雇佣官员,维持统治阶层表面上的流动性,并强化政权在基层的基础(John W. Chaffee,1995)。对于高官的子弟,他们提供大量恩荫入仕的机会,使得文武高官的家族——至少在两、三代人之内——可以常享富贵(何冠环,2003)。他利用国家祭祀与仪式,塑造崇高感的同时,并以此为契机扩大封赏的范围,收获更广泛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