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一行两会”陆家嘴发声！

6月14日上午，以“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黄埔江畔拉开序幕，来自一行两会的领导，国内外知名企业家，以及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论坛，给参会者带来了一场探讨中国金融发展的宝贵思想盛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10周年，值此节点，第十届陆家嘴论坛金融界高层云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齐聚上海，就中国金融行业改革开放、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如何完善等金融业发展最受关注的问题释放了重磅信息。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将推动更多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努力建设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资本市场

方星海提到，扩大开放是推动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证监会加大了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努力形成资本市场全面开放新格局。沪伦通大的制度安排已经就绪，操作层面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有望于年内正式推出。推动证券行业放开股比限制相关政策已经落地，目前已有3家外资机构向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材料，还有不少外资机构正在积极接洽。同时，为尽快将目前的A股纳入因子从5%提高到15%左右，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及沪深交易所已经着手研究相关新的制度与工具安排，其中包括：改革股票收盘价格产生机制、规范停复牌制度以及股指期货等工具。

方星海表示，今年以来，期货市场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步伐，原油、铁矿石期货顺利引入境外交易者，交易量和持仓量稳步提升。上海原油期货上市还不到三个月，但交易量和持仓量均已超过迪拜原油期货，稳步迈入世界前三的行列。这充分体现出了中国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我们还将推动更多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引入境外交易者，更好服务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产业升级调整和实体及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

方星海还表示，我们将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潮流，积极推动交易所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走出去”，为相关企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证监会将按照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合作交流，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将逐步放开外资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

易纲表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未来的主线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放开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支持上海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先试先行。

1. 坚持市场驱动的原则，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上海创新和试点人民币跨境业务和产品，发挥好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结算功能。

2. 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外汇管理改革，拓展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功能，推进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和可兑换；

3. 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今后将在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交易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法制和市场环境、交易的托管清算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建设，进一步发挥上海的市场功能，使上海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和市场中心；

4. 未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线是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逐步放开股比限制和业务牌照限制。鉴于上海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许多外资银行、证券、保险、投行机构在考虑未来全球布局时，都把上海作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

5. 继续引领金融科技发展方面，上海也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

同时，易纲透露，人民银行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协商，基于“几家抬”的思路，出台改善中小企业服务、增加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政策。他指出，金融业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可从3个视角来看：

一是金融机构要考虑覆盖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用不同的金融服务适应小微企业的发展；二是让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民间融资是重要补充，使得小微企业融资加权平均成本下降一些；三是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让他们更积极主动地为小微企业贷款、服务。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要及早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防止生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树立预防为主的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努力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郭树清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治理金融业内部层层嵌套、自我循环，必须充分考虑机构和市场的承受能力。

他进一步表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善于抓主要矛盾，优先处理最可能影响全局、威胁整体的问题。坚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尤其是国企和地方政府需要降低杠杆率，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郭树清说，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征程上，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领域滞后的问题，加强薄弱环节。当前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企业结构调整；二是妥善处理企业债务违约问题；三是大力推进信用建设；四是努力解决违法成本过低问题；五是合理把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六是加强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

对于金融开放，郭树清表示不必担忧金融业开放会冲击中国金融市场。他提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3%，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6%左右。事实上，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更无法想象有许多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全球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前列。

在“金融科技”监管方面，郭树清举例：”英国等国家提出了‘监管沙盒子’的概念，而我们采取的实际上类似‘监管沙房子’的框架，可能需要逐步调整优化。”

郭树清还特别提醒，消费者在参与金融活动时，要相互提醒、积极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不断变异的庞氏骗局无所遁形。“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他警示到。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金融工具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周小川指出，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口号并不是喊得很响，中国最突出。“危机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是，有些衍生产品发展得非常过度，像CDO、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产生巨大的风险。”周小川说道。
他提出，中国从2008年年底提出这个问题，到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正式写入“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也为这个观点考察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从全球来讲，中国这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不够充分，以至于最近又出现了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的、加密类的产品。

谈到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治理问题，周小川表示，今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国内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了大量的工作、改进了治理，但是还有很多未尽事项，很多未能完成的改革。

他认为，在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一是评级机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二是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三是衍生产品发展得过度，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产生巨大的风险。四是经济危机可能对新兴市场造成一些不利的冲击，这些冲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流动所造成的。五是全球金融危机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相关。六是危机和国家财政不健康有关系，由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对货币政策的依赖过度，也会加大财政风险。此外，在危机中，政府支持企业（GSE）的问题也需要妥善解决。最后一条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救助问题，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出台了一些救助措施，当时出台并不容易，争议也很大，这对中国也是有启发的。