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题目点名了是“外国人”发现的问题，那么应当以外国人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读完了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我将他在中国游历时（绝大多数场景发生在2001年）看到的感想整理如下：
1、 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2、 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3、 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第77题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A）从左侧超车。B）从右侧超车。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4、 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
5、 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
6、 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7、 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8、 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
1.
（婚礼）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
2.
（在儿童医院，）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
3.
（餐桌上）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4.
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5.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6.
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啤酒呢？”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212题行车前，驾驶员：A）可以少量饮酒。B）不能喝酒。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你可以喝一点点嘛！”“抱歉，我真不能喝。”“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大概二十年前。”“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
7.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8.
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1.
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2.
“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
3.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4.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5.
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6.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一百零五元。”“一百元。”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1、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2、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
3、 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4、 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
5、 ……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6、 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
7、 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
8、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Embrace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山间植树种草农业蒸蒸日上修房造屋养羊建设秀丽山川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9、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1.
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
2.
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
3.
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谁？”“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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