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剖析！罗煜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如何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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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罗煜、徐中豪。罗煜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货币金融系副主任，本文刊于《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13期，原标题为《新冠肺炎疫情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问题和基本原则》。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在短期内集中暴露，应借此契机思考如何以长期战略定力看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回答好四个基础性问题，即制度差异问题，经济基础问题，开放程度问题和功能定位问题。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即金融中心建设必须首先服务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相对快速增长，把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作为主要任务，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200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上海在2020年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今年已到收官之年。十余年来，上海的金融市场日益完善，金融机构逐步积聚，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持续优化，风控机制和监管体系更加清晰。上海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阵地，实现了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过去十年间在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不断攀升。然而，在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一段时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等诸多消极因素已经抬高了产业链合作壁垒，疫情更刺激了一些西方国家回流重构产业链，甚至与中国“脱钩”的思维，国家间贸易依存度在疫情后存在降低的可能。主要国际货币间的竞争也在加剧，无底线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政策将扩大美元等传统国际货币在全球流动性中的份额，阻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而影响上海以人民币资产配置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虽然这些短期因素十分复杂，但我国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对充足的。可以说，这次疫情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在短期内集中暴露出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审慎评估疫情冲击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期影响，更应该借此契机反思如何以长期战略定力看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长远来看，相对于其他已经建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和开创性。要稳步实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蓝图，需要对照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与现实情况，结合上海的特殊性，兼顾短期问题的同时更加着眼于长期的基础性问题。

一、疫情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环境变化
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刺激了变化进程的加快，这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外部来看，一是国际贸易投资环境更为恶劣。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过去几年我国已经面临与美国贸易摩擦、与欧盟“市场经济地位”争端等问题，全球贸易产业链受到一些国家的政策阻碍。自新冠疫情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对抗思维更加凸显，在我国不断深化对外资开放程度的同时，其却借口国家安全等理由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和投资进行调查、制裁，或是威胁将某些产品的关键零部件对中国断供等，使得国际间贸易和投资面临更高风险和更烦琐的流程，未来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因此更加谨慎，上海对于外资投资和航运贸易的吸纳可能受到影响。二是逆全球化的加剧和多边主义的衰弱。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和退出诸多国际组织的行为体现了本国保护主义和对国际多边协调机制的破坏，加之疫情的发生使得更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国家边界的作用，以及对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措施，世界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进一步走向逆全球化。三是疫情使我国面临被一些西方国家“脱钩”的风险。疫情使一些曾经高度依赖全球产业链的国家暴露出紧急突发事件下国内生产能力的较大风险，从而促使其重新审视国内产业链的回流重构，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使得后疫情时代国家间产业依存度有降低的可能。对于我国而言，疫情使得我国贸易伙伴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如表1所示，今年上半年东盟代替欧盟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商品进出口对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间的产业链重构。四是市场波动加剧和发达经济体经济指标的严重下滑。受疫情发展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到，过去数年内相对稳定的美国股市指数在今年3月出现四次熔断，vix恐慌指数大幅攀升。此外，石油价格在年初大幅下跌，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也出现大幅波动，市场的大幅波动提升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多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已经连续十余周超过100万人，疫情使经济重启难以展开，也将推迟国际经济重回正轨。五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际货币的竞争。为刺激经济的重振和防止市场流动性枯竭，美国的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与近期欧盟、日本等多个经济体展开的救市计划使市场流动性大幅增加，而我国为保持市场稳定采取的货币政策仍然是相对稳健适度的，这有可能使得美元、欧元、日元等传统国际货币在市场中以低成本占据更高份额，从而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产生消极影响。六是资本市场政策使中国企业在上市地点选择上出现明显变化。今年以来，受美国对中概股审查力度提高的影响，加之国内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有效推进，更多的国内高新技术企业开始转道国内市场推进上市，而上交所正拥有科创板这一重要市场，预计将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者进入上海市场以分享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红利，高新技术企业的优质资产和发展前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高效和富有吸引力的资本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从内部来看，一是今年我国经济增速较大幅度下降难以避免。我国虽然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控制了国内疫情并启动了恢复经济的措施，但受外贸和国内消费恢复速度的影响，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增长速度想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仍需时日，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如表2所示，从IMF于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来看，我国GDP在今年所受冲击难以忽视，但作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能够相对的保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顺利进行。
二是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进一步优化，在疫情造成与多国外贸系统性疲软的背景下，需要利用我国市场优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而金融中心建设既能通过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又能提供工作岗位辅助稳定就业，还能促进配套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这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不同产业受到的结构性冲击差异较大。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受疫情直接冲击尤为明显，疫情造成的生产资料和资本供给下降、消费市场缺乏又间接影响到机电、半导体等行业的发展。而在疫情后的经济刺激中，考虑高技术行业长期受到国外“掐脖子”的现象，国家将对技术创新和新基建提供更多支持，这使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在运用金融工具兼顾各行业的同时需要一定程度上有所侧重。四是金融业面临未来的坏账率上升等潜在风险。疫情后为支持信用资质和现金流都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宏观杠杆率有一定上升，考虑到全球经济若不能及时复苏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加剧这些企业的复工率和现金流不稳健，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业在未来可能需要承担更大风险。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既要审慎评估疫情冲击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期影响，更应该借此契机反思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性问题。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无法回避以下四个基础性问题，回答好这几个问题，我们才能明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属性和中国特色。第一，制度差异问题。纵观现有的几大国际金融中心，皆为美国主导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的全球中心城市。一方面，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与在经济金融领域占据话语权优势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差异巨大。另一方面，自中美贸易摩擦开端，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持续处于较为紧张的状态，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呈现加强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美国为推卸疫情责任而人为制造两国矛盾，且出台了技术封锁、提高中国企业赴美上市门槛等一系列政策，加剧了金融和贸易领域未来合作的不确定性，当前两国的冲突甚至有从经济、科技向政治、外交等领域蔓延的趋势。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任重道远，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在2019年的统计，美元在所有货币交易中占比达88%，而人民币占比仅为4.3%，居第八位。在尚未本质性突破美国对当前世界经济体系主导权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如何建设一个不完全依赖美元体系的世界级金融中心，且让其良好地融入当今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第二，经济基础问题。历数当今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全部位于发达经济体中。2019年，我国的GDP总量虽已达99.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人均仅7.1万元（约合1万美元），依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准，在金融体系成熟度、社会服务水平、风险管理能力、定价话语权等诸多方面较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政策话语权、资本流动便利性和储备货币垄断性等方面更是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当然，中国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上已经有了长久的准备，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作为一个后发的新兴经济体，我国应该如何在既有条件下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按照什么模式去设计?第三，开放程度问题。无论从已有的理论层面分析还是基于过去的国际实践经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资本自由流动，在一个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先例。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且并无明确的时间路线图，境外投资者仍然需要通过QFII或是陆港通这些过渡性安排投资我国金融资产。QFII方面，尽管2019年9月外管局已经取消了其投资额度限制，但考虑到附带的严苛准入审批和使用上相对的不便性，其额度限制取消前3000亿美元额度仅使用约38%。而陆港通方面，虽然没有准入审批，但仅能用于投资股票市场且投资标的存在一定限制。综合来看，在当前资本项目管理框架下的资本仍处于有限流动状态。考虑日本等国资本账户开放历程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短期内激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可能性不大。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上海一定会建成一个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在建设过程中，要始终面对金融开放和风险防控二者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后，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中国仍然维持着正利率，这必将加剧国际投资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诱发金融风险。那么，我国当前又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在未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资本流动受到一定管控的情况下在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又该如何扩大金融开放程度?第四，功能定位问题。由于金融全时空交易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所处经度的不同，各国际金融中心有着辐射区域的差异性划分，由此产生的真正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基本就是纽约和伦敦。面对亚太地区这一时空条件下的金融需求，目前已有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立法、税收、政策等优惠条件，作为纽约和伦敦的市场延伸存在，亚洲已经没有再建设一个美元中心的必要性。在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问题上，如何处理其与东亚地区多个近似经度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上海作为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的独特之处?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应当意识到，上述四个基础性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并非一个孤立的经济事件，其背后的基本支撑面在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所带来的庞大市场和巨大商机，这是全球任何资本都垂涎并试图争取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我国市场所取得的巨大回报，所分享的改革开放红利，不仅激励了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持续布局和加码，也证明了在经济利益面前，资本能够并不特别在意甚至可以说摒弃基本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可预见的良好前景，特别是疫情的迅速控制以及之后经济较快恢复所展示的中国经济的韧劲，我国金融市场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将愈发增强，只要能够守住经济向好这一基本盘，资本就有持续进入上海金融中心的动力。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项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长期稳定和相对快速增长，中国的庞大市场必须保持对国际资本足够的吸引力。金融的基本作用在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所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上海金融市场要把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作为本源，疏通资金聚集和运用到实体经济中的渠道，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前做好中国的金融中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内外需市场、工业门类体系、产业链聚集度、产业工人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将长期保障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虽然并非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具有特殊性，既具备高效的治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教育和服务水平等软实力，也具备全球治理体系中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硬实力，为金融服务业发展提供的土壤非一般发展中国家可同日而语。
在未来，上海的金融更要注重服务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与科创中心建设联动，通过支持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技术的升级，保障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科研发展，服务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链布局，推动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等途径，在后疫情时期面对产业回流、外需下降等可能压力时，使我国经济形成相对竞争优势。有理由相信，基本制度的差异、发展水平的差异、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因素只会构成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不会形成绝对的阻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国际资本增大对我国金融资产投资的现状表明，其在面对有潜力的未来投资收益时，会具备充足动力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寻求机会。第二项原则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是以打造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中心为核心工作的，把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作为主要任务，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对于债券、贵金属、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大局和我国经济长远发展。上海的定位并非美国主导的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简单延伸，而是实现人民币资产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需要上海对内培育一批富有竞争力的本土金融机构，加强人民币产品、业务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对外在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优化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目的人民币使用制度基础上，切实采取措施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参与股票、债券、信贷、银行间市场的深度，以合理的收益、便利的使用和高效的流动增强海外投资者投资乃至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并在人民币主导下通过“沪伦通”、“沪港通”、跨境ETF等项目面向全球配置资源。价格发现功能的实现需要形成人民币计价的“上海价格”通过实物资产的“上海金&#39;、“上海油”金融资产的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CFETS指数等期现市场价格，作为各类金融资产的定价基础，纳入投机者、原料商、下游企业组成的整条价值产业链，突出在岸市场在人民币全球循环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风险管理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市场主体为全球参与者提供诸如风险定价、衍生品、保险等更多元的风险管理工具，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监管部门以更高效的机制和更充分的沟通，实现对风险的预先评估和对宏观目标的有效调节。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建设辐射全球的金融网络体系的机遇，上海需要协调好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美元中心的关系，为“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多层次金融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以丰富的金融产品推动人民币在沿线贸易结算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反哺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英镑和美元曾经依次作为最广泛的贸易结算货币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得到广泛认同是构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良好契机，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预计也将助力上海提供更国际化的金融服务。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既要遵循国际金融中心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吸收借鉴国际通行规则，更要注重发挥中国的主体性，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找准上海自身的定位，把中国特色和国际规则有机结合在一起。第三项原则是要通过市场化方式推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提供顶层制度设计和基础设施保障，是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建设。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应当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非完全依靠政府的意志来推动。在市场层面，要发挥出金融市场的能动性，通过鼓励、引导市场主体的参与和创新，进一步提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品类丰富度，并完善配套的资源、人力等要素市场。同时，紧跟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优化市场信息披露渠道、创新风控模式、疏通退市机制、提高违法惩戒成本，使发行条件优化精简落到实处，让金融市场有效对接各类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在机构层面，要让金融机构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生力军，对本土，要着力于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诸如头部券商、银行、保险、资管、基金公司，以及相配套的评级、系统开发、法律服务等机构，甚至可以通过并购等方式构建全球性的金融控股集团，促进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市场化，提高服务于全球市场和客户的效率，使这些全球化的机构能够增加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配置能力；对境外，要吸引一批全球领先的跨国机构进入上海，以引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通过增强竞争来促进金融中心的发展。在政府层面，政策引导对后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金融中心对机构来说存在规模效益、羊群效应和沉没成本，需要政府在战略、开发、监管、基础设施配套等领域有创新的作为。一方面，要提供顶层制度的设计、引导和规划，清理制度障碍，为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发展壮大提供科学、高效的制度环境，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要保障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满足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对于基础设施日新月异的要求，整合信息和数据传输的集约化程度，加强金融市场联动，降低交易成本，让市场活动能够平稳、便利的运行。只有将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在有力的制度框架中全面提升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才能使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区域层面，积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通过金融机构跨区域协作、金融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以自身金融市场优势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相互补，以个性化金融帮助长三角跨区域企业整合运用各地区位优势增强经营竞争力，并将长三角地区互联网技术研发成果纳入金融科技发展当中。第四项原则是要以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微观机构层面，通过富有吸引力的政策和环境，促使更多的外资机构来华经营，提高上海市场中金融业务的密集度，增加跨境产品供给，特别是引入外资金融机构创新的经营理念、业务模式、产品设计和人才培养经验为内资机构提供借鉴；二是在中观层面，要运用优化外资机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部分领域外资股份比例限制等手段，拓展外资入市渠道，为其在上海市场开展业务松绑，但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三是在宏观层面，以实现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增加定价权作为长期目标，提升投融资便利化程度，这涉及外汇和资本流动管理，应当与实体经济的对外开放需求相匹配，但需要循序渐进，借鉴西方“名松实紧”的监管和风险防控的经验。综合三个不同层次的对外开放，要分步骤、有节奏、有重点地进行，充分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平衡各方利益关系，避免盲目冒进。上海具备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已经落地了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等政策，未来有望成为我国金融领域创新的“桥头堡”。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一个开放的金融市场，在封闭市场下不可能打造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认识到，通过自我隔离难以真正有效阻断金融风险，要让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经历开放带来的洗礼，中国的金融体系才能更加成熟。
四、后疫情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对策
基于上述基本原则，在后疫情时代，上海要更好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体来看应当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出发点，检视上海金融中心功能实现中的不足并寻找对策。一是要充分实现金融市场的功能，包括配置资源、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在配置资源方面，需要聚集和发展一批有重要市场影响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丰富人民币产品和工具;在价格发现方面，需要引导整条产业链参与到上海金融市场中，扩大&#39;上海价格”的影响力，争取国际资产定价权;在风险管理方面，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二是要把服务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作为根本出发点。通过改善金融供给侧，优化改革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对接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多层次需求，孵化创新型企业。要鼓励产业链金融的发展，吸引产业企业总部集聚，下沉更加精准和风险可控的服务到产业链环节中。三是支持上海的科技与创新，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一方面，深化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满足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运用科技创新推动金融业深刻变革，鼓励传统金融企业实现以往难以实现的业务模式，提供定制化服务，并培育一批具有优势的新兴本土金融科技企业。第二，加强市场化建设，通过整合金融市场，清理不合理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在金融市场层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化建设，整合金融市场，打通金融市场资源，积极推动金融市场间协调发展;合理划分金融专业领域，实施专业化、一体化的专业监管;创新推动国内外金融市场跨境深度合作与互联互通。在金融制度层面，要着力清理金融市场化过程中不合理制度，在加强制度创新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法治、会计、信用、监管等制度体系;优化交易机制，降低金融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在金融机构层面，加快培育出一批头部券商、大银行、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力，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资产中的定价权、辐射力和影响力，补齐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同时，加强配套服务机构的建设。第三，加强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优化外资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增加产品供给，增加定价权。首先要优化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拓展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在全国放宽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在条件适当时进一步为上海优化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金融机构来沪，增加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占比，但后续还需细化相关政策，使政策更具有实操性和灵活性。其次要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丰富金融产品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丰富金融市场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提供多种风险管理工具，有效对冲风险;积极发展新的金融市场形态，推进保险市场、票据市场、信托受益权转让市场等发展。最后要实现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增加定价权，通过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定价货币;增加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种类，完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培育其他国家对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使用习惯;各金融机构要与金融基础设施通力协作，满足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者的需求。第四，加强金融机构的专业化，通过市场细分，加强产品创新，尤其是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在坚持差异化导向方面，要以科技创新和金融科技为新动力，深耕细分国内外金融市场;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和主体客户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合适的商业模式，开展有针对性的产品创新，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产品、运营服务和风险管理。在加强产品创新方面，要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种类，创新服务模式，不断丰富金融市场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扩大业务范围，拓展服务区域，促进金融业务创新融合，提高专业化水平。第五，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运转效率。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充分纳入金融科技带来的产业变革之中，立足于我国在金融科技应用端的优势，发力交易和信息系统等底层技术的创新，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运用到具体场景中，深度整合和挖掘金融数据资源。创新监管思路，引入“监管沙箱”和“无异议函”等适应金融高度创新的新模式。对接长三角地区产学研基础，把握技术腹地的优势，建设成为“全球科技金融中心&#39;。信息化时代，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离不开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这就需要推动顶层的政府统一规划，中层的市场化机构参与，底层的公益机构运营协同发展。在政府的技术标准框架下，鼓励具有专门经验、技术和人才的网络技术公司深度参与研发，严格防范运营机构利用基础设施垄断性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第六，平衡好创新与管控金融风险，敢于创新，守住底线。一方面，要敢于创新，在公司治理上，推进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管理创新;在产品研发上，加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产品创新力度，发挥金融科技在产品创新中的作用;在产品推广上，谋求与互联网线上平台合作，推行电子化交易。另一方面，成熟稳重的国际金融中心，更不可忽视的是对金融风险的管控能力，要将守住底线作为前提。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公司治理，推进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建立健全公司内部风险识别、鉴定和评估体系;密切关注市场监管动向，与监管部门及时保持沟通;发掘并培养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总之，短期来看，各种消极因素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冲击有限，我国及时有效的疫情防控，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对抗逆全球化和承接海外资金的避险需求。但短期冲击给了我们不少警示，面对长期的挑战，我们更要思考最基础层面的问题，抓住历史机遇，把上海打造成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略）// 人大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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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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