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5 月 28 日日本赤军前领袖重信房子出狱？

如今已经年过古稀的重信房子重获自由，这一新闻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桓温征蜀，犹见武侯时小吏”。
我们都知道几乎不可能真的有“武侯时小吏”能够活到桓温灭成汉的年代，但桓温和蜀汉遗老的相遇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又为什么会得到时人的广泛接受，乃至后来被房玄龄编入《晋书》呢？
任何一则典故的产生与广泛传播都代表了群众的某种共同心理和相近认识。简言之，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侯时小吏”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短暂地来到历史舞台中央，作为一位旧时代的残党给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桓温来一记当头棒喝，告诉他：一、诸葛丞相取得的功业太尼玛牛逼了，简直就不是人做的；二、诸葛丞相死后的日子太尼玛糟糕了，简直就不是人过的。
与“武侯时小吏”一样，重信房子是不属于眼下这个时代的。她属于那样一个时代，一个西方现代性遭到剧烈袪魅、全世界受苦的人以英雄主义的姿态进行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主体性的时代。无论是占领工厂的工人还是筑起街垒的学生，对于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都是笃信不疑的。而且这种信心不是来自某种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建立在他们高度的政治行动主义之上。东风吹，战鼓擂。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归而言之，“武侯时小吏”和重信房子让我们回忆起激情燃烧、豪情万丈的往昔，并对极为不堪的现在露出阴冷同时也带着一丝无奈的微笑：“你也配？”
桓元子已经是东晋最会折腾、最有可能带来变数的人杰了，但在光辉万丈的诸葛武侯以及益州百姓对诸葛武侯的普遍追思面前，大司马仍然切身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已经持续三十余年的后冷战时代是比东晋更加无聊无趣、更加缺乏生机的一潭死水，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胆识和气魄远不如桓大司马的贵物。面对重信房子——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个被詹明信称为“全人类大解放”和“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六十年代”——之时，正道世界理应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栗与不安，回想起被“第二个、第三个、许多个越南”的口号吓得惊慌失措的狼狈模样。

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