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作为历史古城，为什么在近代没有成为湖北的省会城市，而是武汉取而代之？武汉是如何崛起的？

在此讨论的是荆州城（古代常被叫做江陵），不是讨论的那个覆盖范围包括湖北湖南等地的古九州之一，当然也不是关羽大意失的那个荆州。

虽然问题的表述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仍不失为一个好问题，事实上，我个人一直认为武汉的兴起在中国历史的城市发展史上很有代表意义，而论武汉则必不能单论武汉一市，而需放大到全国的视野、通史的尺度。为理解方便，以下行文均采用现在的称呼。

现代武汉的形成，《天津条约》将汉口立为通商口岸无疑被当做代表性事件，这点@楼学兄已经指出，但窃以为武汉优势地位的确立要早于此，为什么这样说：
一来，汉口已经早就成长为全国性的商贸口岸，否则列强也不会选这样一个深入内地的内河港口，即开埠更多的是结果而非原因，对比同样是《天津条约》通商口岸的其他城市（如营口、烟台、汕头、九江、镇江）的日后发展，也不妨作为一个反证；
二来，自元代重新分定全国的行省，武昌就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并延续至今。它所取代的是今襄樊、荆州两市的省会地位，也是我们要拿出来对比的三城

北宋行政区划图，此时襄樊、荆州的地位还远大于武汉。

而说到这，就不能提到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宋元巨变（我自己发明的词，因为越读史，越觉得宋到元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次翻天覆地的冲击）
这里抛开其他政治、文化等不谈，则中国的经济地理结构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之前
在宋及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主要还是在黄河-渭河一带，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向周边发散

这时从中心到荆楚是走南阳-襄樊-荆州一线，手绘陋图，勿喷~~
到宋时，这种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甚至成为北宋覆灭的主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江南虽然已经是经济重心，但尚不足以撼动黄-渭中心区的核心地位。
之后
而经过自五胡乱华到辽金元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特别是金灭北宋、元灭南宋之战，促使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几大变化：
1）更多的衣冠南渡使江南彻底成为中国的经济核心区；
2）北方在历代诸国的交错中也在找寻自己的经济重心（如大同等选项），并最终敲定为北京
这点看宋元前后的都城对比就很清晰了，宋之前都城之选仅在长安、洛阳、开封而已；元之后，都城只在南京、北京。
3）作为1的延伸和海洋时代的到来（这点是外因），岭南的经济也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三极之一。
以上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似乎有点跑题，只是想说：元之后，中国的经济地理结构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央发散型（所有的交通干线都以长安、洛阳为基点），而需要更大的结构来支撑，这种结构逐渐演变成为由几条东西-南北向的大交通干线所构成（大致如今日京沪、京广、陇海、沪蓉几条铁路线以及长江航道）


武汉的优势地位即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即位于南北干线和东西干线的交汇点：
东西干线很明显，就是长江，这点因为江南的发展而被极大的凸显出来；
南北干线呢，原先的南阳-襄樊-荆州一线由于长安、洛阳本身的衰落，以及向北不便沟通北京已经无意义了，而变成了现在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广州一线。

对比武汉、襄樊、荆州三市，诚如@nehuo所引《湖广方舆纪要序》中述，其中荆州之于湖广，原文已经写的很清楚了；襄樊之于中国，我在问答为何古代战争都强调长江天险？长江那么长，别的地方不能渡河吗？中恰巧也有涉及；唯独武汉之于东南，似乎有点一头雾水——非常巧，我们不妨看看元灭南宋的进军路线图：

看出点眉目了吗：襄樊是整个中国南方的锁喉；武汉是东控江南、南通湖广的枢纽；荆州则是湖广的门户——顾祖禹一文，简直和这图严丝对应啊。

综上所述，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大发展的产物，这个大发展催生了了北方、江南、岭南三大核心区，衍生出了如今的交通干道网，今日中国的框架即由此而定，而武汉，恰恰是这个大发展的代表性产物。

PS：我自知以上论述中，需要斟酌、充实的地方很多，但只是提供一种大思路，窃以为对武汉发展的思考，应该从以上思路才能获得最通透的认识。
PPS：武汉、襄樊、荆州三个城市恰巧又是孪生城，这点着实有趣。特别是武汉，给自己的博文做个小广告城市的骨架（2）_iltardigrado_新浪博客，针对武汉三镇的诞生、发展和城市肌理做了点小研究，欢迎大家来指正。

看了前面答主 @王春阳 桑的答案，基本赞同，少数地方略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样吧，我再补充说明一下。今天事多，时间有限，打字快了，错字漏字估计都少不了，诸位就别在错字上计较了~~


先说明——
首先，汉水于成化改道前，汉口也不是洼地，而是已有村镇，规模不大，且附于汉阳而已。其次，既然题主设定时间为近代（1840-1919），那在此期间武汉三镇中，汉口起声势最快，发展成独立沿江商埠，甚至某些方面还后来居上，超过汉阳、武昌（如从二鸦开始，开辟英法俄等外国租界，成为对外西式商业城市格局）。故笔者从永乐迁都开始，以清代和晚晴近代为主要时期，专说汉口历史变迁。至于计较武汉三镇当中，谁历史资历最老，谁最该做老大这个地域色彩浓厚的口水战老问题，笔者从不参与，也不希望本答案沦落成这个口水战牺牲品。解释完毕



王桑的观点：“窃以为武汉优势地位的确立要早于此（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条约》规定武汉开埠）”。那么，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呢，王桑原文里说的是“宋元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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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基本赞同他的第一句，同时修正他的第二句。
首先，更正一下啊，确立优势地位的不是今天的武汉，而只是武汉三镇中位于江北的汉口，不包括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


一、
至于这个时间点，宋元之际其实还不明显，标志汉口地位崛起的历史时间点有两个：一个是明初永乐时期，另一个是在明朝中晚期的隆庆、万历朝。

荆州这个地方，在宋元之际的战乱中，毁损严重，元朝把这个城毁了。但是到了明初，还特意重建了荆州城，说明在明初，还是很看重荆州的重要性。明初的首都是长江下游的南京，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荆州、汉口等都是沿江这一线上的物流据点，基本是平等地位的。
但是，随着永乐迁都北京，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汉口地位开始缓慢的上升。
北京是个物产不丰富的政治城市，单一强调首都功能，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起迁过去的政、商势力聚居在北京，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过去物资，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成了国家物流的大动脉。
这点在元朝本来就如此了，到了明朝，这个功能不仅强化了，而且管束力还超过了元朝——按照明朝的漕运管理体制，对于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管理范畴，不限于运河，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粮食产地江汉、两湖。
也就是说，汉口所处的江汉平原与两湖地区，是大运河漕运的起点。汉口成了重要的粮食物资集散地。能运粮食，也可以运其他物资。从这里征收上来的粮米物资，先延长江水路到下游，然后转入大运河，北上北京。
这样一来，汉口就不仅是长江这条东西向水运物流渠道上的一个站点，还拐弯向北，成为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长江”水系漕运系统上的起点了。
而同时期，荆州没有发挥过这个功能。由此导致，就从明朝永乐时期开始，汉口的重要性超过荆州了。




二、
到了明朝隆庆、万历时期，第二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出现了。这就是“俺达封贡，经略辽东”。
这八个字，概括了两件事——
第一是位于今天河套地区的漠南蒙古土默特的首领俺达汗与明朝和解，明朝加封他王爵，同时开边市，蒙汉边贸兴起；
第二主要是李成梁经略辽东，把原先当地混乱的、朝廷对建州、海西女真的羁縻、安抚工作整理的很不错，同时，又强力征讨辽西一带的察哈尔图门汗，辽东马市大兴。
那么，这两件事在经济上，导致什么结果呢？
一个塞外河套地区、一个辽东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局势比较安稳的市场。这可是巨大的商机啊！！
与这两个边贸市场挨着的，是山西、陕北、北直隶和山东，胡汉互市一开，交易量剧增，这四个省份的物资，根本满足不了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蒙古牧民中消费量巨大的紧压茶，这四个北方省份都不出产，只能从南方运。
这就刺激了商人要从更远的、也是物产更丰富的南方，把更多的内地物资，茶叶、糖料、铁器、布匹与丝织品等等，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同时，边塞市场蒙古、女真的大量土特产，皮毛、畜牧业产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枸杞，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也要运到南方去。南北之间，互通有无。
然而，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却出现了一个矛盾——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
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路就这一条，还这么窄。
瓶颈问题出现了。

怎么解决呢？很简单，也容易——再开辟一条路呗。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出现了。
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南茶北马”

下面这张图，是我2015年创作《清代旅蒙商述略》一书中，考证的明、清朝南北商路。原图尺寸太大了，我截出其中和一部分——

图中用字母A标出的，是“南茶道”；
用字幕C标出的，是“北马道”
“南茶北马”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其实就有了，但是规模有限，声势还不大。随着“俺达封贡、经略辽东”的实现，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

A：南茶道，主要是指主要产自福建的红茶，供蒙古族熬奶茶用，当然不止茶叶，还包括布匹、手工业品、铁器、各种饮食料等等——
1、山西茶商在福建下梅收购武夷山周边茶叶，先从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广信府河口镇，顺信江而行，经江西弋阳、贵溪、安仁（余将），入鄱阳湖，经九江口入长江，溯长江而上至汉口；
2、再取汉江水路，上溯至襄阳府；
3、由襄阳再经唐白河水路，向东北方向上溯，抵达河南赊旗店，水路在此结束，进入豫省境内。
第二阶段为旱路：
4、自赊旗店出发，经裕州（河南方城县）、叶县、宝丰、汝州、偃师，抵达孟津渡口过黄河；
5、经孟州、怀庆府、入太行陉到山西泽州（晋城）、潞州（长治）、沁县或武乡、祁县、太原、代县，至雁门关、黄花梁；
6、茶路从黄花梁始分东西两路，东路为大同、阳高、怀安、张家口，西路为左云、右卫、杀虎口、归化城；
7、东、西两路分别从张家口和归化城启程，东路经塞尔乌苏、库伦，抵恰克图，出恰克图取道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西路经赛尔乌苏向西到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翻越阿尔泰山，前往新疆或哈萨克。

B、北马道，指北方草原各种畜牧业产品和辽东的人参、貂皮等等——
从蒙古草原收购的马匹，其一是入山西晋北的杀虎口，经神池、五寨、离石（今山西吕梁市），到达洪洞县，在“大槐树”马市上交易；
其二是入杀虎口，经左云、朔州、宁武、太原、祁县、武乡，到潞安府（今晋东南长治市）马市；其三是从潞安改道东北方向的黎城县、出东阳关进入直隶省，再经过彰德府（河南安阳）过黄河到开封马市；最后是从开封再经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翻过大别山，经孝感到汉口。当时旅蒙商都遵循着一个不知怎么兴起来的迷信讲究，叫“活物不过大江”，认为贩马生意过了长江不是好事，不吉利，由自己经手的马匹向南最远就到汉口，在这里统统卖给当地牲口贩子，由后者再向长江以南零散贩运。
而辽东的人参貂皮等，也是沿着辽东——京师——北直隶官厅大道——河南——大别山这一路旱路南下，到达汉口。

由此导致，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汉口，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中继点、货物集散地、批发零售中心。
从南方福建来的茶，一直走水路，到了汉口，就要准备舍舟上路，改走旱路了；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山货土特产，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就不在继续南下，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
这样一样，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长江水运）、南北方向（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同时，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转运中心。
荆州在这方面，又落后了。
在明朝末年，汉口的地位，全面超越了荆州。



三、明朝说完了，我再说清朝。
清朝初年，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广阳杂记》中，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总结有“四聚之地”——北京师、南佛山、西汉口、东苏州。
可见，到了清初，汉口早就是商埠通衢要地，地位已经全面超过荆州。
那么在整个清朝，汉口的优势地位，堪称是再接再厉。

明朝的俺达互市，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喇沁等少数部族。到了清朝，随着清军对漠南、漠北、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笼络，把整个蒙古和新疆、甚至中亚部分地区都纳入版图，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
偏偏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外商——俄罗斯。俄国人喝茶的嗜好，一点不比中国人差。他们和蒙古人相同，也是喝发酵的红茶、紧压茶。于是在康乾时期，中俄达成在恰克图互市，又开辟了对俄国市场。需求量更大了
南茶北马线在清代的更加繁荣，汉口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四、最后，我说下晚清。
我再重复下 @王春阳 桑那句话——“窃以为武汉优势地位的确立要早于此（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条约》规定武汉开埠）”。
就这句话，我说的再具体一些：
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和太平军长期在南方数省反复拉锯，导致由北方通往福建的运茶路中断了。那么晋商随后就在湖北、湖南寻找了第二个水土气候适合种植茶树的地域，比如著名的羊楼洞。
这样一来，就使汉口，成了这一地区发酵紧压茶的加工、集散市场与运输中心。
另一方面，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随着汉口开埠，外商可以来投资了。
但这可不是今天平等姿态的吸引外资，而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外国租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同时太平天国战争还没结束的1861年，英国就在勘划出租界，到光绪年间，又有法、俄等国设立租界。这就使汉口成为一临江的、采用西方城市规划风格的商业城市，他在城市规划、硬件条件等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汉阳与武昌。

这时候，嗜茶如命的俄罗斯人，光从中国买茶叶都不行了，干脆来汉口开茶叶加工工厂。湖北最早的近代工业，就是俄罗斯人在同治年间开设的茶砖加工厂——汉口的俄商“火车头”砖茶厂，使用一台从普鲁士买来的二手蒸汽机（由一台快报废的火车头改装）提供动力，驱动从英国购买的压茶机




五、
前面从一到四，四个重要历史事件，其实，经过第一、二个历史事件，汉口NO.1的老大位置就已经确立起来了，后面第三、四，不过是继续加强优势而已。
那么这第五件事，也类似——
什么运河漕运啊，还是旱路啊，在铁路这个现代化交通方式面前，都落伍了。
晚清末年，二十世纪初，京（平）汉铁路全线竣工，这条南北大动脉修到了汉口，意味着什么，还用再解释吗~~





OK，我的解答结束了。打字超级快，有错字也没时间改，以后抽空再改吧~~

《湖广方舆纪要序》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
      元朝开始武昌崛起，后来汉口勃兴，更没有荆襄的位置。

那些张嘴就是来吵架的知友，麻烦你们查看一下问题日志。没有人要质疑荆州的历史地位，但古九州之一的荆州和今天的荆州并不是一个概念。

以下为原回答：
第一个问题恐怕无法回答，古代的荆州和今天的荆州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只是恰巧名字相同而已。问题不在于荆州作为古九州之一，而在于荆州、襄阳的确是湖北境内较武汉为早发展起来的两座重要的古代城市，其具体的原因可以写很长的论文，简单的了解可以参见维基百科。
至于武汉城市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盘龙城，临江、平原、接近铜矿区都是发展古代城市的有利因素。至于近代的发展可能要归功于《天津条约》中将汉口划为口岸，开埠后的汉口占尽了地理优势，是长江黄金水道和第一大支流汉江的交汇处，又正好处在北京-广州南北走廊的中间，其水陆的便利使整个长江的上游、湖南、江汉平原都可以成为武汉的腹地，商埠的贸易量也一度仅次于上海。
其次是汉阳的发展得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包括汉阳铁厂在内的汉阳工业是清末国内数一数二的近代工业成就，也可说因此得风气之先，使民风开化，革命思想亦有很大受众，所以辛亥首义爆发在武昌城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与湖北新军、武汉的工业发展等有密切的关联。
可以这么说，汉口奠定了武汉的经济地位，汉阳奠定了工业地位，武昌则奠定了政治地位，这些资源都已不是近代的荆州可以相比的。尤其是当京广之间的南北通道和沪蓉之间的东西通道建成以后，武汉将更加确立华中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荆州相对而言的边缘化是在所难免的。

其他各个方面，前面的诸位都答了很多，也答得很好。

咱家只是补充一下。

当年，在北宋时期，今武汉市属于两个建制。

1、鄂州

2、汉阳军

而荆湖北路的首府，其实长期是荆南府，即江陵。景定元年，即公元1260年，制置司移治鄂州。

（南宋初时建制较乱，当时曾将鄂州、岳州、潭州、永州、郴州、道州、桂阳军等设为东路，安抚司设在鄂州。但到绍兴二年时，又改回荆湖南北两路，南路治在潭州；北路先在鄂州，后在江陵。此外需说明的是，荆湖北路转运司长期在江陵！）

为何入元以后，湖广行省首府变成鄂州了呢？

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一点：

岳飞在绍兴四年时，按照宋高宗、朱胜非、赵鼎等人的谋划，自江西九江携全军来鄂州。

之后他以鄂州为基地，北上收复了荆襄六郡，南下平定了湖湘地区的钟相-杨么起义。

一直到绍兴十一年出援淮西为止，他的主要活动基地都在鄂州。

在他死后，其余部就整编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司”诸军，并保有号称“江上最冠”的水军，同时期荆南府实际上只有两万的兵力，不到鄂州诸军的一半（后期不到三分之一）。

如：
（前略）三衙外，但有韩张岳三军，今镇江大军韩氏部曲也，建康大军张氏部曲也，鄂州大军岳氏部曲也，惟荆南、江、池皆绍兴末新创。

再加上鄂州同处汉江与长江交汇处，荆湖南路前往上游襄樊等地的后勤物资，四川东下江浙，浙江西上川湘的客船和货船，都需要在鄂州置办物资（见陆游入蜀纪）。从荆湖南路来的军粮向汉水流域的诸多要塞供给的时候，还要换专用船只，水浅时还需要换竹排，即所谓的换竹。

如：
二十三日。便风挂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风。食时至鄂州，泊税务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赠江夏韦太守》诗云： “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盖此郡自唐为冲要之地。夔州迓兵来参 [ 114 ] 。见知州右朝奉郎张郯之彦、转运判官右朝奉大夫谢师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错 [ 115 ] ，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二十五日。观大军教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 [ 121 ] ，旗帜精明，金鼓[ 122 ] ，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 [ 5 ] ，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中略）由江滨堤上还船，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 [ 22 ] 。盖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

鄂州在南宋时是实际上的川、湘、浙、襄地区的物流中心，因此设有兑换务。

岳飞北伐期间缴获的军马（最多一次曾缴获过一万匹），以及之后南宋政府与西北吐蕃民族进行茶马贸易获得的军马，都以马纲的方式自襄阳等路线下到鄂州收养，再等待分派。因为这里设有一个马监-汉阳监。

如：
“诏令茶马司将岁额川陕纲马，差人管押至汉阳军，置驿歇泊。仍令三衙及江上诸军差人前去，就汉阳军取押；令茶马司不得依前和顾人夫牵送。约度马到汉阳军数目，预期申取朝廷指挥，下逐处差人依资次前去，庶免拥并，在彼等候，虚费批请。其赏罚，以地里远近别行参照，比折轻重拟立。茶马司收买武骑毅士、神劲左右两军二十六纲并额外措置买马，系本司差牵送外，所有文州岁额马三十六纲，合赴荆南，止令茶马就便交纳。其江州一十纲，依今降指挥，就汉阳军马监歇泊，江州诸军差人取押。 ”

川陕纲马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呢？懒得打字了，直接抄书吧~！

（这些纲马南下运输，死亡很多，这里不详细展开了。）

“臣尝亲至其地，见马监之前，有所谓孳生监者，乃鄂州大军昔日所创，方其盛时，马之蕃息，可以足军中之用，今监皆颓败，不复有马矣！”

现在明白为什么鄂州入元之后喧宾夺主成为首府了吧？

其实很简单，自岳飞来汉之后，鄂州虽然理论上不是，但是事实上的荆湖北路的首府。

驻军、物流枢纽、物资集散点，马场（汉阳监）均在此处。

粗略写一点，回头补充史料加强。

我先簡單的回答一下問題，若以後有時間了再整個講講補一些內容。
首先是要注意是古今同名地區發展上的差異。

荊州的經濟行政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沙市，而非傳統上所說的荊州城，因為荊州城在陸上，而沙市在長江岸邊，利於商貿發展，這是明清以後商貿與經濟結構變化的重大體現。《馬關條約》以後沙市開埠，逐漸成為了荊州府下一個重要的商業口岸。1970年由荊州專區改設的荊州地區，下轄的行政單位中，只有沙市是市，其餘12個都是縣，後來撤地區改市為荊沙市，到如今為荊州市，沙市區的經濟始終在荊州區之上。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了武漢，原本漢口只是漢陽府漢陽縣下的一塊地，是由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後隔開了漢陽和漢口，從此就有了漢口鎮，漢陽城的位置也尷尬的變成了「漢陰」。明中期以後漢口借著合流交匯處成為「天下四聚」之一，漢口開埠以後還有各國租界，成為列強的貨物集散中心，並且借此條件自1861年開埠直到1900年代，經濟上已然超越了武昌，更超越了沙市、荊州，被洋人稱為東方芝加哥。武漢的首次出現就是1927年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合併武昌和漢口而為武漢，所以武漢並不是三鎮的合稱，而是武昌和漢口的合稱。現在漢口的核心地區江漢區仍是武漢最發達的縣級行政區，人均gdp僅次武漢的工業中心漢陽區。

所以說所謂近現代荊州與武漢的比較，本質上並不是荊州和武昌的比較，而是沙市與漢口的比較。漢口無疑要比沙市要強得多了，無論從地理、經濟、文化方面。長江湖北段，通商口岸有漢口、沙市、宜昌，夾在中間的還有岳州（岳陽）。其中岳州和漢口是河流交會點，但岳州不屬於湖北，沙市和宜昌地理條件並沒有本質區別。所以說漢口是明代成化形成現在的情況以後無庸置疑的經濟中心，兩江交匯帶來的經濟腹地是整個湖北最大的。武昌被限制在長江以南，漢陽城在龜山以南，無法分享這一地形優勢。這就是明中期以後乃至近現代湖北城市發展的一個大概的脈絡。

說了這麼多其實都是近代。古代呢，早期城市是以軍事、行政功能為主的，所以位置一般都在軍事意義重大的地區，且因為軍事考慮，行政區劃所以多以山川形便，二級制時期就不談了，沒有可比性，從三級制建立開始。
荊州刺史部轄南陽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長沙國、零陵郡、桂陽郡。
南陽郡是不可能當首府的，太靠北了，江陵在江夏上游，又是整個南陽以南最發達且控扼入益州及東下水道，水系發達，今監利、沙市、江陵縣等地都是大澤，交通方便，又有漳水、夏水、揚水、柞溪水直入漢水，水路交通相當方便。即使當時的技術條件以陸路為主，江陵也是南陽至荊州、益州至荊州的十字路口。而今天武漢周圍的龐大水系反而尚未形成，這時候的大湖集中在今天荊州和漢陽之間，最大的是雲夢澤。而當時的江夏郡郡治則在今武漢市新洲區，位於長江北且還有一定距離。後來東吳把新洲劃歸揚州蘄春郡，江夏郡郡治遷到沙羨，又遷至武昌縣（漢代的顎縣），也就是今鄂州，地理位置更加偏僻。毫無疑問這一時期江陵是荊州的中心。





後來州不斷劃小，隋朝起實行州縣制，荊州和江夏（今武昌）各作為南郡和江夏郡首府存在。
唐代山南東道治襄州，也就是襄陽，因為其轄今河南南部、湖北中部及西北部、重慶東部及商洛，荊州則太過靠南，不利於行政中心的設立。今武漢地區則分屬淮南道和江南西道。但荊襄之間的水陸交通是隋唐直至兩宋最繁忙、最重要的南北向大通道。荊州之重要性絲毫不減，同時又有成都至荊州的水陸交通線，是實打實的水陸雙樞紐。

宋代荊湖北路治所在江陵府江陵縣。轄江陵府、鄂州（今武昌、鄂州，咸寧）、安州、復州、漢陽軍、岳州、鼎州、荊門軍、峽州、歸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其中的大城市有江陵、岳州、鄂州，而江陵地處上游，又是傳統的經濟中心，是自發達的四川東下到達的第一個大城市，又可以江陵城為中轉，仍有漕河經夏水等河道自沔陽轉入漢水直上襄陽，也可陸路直達，自然是作為首府最佳選擇。荊州、襄陽、鄂州構成的穩定的三角也抵抗了蒙古人的南下腳步。但在失去襄陽後，荊州僅有以京山荊門阻擋蒙古的軍隊，鄂州在長江南面反而變成了南方政權的戰略屏障，即使從東南北伐，鄂州同樣也是一個重要支點。可這是軍事上的現實考慮，經濟政治上荊州仍然在宋代是中心。

武昌第一次成為高級政區的治所是在蒙古人征服南宋過程中形成的。但原因並不是荊州衰落，而是跟行省的設置及區劃規劃有關。這一點要提一下所謂元代行省，與宋、與明的行政區劃的性質與意義都是完全不同的。元代的行省帶有明顯的軍事征服性質，要打哪裡，就會先設置一個行省，然後打下來的地盤歸這個行省。有時候會跟隨進軍方向遷徙。至元四年（1267年）為攻宋設立河南行省，治汴梁，十年分立荊湖、淮西兩行樞密院，撤河南行省，也就是分為兩路進攻。這一次戰爭忽必烈在荊湖戰場拿下了襄陽、荊州一帶，所以這一帶在後來1291年的行政調整中歸河南江北行省。
而湖廣行省，前身為鄂州行省（荊湖軍前行省）一開始設立於襄陽，因為主攻地區就是爭奪鄂州。此後鄂州作為這一路蒙軍南下的大本營，伯顏一路直下臨安也是從這裡開始。拿下鄂州之後荊湖蒙軍繼續向南攻下潭州（長沙），曾遷治所於潭州繼續征伐，其飛地歸州也是在這一時間拿下故屬湖廣，後來至正十五年（1365）改屬四川。荊湖這一路大軍一直打到了廣西，所以湖廣行省就統轄湖北大部、湖南、廣西、海南。治所遷回了鄂州。

韓宋龍鳳十年（1364年）置湖廣行省，朱元璋改鄂州路為武昌府，循元代繼續以武昌為湖廣行省治所，將桐柏山、大別山以南的襄陽、安陸、興國、中興（荊州）、黃州、歸州等原並不屬於湖廣的地區劃入湖廣，同時在荊州設立湖廣分省，但因為實在多餘就在吳元年給廢除了。明朝建立以後繼續沿用這個建置，算是簡單的因循舊制，後來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時候一改元代坑爹的權力集中的行省而置三司制，恢復了宋代以來建立的地方制度發展的道路。從此至漢口興起之前這一段期間，武昌作為省會是承元代征服湖廣造成的結果，雖然曾為了試圖將治所遷回荊州而設置了湖廣荊州分省（如同將開封定為北京），但最終沒有實現。
這是有一定原因的，經過宋末、元末兩次動亂，四川元氣大傷，湖北又是朱陳爭奪南方統治權的戰場，還需要從湖廣召集民眾填補四川，全國上下都在努力恢復生產，遷治所的事情自然就擱置了。而且，荊州水系也隨著這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生態環境的變化而衰退，水系便利與武漢地區也沒有那麼壓倒性的優勢了。其次，四川至湖廣一線的商貿相對沉寂，這一段水道自然也就不那麼重要了，荊州的商業活動以荊州下游的長江水道完全可以滿足，從武昌出發也可以從漢水上襄陽，自然荊州城作為水陸樞紐的作用大打折扣，地位隨之相對滑落。曾經在中古時期最繁忙的幹線襄荊道水陸並通的交通道路一下子地位下降。此前襄荊道的重要性可參考嚴耕望先生的著述《唐代交通圖考》，這裡只點一下，前面也提到過。
成化之後漢口形成並逐漸繁華，成為四大名鎮之一（漢口鎮、朱仙鎮、佛山鎮、景德鎮）隱有湖廣經濟中心的趨勢，並在清代前中期成為天下四聚之一（漢口、佛山、蘇州、北京），這樣一來治所就更無遷徙之必要了。同時自神宗時期兩湖開始分立（分置湖廣巡撫駐武昌、偏沅巡撫駐沅州），湖北地區的首府也再無控扼岳州之必要（其實還是有的，但在三司制下必要性降低，荊州三衛足以），荊州再無重新成為首府的可能
但這不代表這一時期荊州不重要。康熙平三藩之後廣泛建立了駐防八旗制度，湖廣地區的駐防八旗便進駐荊州，劃荊州府東半城為駐防城（滿城）設荊州將軍，與湖廣總督一同掌握湖廣軍政大權。而且荊州將軍也可升任湖廣總督，荊州是湖廣地區的第二中心，也並不輸武昌一籌，畢竟武昌也並未領有漢口。
可是荊州在明清以後最大的尷尬是，水系萎縮造成蓄洪能力降低，荊州自明代起就出現了多次水患，到了清代乾隆年間，地勢較高的滿城的北城牆便被洪水沖垮，漢城則江水倒灌，現在去荊州還是能看到修復後的荊州城仍舊在滿城東北面缺了一塊。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本朝，造成了近現代鐵路和一些工業企業都與荊州無緣。
之後的事情便是開埠之後漢口與沙市的崛起了，這在前面已有簡單論述。

總而言之，荊州首府地位的喪失，一開始只是蒙古人造成的一個偶然，但由於漢水改道，這個偶然就轉變為必然了，隨著漢口的崛起，襄荊道的衰落，荊州的永遠失去了作為首府的可能，但荊州的重要性也並未降低。進入近代以後荊州城衰落，沙市崛起，實際上現在的荊州市是由沙市兼併荊州而來的荊沙市，只是改名成了荊州市。到了工業社會以後，荊州沒有鐵路，加速了荊州地區的衰落，襄陽、宜昌、鄂州的發展也蓋過了荊州。而武漢成為了水路、陸路、鐵路、航空的樞紐，奠定了武漢在湖北省內不可動搖的地位。

好久不来社区，泻药。

可以说，秦汉以后，荆州很难再成为湖北的中心。
在今天湖北的省域范围内，有三个战略支点。顾祖禹曾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就全国而言，湖北最重要的支点在襄阳，就半壁江山而言，湖北的支点在武昌，就湖北而言，其支点才在荆州。
然而，秦汉以后，今天的湖北被纳入到整个“中国”的范围，因此，只能全国、全局的角度来看湖北。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熟悉的，汉至三国，襄阳最重要。襄阳是当时中国核心进入南方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南船北马，北引南联，其交通及区位优势让其地位突出。
而自北方中国核心区南下，固然可以顺汉水南下也固然可以走汉水干流以西山前平原南下，直至江陵；但不能否认的是，自襄阳向东，走随枣走廊，再由涢水东南至汉口，也是极重要的交通线。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商代盘龙城为崛起的重要原因。
尤其要指出的是，三国以后，长江下游地区得到开发，唐中期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江浙一带成为中国最富庶发达的地区，这就突出了武汉的重要性。
为什么？
自南北朝起，由于南北分裂，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移至南京。要在军事上保卫南京，必保长江下游；要保长江下游，必保中游，即所谓“保扬必保荆”，如果武昌一失，敌方顺江东下，则势如破竹；此亦为众多历史事实所证明。
因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自孙权始，就来争夺湖北，是为了自己大本营的安全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宋以后，中国经济中心东移南迁已成定局。更由于，自唐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也东移。
这就直接造成中国南北交通网线整体向东移。
其后果就是，襄阳的交通优势逐步丧失，以前首都在西安或洛阳，襄阳是纵向交通线的节点。再往后，首都转向开封、北京、南京，自北向南的交通线，在湖北，就舍南襄盆地而拉直走义阳三关，即近代芦汉铁路那条钱，于是武汉更为要冲之地。
交通兴，则城市兴，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从交通而言。
再从政治上来谈。

武汉之崛起，其实始于三国时期，为什么？以其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龟山周边的马骑城、却月城就是军事据点，隔江的夏口城也是如此；所谓“黄鹤楼”最初不过是军事瞭望台而已。
进入南朝，保下游必保上游更加明显，于是置郢州于武昌；至唐，设武昌军节度使；至宋，鄂州城乃荆湖北路的中心，岳飞的大本营即在武昌。元以后，中国施行行省制，湖广行省的中心也一直在武汉。
近代无论近代工业也好，近代交通也好，租界也好，都是集中在武汉的。

因此，自唐宋以降，荆州在湖北，就屈居老三了。

为什么？第一，交通；第二，政治；第三，军事；第四，水患。长江在江陵江段可是威胁过江陵城的~~~

而1949年以后，荆州好久没有铁路吧？襄阳是铁路枢纽，也比不过黄石——现在的黄石什么样不论，连宜昌都成湖北的新兴中心了。
荆州地位越来越堪忧。
第一，在湖北，武汉一枝独秀，虹吸作用强大，非常不利于湖北各地的均衡发展。这是弊端！
第二，副省域中心，大力扶持的是襄阳和宜昌。

如此，
荆州这个“豆腐腰”，能硬起来吗？
希望荆州越来越好~~~~~~

挂一漏万，诸位看官勿踩。。。。。。

你不能怪荆州，因为近代华中地区基本没有城市可以匹配武汉

襄阳抱怨了么？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里有一段模拟的主客问答，很有意思：

客曰：“予闻之，武昌，水要也；荆州，路要也；襄阳，险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优劣视欤！”
余曰：……（这一段主要是讲襄阳胜于武昌和荆州，与主题关系不大，故从略。）
客曰：“然则国家省会之设，何以不于襄阳，而于武昌？”
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迹，未究其本耳！汉都长安，而荆州首列南郡；晋都洛阳，荆州先治襄阳，平吴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长安，而十道之设，山南道则治荆州。开元改置，则山南东道治襄阳。宋都汴梁，分湖南北为两路，治江陵、长沙，后复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阳。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东南，武昌不得不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东南最远。当伯颜之破襄、郢而东也，宋人举国以争鄂州矣。伯颜于是多方以图之，既得鄂州，周览山川，以为江南要地，亟请城之，为规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伪汉逋逃，据为窟穴，太祖克之，仍为司治。盖既已定鼎金陵，当混一之时，而未忘东南之虑。从金陵而论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缓亟，骏奔不难’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宪是遵，又何改焉？所谓因已然之迹，而未究其本者，此也。”

顾祖禹特别推重襄阳，但上引最后一段已经把武昌何以为湖广首府说得很明白。
至于荆州的地位，范祖禹也有论述：

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
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

我们再看看，对于武昌府，顾祖禹是怎么评价的呢？

府扼束江汉，襟带吴楚。

对于荆州，顾祖禹是当做整个湖广的中心来看待。巴夔者，三峡也；襄汉者，襄阳也；襟带江湖者，水师往来江上，控扼洞庭，为湖南之锁钥也；指臂吴粤，沿江东去则可向江南，折而南下则可入交广也。说得很热闹，但不出湖广本地的范畴。反观武昌，”扼束江汉“，已足为全鄂之要地；”襟带吴楚“，更显据东南之咽喉。孰轻孰重，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