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风物纪事——我家早期的左邻右舍及其它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发现我读书的兴趣比一般人浓厚，于是打算像当年我的父亲五岁入学一样，让我也早一点入学接受教育。母亲在跟托儿所商量的时候，托儿所也没有异议：这小子的确是喜欢看书，干脆让他早一年入学读书去吧，于是托儿所就提前给我办了离托的手续。那一年我六岁。
我要入学的学校在我家附近，是一所崇文区教育区主管的平民学校，北京市崇文区东八角小学，从家里步行十来分钟的路程。这所小学当时拒绝了我的入学要求，说北京市小学一律必须满七岁才能入学。而北京市又没有我们湖北乡下那样我父亲五岁就可以入学的私塾，于是我就被耽误了，成为了居家一年无学可上的“社会少年”。
但居家一年，时间却没有浪费，书没少读，家里有几个木茶叶箱存放的藏书，我经常不拘内容，随便翻出一本来读，读完再换一本。第二年东八角小学再开学的时候，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姓李，教室是一座破庙。一入学，我就被指定为班长，上课喊个“起立”，放学了组织个“集体回家”什么的。
可能是这个小学的教学质量差吧？二年级，我被转学母亲机关大楼西边、市政府子弟可以住校的北京小学。
在家闲居一年的时间，也成为我了解身边社会的最好时机。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家这一时期住在东珠市口三里河35号院的时候，我们家“左邻右舍”和对门的几户人家中，有三户人家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第一户是马路对面正对着我家门楣的“莫裁缝”家，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北京小老头夫妇。因为与我母亲“同姓”，所以印象最深。那时北京不兴买成衣穿，我家老老小小一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都是自己去商店买回各种布料后，到对门这户莫裁缝家现量体制作。
我母亲原本不姓莫，姓刘， 1945年在南京商务印书馆当校对时参加革命，当时以常散步的那条南京莫愁湖畔的长堤为名，取名“莫堤”。南京城那么多优雅去处，山有钟山，湖有玄武湖，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母亲唯独喜欢这个不起眼的莫愁湖。

南京的莫愁湖很好找，每次去南京我都要浏览一番，想象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以后曾两次去南京，都专程走访了这个地方，回到北京后，母亲也仔细询问了这些地方。多少次，我发现母亲欲言又止，我知趣地没有追问，因为我知道，就像我父亲也有自己的个人秘密一样，我母亲也有专属于她自己的个人故事。
当然莫裁缝不知道这段历史，他听说我母亲姓莫，立刻就拉起了本家亲戚关系，我母亲刺了他一句：“我本不姓莫”，于是他知趣地闭住了嘴，从此再不多言。莫裁缝家有一扇直对着街道的大玻璃窗，每天看见遮掩大玻璃窗的布帘被拉开了，就知道莫裁缝开始营业了。
由于这扇大玻璃窗，莫裁缝用于营业的这间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十分明亮。正对着玻璃窗的是一张用于裁剪布匹的大木案子，屋子最里面有两台脚踏缝纫机，冬天在屋子的正中间有一个炉火正旺的煤球炉子。莫裁缝夫妇的分工，莫裁缝裁剪，太太用缝纫机缝制。
你可以想象，时值冬日，祖母领着我，我提着要缝制的布匹衣物，来到街道（当年兴叫“马路”）对面的莫裁缝家。在我家与莫裁缝家中间的小马路上，原本是一条有轨电车道，每次“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门前经过，在我家的院子里也能听得真真的。
有一年，大批的工人蜂拥而至，把电车轨道挖了出来，在地下埋上水泥管道，改成了地面街道。这条街道走23路公交汽车，一走几十年。汽车的车速明显高于有轨电车，这对我缠过足的祖母是个威胁，从此就由我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跟随她一起过马路，有个照应。
莫裁缝家住的是大杂院，他住在一进大门过道往东拐的第一间屋子里。虽是冬日，屋子里永远是明亮且暖洋洋的，祖母有一搭无一搭地同莫裁缝的老婆小声说话，莫裁缝在案子前闷头不语地干活，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百无聊赖、在老人的闲言碎语中昏昏欲睡。
我们家熟悉的第二户人家，住在我家的斜对面、莫裁缝家东边的那个大杂院。这户人家姓张，孩子大我五六岁左右，叫张振中。我母亲印象最深的，是每当我母亲讲话的时候，在听她讲话的一帮左邻右舍的孩子中间，张振中一直用“极度崇敬”的目光仔细听我母亲讲话。
张振中的父母都是大字识不得几个的工人，与我家素无往来。当时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张振中，可能除了小学老师，我母亲是他最早接触的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吧？张振中作为劳动家庭的孩子，每次到我家来，是仅次于保姆的干家务活最主动的一个人。我母亲对他也赞不绝口，夸他懂事。
当然熟了，就难免出错。我父亲有一个小黑皮箱子，里面是我父亲战争年间获得的许多枚奖章，这可都是拿命换来的。有一次张振中在我们家玩，在储藏室里发现了这只小黑皮箱，他好奇地打开皮箱，把一枚奖章、好像是制作精美的华北解放纪念章别在了自己身上，临走时忘了取下来（也可能是有意的），就带走了。

全称“华北解放纪念”奖章

察哈尔人民政府1952年颁布的奖章

1951察哈尔省北区专员公署奖章

这一枚制作数量最少，现存世更少

第二天上午我祖父发现后，大发雷霆，非让我堵在张家的大门口，讨要回来。那一天大雨磅礴，中午放学时，冒着大雨飞跑回家的张振中在大门洞里被我截到了，把这枚奖章要了回来。
这些奖章后来都被我祖父保管了起来，带回了乡下吧？我后来再没有见到过。
讲完斜对面的“左邻”，再讲“右舍”。“右舍”是我们家熟悉、而且来往较多的第三户人家。紧连着我们家大门西面的那个大院子，这也是一个住了很多户人家的大杂院。进大门往东的南墙住有一户两口子，都是小学教员的家庭，是难得的能与我们家说得上话的人家。这户小学教员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子，叫邓维体，与我的年龄相仿，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家小学教员对我母亲介绍，说他在解放前小学校不景气的时候，曾有过一个谋生的职业，“房屋经纪人”，或者叫“房屋买卖中人”。因为小学教员的薪金常被拖欠，有时候发下来，也只有“几折”，一般多为三折。为了全家人活命，于是他兼干房屋买卖的牵线人。
我母亲曾说过，看这户人家是不是“老北京人”，就是看他的家庭中“有没有老人一起同住”。这户“邓家”只有夫妻两口子与孩子一起住，很可能老人被留在了外地的老家，只有他们两口子来到了北京。
母亲说，当时，那位邓姓小学教员来到我家住的公家的小院，四外转了一圈说：这种家居小四合院，地势垫得较高，大门口高台阶，不怕水侵，是模仿标准四合院建起来的，正常的房价在八百到一千大洋。卖得好也可以卖到一千五六；如果在48年或49年初买的话，两三百元就可以买下。

我们家居住的是这种，典型崇文地区“奴欺主”型（即厢房遮挡正房梢间）狭长小院

北京历史上房价最低的时候，当属1948年到1949年那段日子，前后一年多时间。那时候共产党军队围城，风传进城后一律实行“共产”，没收私人房产。1948年，特别是中秋以后，随着解放军围城日紧，北平城里的很多人已撤离。许多祖辈居住在北京的老家庭都随南迁的人流离开了，有的去了广州、香港，有的干脆直接去了台湾，如溥心畬先生就去了台湾，张大千先生也离开了大陆。
临走之前，这些有房产的老北京人开始大降价出售自己的房产，这景象比1937年的老北京人逃离日本鬼子更为紧张。
1948年底，城内的气氛更加紧张了。为了加强城防，巡警阁子奉命在北平的各商家店铺召集18岁以上的青年店员参加守城集训。于是大批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店员被征去参加集训。集训地就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操场上。去了一周左右，就不了了之了。不久之后，就听说和谈了，不打仗了。这段时间，城里的生活还算平稳，小贩还能进城送菜，街上也看不到什么兵，只是时常能听到炮声。前一时间疯狂抛售的房价也开始企稳。
1949年初共产党军队进城之后，很多有稿费收入的文化人用很低的价钱就为自己购置了房产。
我听说的，在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南池子、北池子，南长街、北长街，1949年初两三百元就可以买到一座不大合规则的平民小院。北京的院落统称“四合院”，但绝大多数院落都不是“四合院”，只是在三面、甚至两面有居住房，其它都是院墙。
我们家在三里河时居住的院子可以称作“简易四合院”，但以后搬到王府井南观场二条25号院，就实际上只有北房和西房的两面拐角五间木地板房可以住人。另两面，南面是高墙；东面是厨房和杂物间，都是水泥地面，无法住人。
另外，房间的大小、质量、所在的地段也影响房屋的销售价钱。老北京有“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烂崇文”一说，所以同等质量和数量的房子，东西城的房价要高于宣武崇文的房价。
那些很多的“平民四合院”其实都是不合四合院规制的不规则图形，这些混杂在贫民区的“院落”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而真正的“四合院”无论正房、厢房、耳房都必须“中规中矩”，而且都是大瓦房。这种大瓦房最忌讳的是有人上房，因为房瓦一踩松了，下雨就要漏水。穷人家住的小院子都是“灰顶房”，用石灰、麻刀抹砌成的，跟“大瓦房”不一个档次，所以真正的“四合院”可以卖到几千、上万元。
我举个人所皆知的事例，鲁迅先生。鲁迅在北京买过两次房。第一次买房是在1919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装修款，花了3675块大洋。第二次买房是在1924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出来，去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改造费，花了800块大洋。
谁都知道，钱是会有贬值或升值的，我们可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1919年、1924年北京的米价每百斤平均价格分别为5.35元和7.94元。折合成房价，八道湾房产约值7万斤米，西三条四合院房价约值1万2千500斤米，房价相差了约六倍。后来阜成门内西三条的房子以“鲁迅故居”而闻名，俺家老爹和俺后来都专程去参观过。
正因为自共产党在北平改朝换代，一大批祖辈居住在老北京的人家“以跳水价”低价抛售了自己的房产，然后随国民党军一起南撤，最后定居在海岛台湾。这些昔日的老北京人作为有地位的有产者，国共内战时坚定站在国民党军队一边，此时抛弃家产、背井离乡跑到了台湾，当然对共产党军队充满了恨意。
北京一位专门研究老北京历史的社会学者定宜庄到台湾采访的时候，这些定居在台湾的昔日老北京人，还拿出自己编排“意淫”了几十年的段子，极力糟改恨之入骨的解放军，讲给定宜庄听。
1948年出生在北平的定宜庄，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解放军进北平的时候只有两岁，就跟1937年日本军队进北平的时候张北海只有两岁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张北海写北京，是根据自己小时候父母、哥哥姐姐们的讲述，来了解昔日的老北平的。而这位一直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定宜庄研究员很有意思，她把这些台湾的老北京人极力摸黑共产党军队的段子都当成了真的，原封不动转载了过来。
我之所以把这些段子看作是“意淫”的作品，是因为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定宜庄拿出的主要事例有两件，一件是解放军战士在厕所的抽水马桶里“淘米”准备做饭，结果一拉水箱米被冲跑了，又扯着房东让人家赔米。另一件是武装的解放军进入住户家中，一开门看见大镜子中的人影，急忙去掏枪，以为对面有武装人员。
台湾是岛国，地方很小，见世面也很小，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于是编排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传闻，比如中国大陆人不认得“泡面”，吃不起茶鸡蛋，甚至吃不起榨菜，这都属于很低水平的流言，只能博得一笑，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如果你一个大陆的学者把这些流言当成了真的历史事实，你这个学者的水平，就大有疑问。
其实，只要不是对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的解放军抱有刻骨仇恨和政治偏见的人，都能够看得出“马桶里淘米”和“对镜子掏枪”是编排出来的假新闻，实际上跟大陆人不认得“泡面”，吃不起茶鸡蛋，甚至吃不起榨菜一样，真实的价值极低。这些假新闻之假到极点，连那位一向坚决反共的台湾女作家龙某某都弃之不用，反倒是大陆学者拾人牙慧。
最后再回到最初的话题，1948-1949年的北平房价大跌，到底谁是真正的受益者？说明白了，是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新时代主人，即共产党和靠拢到共产党一边的有产者们。
冯基平是较早对经济有些头脑的共产党领导人。1946年国共内战打响之前，冯基平作为晋察冀社会部平津情报总站站长，在北平买过几处独立房产，用作极为隐秘的隐蔽地点和电台地点。1948年解放军逐步围困北平之后，北平房价大跌，冯基平得最成功的一次“买卖”，就是据说用很低的价钱，买下东城的那王府，用作先遣人员的潜入藏身之处。

那王府今天还存在，被开辟成了旅游胜地

当时，傅作义态度暧昧，不战不和，对共产党先期潜入的准军事人员早已得知，但睁一眼闭一眼，不作理会——反正你们早晚都会进来。但北平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对那王府的用途和地下人员的先期潜入也早已得知，其实当时北平城里的人都已确信解放军进城是注定的事，大势所趋，这些当特务的，只能每晚在那王府附近鸣枪，搞点动静。
枪声一响，那王府里面的人们端枪冲出来，周围已不见人影，直到解放军进城后这笔账才得到清算。解放后，这座用公款低价购进的那王府产权始终归公家所有，曾有过几个用途：用作公安干部、主要是中层干部的宿舍使用；六十年代一批战犯得到特赦被释放后，也被集中安置到这里居住；李宗仁归国后也曾被安置居住在这里。
至于一般的共产党军政干部，因为当时普遍实行干部供给制，个个穷得叮当作响，在街上连顿饭都吃不起，无论多晚，也要赶回来在部队的食堂吃饭，哪里有什么多余的钱来买房。我曾介绍过原二十九军将领过之翰在毛家湾的房产，1950年3月中旬得知国家副主席高岗要买住宅，毛家湾8号的房价为两千疋“大五幅”白布，按当时官价每疋二十六万元，共计五亿二千万元（旧人民币），约合新币五万两千元卖给高岗。
以后得知，高岗工作在沈阳，这里是他来京的临时住处，所以未大修，只是添些新家具。时隔不久，林彪也调到北京，没有住所。高岗与林彪的私交甚好，高岗常回东北，高岗在北京的西交民巷还有一处房子，于是就把毛家湾这处房子让给了林彪。
2020-7-26 周日晨 6点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